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綠色發展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主題。其實，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再次強調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這句話，也是一句文學語言，是對綠色發展的詩意描述。——十九大開啟了一個綠色發展的新時代。

何謂綠色發展？我的理解，綠色發展就是以效率、和諧、可持續為目標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方式。綠色發展對任性的蠻橫的發展說不，對掠奪性的以犧牲生態為代價的發展說不。綠色發展是在環境容量和資源承載力約束條件下，將生態保護作為可持續發展重要支柱的發展理念和發展模式。

“文運同國運相牽，文脈同國脈相連。 ”生態文學是以自覺的生態意識反映人與自然關系的文學。生態文學把自然作為抒寫對象，主張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一種平等的關系，強調人對自然的尊重，強調人的責任與擔當。生態文學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文學，它除了反映人與自然的關系是怎樣的，同時，它還有一個重要的功能，那就是它還要反映人與自然的關系應該是怎樣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普里什文的作品，屠格涅夫的作品還不能算是生態文學，只能說是描繪自然的文學。因為在他們的作品中，人還是處在中心的位置，大自然不過是背景。同俄羅斯作家普里什文和屠格涅夫相比，加拿大作家莫厄特是一位真正意義的生態文學作家，他對狩獵行為疾惡如仇。他的作品《與狼共舞》《被捕殺的困鯨》 《鹿之民》 《屠海》等充滿強烈的生態意識。說到國外的生態文學，愛默生《論自然》 、梭羅《瓦爾登湖》 、利奧波德《沙鄉沉思》 、巴勒斯《醒來的森林》等都是生態文學經典之作。

前段時間， 《光明日報》記者付小悅就生態文學的一些問題對我進行了采訪。她發表了一篇題為《讓生態與人心都變美》的訪談對話（2017年9月24日《光明日報》第5版）。我在回答她的提問時談到如下觀點：生態文學所持的生態整體觀——大地完整性的主張，即不把人類作為自然界的中心，不把人類的利益作為價值判斷的終極尺度，這并不意味生態文學蔑視或反人類。恰恰相反，生態的整體利益是人類的根本利益和最高價值。

不可否認，生態文學已經對人的言論、行為、價值觀和思維方式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人類只有放棄或者矯正一些糟糕的行為，不把自己作為自然的中心，才有可能逐漸遠離生態危機。

目前生態文學創作現狀和發展態勢

回眸和梳理新時期以來文學創作情況，我們不難發現，生態文學成為了一種獨特的文學現象，并且由最初的一株小苗逐漸長成了一株大樹。

我們應當看到，中國的林區在培育森林資源的同時，也培育了一批一批作家。上世紀80年代，林業部和四川省人民政府曾授予一位詩人“森林詩人”的稱號。他的名字叫傅仇。傅仇當過伐木人當過森調隊員，寫了大量謳歌森林的詩。其實，我能數出名字的，黑龍江林區的還有屈興起、滿銳、潘青（滿銳《開江賦》大氣磅礴，潘青《萬木春》被拍成了電影） ，還有吳寶三、王宏波、鄧士君、傅剛等。王宏波《大森林之戀》和鄧士君《天高地遠》 《溫情家園》等作品具有濃郁的林區特色，達到了一定的思想高度和藝術水準。

大興安嶺林區的陳士果、鮑雨冰、唐俊珊、王世俊、魯微、孫悅平、劉薇、孫曉萍、閆善華、孫喜軍、朱明東、姜紅偉等作家的作品，反映了凍土地域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物的特殊關系。朱明東的《村西頭的孩子》《加格達奇的夜》 《大興安嶺的風》 ，寫出了林區人對生命和自然的那種獨特的感受和理解。遲子建也是從大興安嶺林區走出來的作家。李巖、顧玉軍、姜孟之、尹善普、馮小軍、羅大佺、李樂明等詩人、散文家、小說家的作品，也已經初步形成了自己的風格。

著名作家梁衡曾有個夙愿——寫100棵人文古樹。現在已經寫了《中華版圖柏》 《百年震柳》 《一棵懷抱炸彈的老樟樹》 《最后一片原始林》等近20棵人文古樹。一些地方按照梁先生文章的描述，建起了人文森林公園。他在中國大地上尋找人文古樹的行動，表現了一個作家強烈的生態意識和綠色情懷，也表現了一個作家自覺的使命感和擔當精神。

