翁達杰一直是我覺得有特殊默契，也特別喜歡的作家。他也是世界上少數幾個詩歌與小說全才之一。

初識翁達杰，是通過《英國病人》。當時印象最深的場景是印度錫克族士兵基普與加拿大護士漢娜擦出火花的那些場景。時值二戰尾聲，他們在廢棄的意大利修道院里慶祝漢娜的生日，基普在別墅外的露臺圍上了一圈用蝸牛殼做的小燈，整整四十五盞燈，四十五個從土里挖出來的蝸牛殼。土里更多的是彈殼，基普看到的卻是美麗的蝸牛殼。正像戰爭更多是破壞和邊界的固化，但作者努力要勾勒文明和自由的蕭瑟聲影。

《英國病人》劇照

后來我又愛上了他后來寫的《身披獅皮》，講述二十世紀初期加拿大多倫多城市建設和移民社群的故事，主人公帕特里克是《英國病人》中女主漢娜的養父。淳樸的移民帕特里克先后愛上了兩名女子，以及其柔軟的心腸包容她們。第二名女友因為參加激進社會運動而遇害，帕特里克為了表達憤恨之情，帶著一個自制炸彈到馬斯克卡地區的度假旅店，卻在縱火之前大聲叫喚，讓所有人撤離。在二戰之前的動蕩歲月里，帕特里克的變身罪犯的經歷成為基普在《英國病人》結尾冷漠絕望的序曲。但即便是純真不再，他們也仍然是溫柔的失望者。

不論是基普還是帕特里克，都生活在意識形態中，都因震驚或激憤而反抗，卻幸而沒有完全被暴力支配而成為其同謀。正如翁達杰反復在《身披獅皮》中引用的康拉德書信中的一句名言所說：“天空所有的部分都并不永生……請允許我再一次強調所有事物結構都是極端松散的定律”。 翁達杰的小說都關心歷史和正義，關心不同階級和種族人群的糾纏沖撞，也同時關心美好的人如何在為意識形態而戰的時候信任結構變動的可能，能平靜地保存原初的美好。

同樣的意境也散漫于翁達杰的詩歌，正如廢墟中的斑駁壁畫。他的詩歌沒有特別的程式和風格，但熟悉他的讀者可以感受這些詩里獨特的情感內核，詩人為廢墟準備的尊嚴。當時還在九久讀書人供職的彭倫問我是否想翻譯這本詩集的時候，我非常高興，后來譯稿由何家煒接手編輯，合作也非常默契。

邁克爾·翁達杰

這本自選集中的詩歌往往從意象和小事件出發，引出對于難以名狀的美和孤立的書寫，如人的抑郁和動物的悲痛。其中不乏有自述性質的詩，與詩人的家人以及成年和兒童經歷有關，與父親有關的尤其令人動容。翁達杰很擅于勾勒日常生活場景，狗、兒子、女兒和妻子愛人間，無不關乎對空間的爭奪，也無不關乎邊界的消融，家庭矛盾總是與溶劑一般的氣味、聲音和體溫共存。

詩人對歷史人物的書寫也獨具一格，比利小子與薩麗局促的愛情、達爾文虔誠的科學、貝西·史密斯受限的從容都是凡塵里躍出的仙氣。民族的苦難也沒有被弱化，加拿大特許道折射的殖民歷史，斯里蘭僧伽羅人與塔米爾人的兄弟仇殺，美國黑人爵士樂手在商業背景里的落寞，化成一首多聲調的歌。

當然，詩人的主題也難免包括詩人這個群體。翁達杰在《白矮星》一詩中這樣描繪他心目中太過于明亮而歸于沉寂的詩人：“他們揚帆駛向那完美的邊際/——在那里沒有人際燃料/也沒有掉下的沙袋——/好用來測量高度”。因為太高太烈而被漠視，這是奧登在《藝術博物館》一詩里也描寫過有些異人的命運，但翁達杰作品的情感溫度與奧登有別，對于“白矮星”們的細節描繪也更多，這些都可以經閱讀而體驗。

