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近五年來的河北小說創作，現實主義依然是小說家們最為重要的創作手法和精神通道，同時也呈現出更加豐富多樣的文本面貌。現實主義，作為一種創作理念和一面精神旗幟，與河北文學愈加形影不離、血脈相通。

抗戰題材

展現出新的創作與審美趣味

近五年來，一大批反映抗戰或以抗戰為背景的現實主義題材小說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小說家們在創作中展現出完全不同的創作與審美趣味，尤為值得關注。

談歌是河北文學新時期的“三駕馬車”之一，他的長篇小說《大舞臺》展現了抗戰尤其是地下斗爭的復雜與殘酷。作者的筆觸在各方構成的復雜扭結的關系網中自由流轉，對細節處理和分寸把握顯得尤為干練老道。申躍中、張曉鑫創作的長篇小說《中和人家》，在抗日戰爭背景下，講述了一個中國傳統家庭結構和綱常體系崩塌與再造的故事，呈現了作者對于“救亡”和“啟蒙”辯證關系的深邃思考。

胡學文的長篇小說《血梅花》，正如評論家桫欏所言，“將家事、情事與國事結合在一起，并無所謂孰輕孰重的問題，形成了一個靠歷史經驗奠基，以文學邏輯推導，不帶任何先驗色彩的抗戰文本，血肉豐滿，既有沉重感又有鮮活性”，表現了河北中青年作家關于這段特殊歷史記憶認真嚴肅的思考和回應。劉建東的長篇小說《一座塔》沒有大篇幅的戰爭描寫，作者把更多筆力留存下來，借鑒魔幻現實主義手法集中地將戰爭巨大陰影下時代人心的絕望、憤懣以及失落扭曲表現出來。陳沖的中篇小說《紫花翎》脫離開時代塑造英雄的寫作慣性，站在人文主義角度展現了特殊年代革命隊伍中個性與共性、個人與集體之間難以避免的矛盾沖突。何玉茹的長篇小說《葵花》使用第一人稱視角，展現了被戰爭放大的人性矛盾與困境。曹明霞的長篇小說《日落呼蘭》以日據偽滿時期的歷史為創作背景，著力點明了侵略者的野蠻行徑在給中國人民造成深重苦難的同時，給本國平民帶來的巨大傷害這一歷史現實。

在戰爭敘事慣有的二元對立模式之外，對戰爭本身進行深刻反思，是值得小說家們長期思考和書寫的一個題目。李延青的《舊事二題》和劉榮書的《還鄉記》這兩篇短篇小說都沒有過多的人物和對話，沒有槍林彈雨也沒有戰火硝煙，但戰爭及其副產品對人類社會、對個人帶來的肉體及精神上的巨大苦難和持續傷害，依然在作者冷靜的書寫中顯得觸目驚心。

鄉土寫作

在繼承傳統中尋求突破

20世紀90年代后，中國鄉村的新變化使中國鄉村傳統敘述語系迅速失效，帶來了鄉村文學創作內容和形式的變化，新世紀鄉村文學從各個向度豐富著我們對鄉村的想象。在近五年的鄉土小說寫作中，河北的小說家們也在繼承傳統中有所突破。

關仁山是一位扎根農村，敏銳觀察并洞見當代巨變的作家，他的鄉土小說最早關注到農村的土地流轉、貧富分化及農民的思想解放、精神困境等，涉及中國鄉村問題的方方面面。其長篇小說《日頭》正是這樣一部充滿創作雄心的中國農民生活史和精神史。在故事搭建和人物設置上，《日頭》與《白鹿原》一脈相通，而長達50年的時間跨度和相對封閉的敘事環境，讓這部小說充滿了歷史的滄桑感和厚重感。2017年，關仁山又出版了他的長篇小說《金谷銀山》，這部作品成功塑造了范少山這一新時代“梁生寶”形象，使其不僅成為關仁山的轉型之作，也成為新時期文學向新時代文學轉型的標本。

李延青在小說集《人事》中虛構了“鯉魚川”這個中國傳統鄉土社會縮影，在其中卑微的人與瑣細的事悄無聲息又莊嚴隆重的上場演繹。《人事》寫的是舊時代，生發的是新意蘊，篇幅不長，但余味悠遠，深刻映射了中國農村在時代大潮變換中的起伏與波瀾。在這些真實簡單的如同“素描畫”的小說里，飽含著作者對中國人精神故土的觀照和對鄉土中國百年興衰的思考。

胡學文是一個自覺的鄉土寫作者，近幾年他集中精力寫了一系列中短篇鄉村題材小說，如《苦水淖》《雙行道》《半壩》《奔跑的月光》《風止步》等。“荒原”作為胡學文鄉村題材小說的重要意象貫穿始終，文明的荒原、道德的荒原共同構成胡氏的鄉村話語體系的基礎。康志剛的長篇小說《天天都有大太陽》是一部反映中國當代農村民主化進程、新農村建設的小說，樸素踏實的寫作風格頗有賈大山遺風，他的短篇小說《歸去來兮》《種瓜點豆》所涉甚小卻也頗有意趣。賈興安的長篇小說《莊園秘史》記錄了中國鄉紳階層在時代變幻中的中興和沒落，以及中國鄉土傳統秩序的瓦解和崩塌。

