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華偉繪

圖二

一塊“窩頭”成了炙手可熱的香餑餑——

正在首都劇場上演的話劇《窩頭會館》（劇照見圖二）11月1日正式開票，不到6個小時6場演出票全部售罄，第一位購票觀眾排隊時間更是超過19個小時……何冰、濮存昕、楊立新、宋丹丹、徐帆組成的主演陣容成就了這方夢幻舞臺。而在現場看過無數遍還能把“窩頭”咂摸得津津有味的，便是該劇編劇劉恒——因為“它延續了我的經驗和眼光，劇本寫得過癮”。

說起劉恒，人們總是先聞其作，后知其人：他的小說改編成電影《菊豆》《本命年》，小說《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改編成同名電視劇和電影《沒事偷著樂》，話劇處女作《窩頭會館》成為“爆款”……同時，他還是《金陵十三釵》《集結號》等作品的編劇。

他說，“不論是寫小說、寫劇本、寫電影劇本、寫話劇劇本，我所有的文字，都是寫給最愛的人的情書。所有文字都滲透著我的愛。”從這個角度看，寫作與生活無異，遺憾和歡欣里，功不唐捐；苦苦求索又全情投入的創作時刻，恰似對生命的書寫。

《窩頭會館》當年作為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獻禮話劇，顯得有點“特別”。劇中迂回地通過對解放前北平破舊院落底層人物點滴生活的描寫，洞察和折射一個舊時代的崩潰。

“寫電視劇是瓦匠砌磚頭壘墻，寫電影劇本是木匠打家具，寫話劇是石匠雕塑像。一個比一個細膩，或許一個也比一個難。”在“雕塑像”過程中，劉恒一方面從歷史資料中吸取營養，另一方面調動個人生活經驗。在他看來，《窩頭會館》不僅是向生活致敬，也是向遙遠的過去和近在眼前的現實致敬，向北京人藝的獨特風格致敬。

《窩頭會館》的三幕戲劇結構，讓人不自覺地聯想起《龍須溝》和《茶館》，苑國鐘式的走投無路和自我調侃像極了老掌柜王利發的背時倒運，有著共同的“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的審美意味。然而，這種致敬并非克隆經典和自我禁錮，“我希望能在這部劇里用自己的方式對這種風格給予新的開拓和展示”。

被郭沫若贊譽為“片言震聵聾”的老舍先生幽默而地道的京味語言被劉恒沿用，但在具體風格上他又求新求變——不分心情和對象地嘴不得閑，處處打趣貧嘴，又不乏自我解嘲和窮開心式的通達，正與劉恒筆下塑造的貧嘴張大民有一脈相承之處。

讓劉恒最過癮之處，是劇本有著不竭的生命力。導演林兆華對結尾苑國鐘之死的處理區別于劉恒寫實性的原有構思，舞臺最終呈現時空靜止狀態，用敘述感很強的語言代替內心獨白。“劇本會隨著一代代人的加入在不同舞臺、不同時間展現出不同風貌。話劇劇本是話劇的源泉，永遠在流淌。”

《窩頭會館》還有個副標題，叫“父與子”。下一步，劉恒想以此為根基，再寫兩部話劇，組成“父與子三部曲”。

劉恒一直堅信，戲劇、文學及藝術皆是表演，在追尋生的意義和價值。“編劇也是演員，是用生命的一部分去塑造和完善作品、用文字表演的人。”

寫字臺后、孤燈下，就是他的位置、他耕種的土地。“表演”里，既有作者語言，也有讀者語言。“當我們真誠時，讀者在我們的作品里發出擁戴的潛臺詞，而一旦我們虛偽起來并且自以為可以哄騙讀者時，我們將在作品里看到讀者的咒罵與蔑視。”

金鷹獎、飛天獎、金雞獎、華表獎……榮譽等身的劉恒卻經常選擇“主動淹沒”。《集結號》的首發儀式上，他在郊區寫劇本而沒有出現在媒體面前；《窩頭會館》謝幕時，演員們在臺上喊他上去，他轉身便溜出劇場……如他自己所言，“編劇要做獨行俠、苦行僧”。在獨行和苦行中，劉恒覺得最重要的是洞察力，洞察世界，也洞察自己。

在他看來，中國編劇今天面臨的可能是最好的時代，十幾億觀眾群、海外市場的擁戴、資本和市場的支撐，但作品多精品少的問題更加突出。“精華的東西必然是生命力最強的，經典的作品必然會留存久遠。精神產品不在于短時間內覆蓋面多大，而在于時間上的延續。”

事實上，時代、環境、市場與創作者的關系始終是平等的，它們不會擊退或吞沒創作者。創作者如何對待自己的作品，時代就會怎樣對待創作者。在劉恒看來最重要的是“抓住一個適合自己的題材，竭盡全力把它做好”。

他在北京作協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正是表達了創作者心聲：我們是以筆為生的人，我們的每一個字和每一篇文章都將貢獻出來，去塑造我們共有的精神紀念碑。在民族靈魂歷史上，必將留有我們渺小堅實的足跡。

他做了一種極端假設：“某一天真要封閉起來，只要帶著書和書寫工具，我能生活得非常愜意。躲進小樓成一統，管它春夏與秋冬，有何不可？”

我想，這種大膽假想來源于一種藝術自信，劉恒所說可能要躲進的理想小樓必然不是固步自封之域，從小樓的軒窗外望去，應能見時代風云，亦能窺人情冷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