生態文學理論研究體系目前也已經初具規模。首都經貿大學、蘇州大學、山東大學、蘭州交通大學等高校的專家學者對生態文學的研究，取得豐碩成果。李炳銀、李朝全、魯樞元、丁曉原、程虹、程相占、劉青漢、高旭國、張鵬等都有專門的著述。特別是程虹女士，長期以來從事美國生態文學的研究和翻譯，美國生態文學經典名作《醒來的森林》 《低吟的荒野》《遙遠的房屋》 《心靈的慰藉》都是她翻譯并介紹到中國來的。她曾獲得呀諾達生態文學獎。

上述成績的取得，在提醒我們，要繁榮生態文學藝術創作，必須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我們要主動與作協組織及有關團體對接，做好匯報，融入國家文藝工作體系中，在選題立項、資金投入、評獎推介等方面，爭取得到有關部門的支持或扶持，開展豐富多彩的文藝創作活動。搭建更好的平臺，建立更好的機制，為作家和藝術家一心一意搞創作，聚精會神出精品提供有力保障。要引導廣大藝術家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理念，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創作導向，鼓勵藝術家們積極投身林業和生態建設的一線，體驗生活、積累素材，促進創作，推出更多文質兼美的佳作。

愿景與期待

生態問題催生了生態文學，但生態文學的使命卻是為了消除生態問題。雖然生態文學不能直接改變生態狀況，而改變人們的思維和觀念，甚至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則是完全可能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生態文學的作用又是巨大的。生態問題的本質是人的問題。生態文學通過獨特的視角，呈現人與自然的關系，反思生態問題中人的問題。上世紀80年代，徐剛的報告文學《伐木者，醒來！ 》 ，或許是對當時正處于困境和困惑中的林區人的當頭一擊。

進入21世紀以來，人類的行為開始變得理智起來，隨著退耕還林，天然林保護等為代表的一批生態建設工程的實施，中國人對待自然的態度發生了重要變化。亂砍濫伐和亂捕濫獵已經成為可恥的事情，沒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非法伐木和獵殺野生動物了。我們逐漸認識到，生態問題不是技術問題，不是管理問題，甚至也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深層的文化問題。這就要求，生態文學必須回到本源去——進入人的內心。我們心中的道德律所起的作用，我們對自然的敬畏和尊重，我們對于發展的巔峰到底是什么的重新審視和思考，是生態文學萬萬不能忽略的。

克服現代化的輕率和功利，將生態意識和自然倫理精神深深地嵌入到我們民族文化中，把生態文明的種子播入每個人的內心。——或許，生態文學的使命和責任就在這里。

以梁衡、徐剛為代表的廣大生態文學作家將自然生態作為一個需要整體觀照的人類文化現象，從不同視角出發，無論是記人、敘事、狀物、抒情，或是回溯歷史，描摹心靈，都能將筆觸深入到人類文化的基底，從宏觀到微觀，從整體到局部，從關注自然生態，直到走入人類內心，關注人類普遍的精神生態。作家們本著溫暖的人文主義情懷，對人類社會的生態問題進行了理性而深刻的剖析、沉思與反省，并努力探尋著人類走出生態困境的可能出路。“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 ”不和諧的發展，單一的發展，最終將遭到自然界的報復。發展，說到底是為了社會的全面進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生態文學作家的不懈創作，推進生態建設，建設美麗中國，是我們努力實現中國夢，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的重要舉措。

蒼穹之下，生機勃勃，萬物和諧，天人合一。——這大概是每個熱愛生命、崇尚自然之人一生所求的理想狀態。自然生態的神秘與美麗之所以令人流連，因為它是人類生存的母體血液。我們的根是與大地的骨肉及其血脈緊緊相連的。我國生態文學作家一向以關注中國乃至人類的生態問題為己任，以知識分子的神圣憂思，心系蒼生大地，滿載人文情懷，顯示了旺盛的思想力和創造力。通過探索自然生態，不斷發問，挑戰未知，表達了人文理想、精神嬗變軌跡和對生態中國的暢想。當下中國，正是因為有了他們對自然及其生態的真誠書寫，生態文明的腳步才如此堅定，綠色之路才如此美麗和寬廣。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堅定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建設美麗中國，為人民創造良好生產生活環境，為全球生態安全作出貢獻。我們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經濟與社會的和諧，通俗地講就是要“兩座山” ：既要金山銀山，又要綠水青山。我們正在步入生態文明的時代，生態文學迎來難得的歷史機遇。生態文學一定會大有作為，大有可為。

（作者為中國林業生態作家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