翁達杰也有許多詼諧搞怪的詩歌，尤其是《幕間休息》那首疊加奇幻隱私的詩歌，讀來令人拊掌。

翻譯翁達杰詩歌，與翻譯不少其它英語詩歌一樣，都需要面對一些難題。有的詩句要適當增添主語，有些斷句要加以調整，語言的節奏自然也不能隨意。筆者一直相信意譯與直譯相融合的翻譯哲學，所以譯文也盡量嘗試信達而不生硬，更關鍵的當然也是龐德所說的譯文“效果”，要與原文在情感上力求一致。希望讀者能在譯文中也感受到翁達杰的敏感和豁朗。

當代英語詩歌中也經常會有句法不規則的情況，幸運的是中文的語法和句式本來就比較靈活，應對詩歌中的英文還是很稱手的。如《查爾斯·達爾文的一次航行，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的第一節：

巴西海岸線上的景觀

一個男人站立著呼喊

面朝一艘帆船的影像

像海那邊飛過來的龐大白鳥

在這一節中，原文里的英語和譯文在句式上是基本對應的，細細讀來不太符合語法，有結構斷裂，也有主語的突然切換(從“男人”到 “帆船”)，但在中文里這種的表達還是流暢的，略新奇，但不至于太別扭。保留原詩句式是可行的，在意義和情感層面上效果都還不錯。

翻譯中還經常會遇見比較生僻的加拿大和斯里蘭卡的歷史、文化典故，而整個西方文化傳統的點滴也隨時可能出現。有首題為《伊麗莎白》的詩就格外引人深思，通篇沒有出現伊麗莎白的名字，但可以想見詩歌的言說者就是這位伊麗莎白。在詩歌開頭，她的口吻酷似一名普通女孩，回憶小時候與父親玩耍和童年玩伴捕魚等尋常經歷。不過言語中暗含殺機，說到腐爛的蘋果和玩伴吞食活的金魚，而殺機中又包含性的暗示，菲利普在吞吃生魚后轉而親吻伊麗莎白。詩歌的后半部分又出現了幾個人名，包括湯姆和埃塞克斯，讓人意識到或許這也可以被理解為一首歷史詩，所謂的戲劇獨白，模仿英國女王伊麗莎白的聲音。湯姆實為托馬斯·西摩(伊麗莎白前任瑪麗女王的丈夫)，而埃塞克斯實為女王中晚期寵臣埃塞克斯伯爵，兩人都與伊麗莎白有過很近的關系，托馬斯·西摩更被認為是對十四歲的伊麗莎白進行性愛啟蒙的男人。這首詩到底是對歷史人物的重塑還是在描寫一個與女王同名的平行人物，讓人不得而知。這種模糊性給翻譯和解讀帶來一些困難，但這也許就是讀詩譯詩的樂趣。能破解典故，但又不能被完全破解，對譯者和讀者來說，都是巨大的美事。

最后，讓我們再回到翁達杰最為青睞的主題上來。《伊麗莎白》中有一節描寫湯姆被處死的場景，暗指歷史中的托馬斯·西摩因奪權而被定罪處死的事件，但指涉模糊不明：

他們用斧頭砍伐他的肩膀和頸部

血柱如樹枝伸向人群。

他肩膀下垂，舉步不穩

詛咒人們尖利的嬉叫，蹣跚轉圈，

依然扭動著法式華爾茲舞步直到屈膝跪下

頭抵在地上，

血液像紅暈般駐留在衣服上；

就這樣

迎接人們對準他背部的最后一擊。

這就是經典翁達杰，常常展現暴力，但絕不簡單重復暴力。即使是垂死的疲軟，也綻放暖陽的紅暈。這不是將暴力做審美化處理，而是在告訴“白矮星”部落里的人們：要直面摧殘而不失去想象和創造美的能力，要夠高夠烈但不輕易崩塌。翁達杰的詩歌就是這樣用意象和節奏來感化的。

詩人的話語，已轉換成另一種文字，詩人的意義，還在不斷產生。文學的循環沒有起點和終點，自然會隨著更多讀者的加入而延展變形。我們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如蜥蜴般永生。

本文摘選自《剝肉桂的人》，[加拿大]邁克爾·翁達杰/著，金雯/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