河北的女性作家們偏愛用成長視角來反射農村社會的演進變化，比如何玉茹《前街后街》、唐慧琴《牽牛花》、劉素娥《白妮》和徐廣慧《運河往事》等，她們筆下的中國鄉村伴隨著女性啟蒙和個性解放，磕磕絆絆不斷前行。這幾部長篇小說的時空跨度普遍較大，時間軸里人物形象可塑性與敘事邏輯合理性間的平衡，幾位作家把握得都恰到好處。

現實思考

進一步挖掘“我”與“他人”

“我”與“他人”的關系是文學創作中永不厭倦的話題，也是現實主義小說熱衷映射和處理的重要課題。小說家們面對這一關系時，總是在檢驗作為個體認識自我、認識社會的態度與方式，因為“我”與“他人”不僅是作為創作對象的存在，更是任何一個作者時刻都必須要面對和處理的重要存在。

《閱讀與欣賞》《卡斯特羅》和《完美的焊縫》，共同構成了劉建東的工廠小說三部曲，體現了作者對“師徒”的思考與觀照。而在《丹麥奶糖》和《聲音的集市》構建的世界中，劉建東進行了深度的自我解剖，展現了知識分子在當下社會大環境下的困惑。

張楚的小說更加關注的是復雜人際關系中個體的境遇和生存姿態，他的小說《良宵》《野象小姐》《在云落》《風中事》都在關切市井小人物的掙扎。張楚的小說敘述溫暖和冷漠共存，他的腔調越是懇切真誠，我們就越會被他所展現的現實刺痛或感動。

何申是“三駕馬車”中年齡最長的一位，他的短篇小說《錢大畫家》，以幽默詼諧的語言回顧了朋友老錢曲折離奇的情感經歷，其生命路徑與時代的波譎云詭遙相呼應。何玉茹的短篇小說《我們的小姨》《回鄉》和《天壇之慟》講述的都是簡單的故事和純粹的人物關系，在狹小的空間里，作者雕塑了一個龐大的精神家園。阿寧的中篇小說《父親的時代》處理的是特殊歷史時期“正確”和“錯誤”的關系，他的中篇小說《同一條河流》《病人的私事》在關注人內向化存在的同時避免了觀念化寫作的弊病。曹明霞的短篇小說《今生緣》和《一奶同胞》，唐慧琴的中篇小說《去高蓬》和《樹上的鳥兒成雙對》面對和處理的是更加具體的人際關系與問題，也都體現了作者獨特的思考。

在另外一個特殊的“我”與“他人”關系——“我”與“父親”的關系上，李浩顯現出特別的興趣。他對“父親”這個主題的狂熱與敬畏源自于對現代性身世的審視、對終將成為歷史的當下的懷疑，這點在長篇小說《鏡子里的父親》中表現得尤為明顯。而他的這種思考在中篇小說《封在石頭里的夢》中，用一種更加隱蔽的方式自我回應，并得以展現并保存了下來。

后續傳承

新生代更加百花齊放

繼“三駕馬車”“河北四俠”之后，河北小說創作的新生代正以百花齊放的姿態涌現出來。

劉榮書是新一代小說家中的佼佼者，近年來發表了《浮屠》《王國》《珠玉記》等中短篇小說，其中《珠玉記》既是一篇略帶解構主義傾向的小說，還是一部涵蓋廣泛的風物記。梅驛這幾年集中發表了《新牙》《班車》《位置》等一批質量上佳的中短篇小說，其作品獲得《十月》新人獎，并入選中國小說年度排行榜。夜子的《R》《化妝師》等幾篇小說展現出青年作家自身寫作內部的多樣性與可能性。閆巖的短篇小說《群支付》把途徑與目的反轉，制造了一種理所當然的荒誕感。常聰慧在《結伴而行》《月亮里的貓》《宜居之地》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說中，表現出對于幽微、局部等細節的敏銳把握。張敦在2016年出版了小說集《獸性大發的兔子》，在對青年人現實生活的描述中建立起了充滿狂歡的小說王國。

除此之外，清寒、楊守知、海蓮、張玉清、王秀云、苗藝、朱閱平、盧立明、郭剛、單杰、葉勐、唐棣、左小詞、王海霞、孟昭旺、長笑、裂帛、花雨、賈若萱等中青年作家，近五年中也均有佳作問世。

在這個分界尚不清晰的新生代群體中，單個作家、單篇作品或許還不夠豐厚沉實，但已透露出令人矚目的潛質和態勢。一是較高的起點，生活積累和藝術技巧二者兼備成了他們創作起步的門檻。二是強烈的現實感，這種現實感有時表現為經驗層面的故事題材，有時表現為形而上的現實困境和焦慮，因而作品雖稚嫩卻展露出強烈的沖擊力。

一直以來，河北小說都有著優秀的現實主義傳統，而當下河北作家在認知方式和寫作方式兩個方面，正在發生超過以往任何一次的轉變。因而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是，這種傳統在現今的存在形式是什么？將如何傳承下去？回答這個問題，也許格里耶的話是具有啟發性的：“一個作家在創作方法上可能是非現實主義的，但他的世界觀中仍然包含著現實主義的精神。”無論寫作方式和觀照對象的方式如何變化，河北的小說家們對現實生活的關注沒有變，對反映生活真實性的追求沒有變，對人類一切美好和自由的向往沒有變。那種傳統、那種力量、那種精神依然存在，并將一直傳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