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李健吾談《圍城》

從沒有誰，能同這位老人一般，如此之多的文壇巨匠和他交好。他是錢鍾書認可的“才子”，陳忠實的“老兄”，臧克家的救命恩人……聽吳泰昌將五十年文壇趣事、百年來名家軼聞悉數道來。

1980年11月，人民文學出版社重印錢鍾書的長篇小說《圍城》，出版后，暢銷一時，許多報刊紛紛發表評論文章。《文藝報》擬請李健吾先生撰文。上世紀40年代，《文藝復興》主編鄭振鐸、李健吾一起經手發表了《圍城》。

1981年1月13日下午，我去北京干面胡同看望健吾先生。除工作關系外，我和健吾先生時有聯系。其時我受湖南一家出版社委托，正在編纂一套中國作家外國游記叢書，健吾先生的《意大利游簡》就是其中一種。我將《文藝報》編輯部的請求向他提出，他當即答應了，他說，當年《圍城》發表后，他就想寫文章，一直拖了下來。

健吾先生拿出錢先生簽名贈送他的新版《圍城》給我看，順此他談起《圍城》發表和出版時的一些情況。

1945年秋，抗日戰爭勝利后，健吾先生和同在上海的鄭振鐸（西諦——筆者注）先生共同策劃出版大型文學雜志《文藝復興》，至1946年1月創刊，在這幾個月內，西諦先生和他分頭向在上海、南京、重慶、北平的一些文友求援。《圍城》就是在這個過程中約定的。健吾先生說，我認識錢鍾書是因為他的夫人楊絳。楊絳是寫劇本的，我們一起參加過戲劇界的一些活動，我寫過她的劇評。他笑著說，我還在她的戲里湊過角兒。至于錢鍾書，我原來的印象他是位學者，主要撰寫文藝理論方面的文章，后來才知道他正在寫小說，寫短篇，而且長篇《圍城》完成了大半。西諦先生和我向他索取《圍城》連載，他同意了，并商定從創刊號起用一年的篇幅連載完這部長篇。但在創刊號組版時，鍾書先生卻以來不及抄寫為由，要求延一期發表。同時，他拿來短篇小說《貓》。這樣，我們在創刊號發表《貓》的同時，在“下期要目預告”中，將錢鍾書的《圍城》（長篇）在頭條予以公布。健吾先生說，這是想給讀者一個意外，也是為了避免作者變卦。談到《貓》，他說，《貓》后來被作者收入開明書店出版的短篇小說集《人·獸·鬼》中，集子問世時，他在1946年8月1日出版的《文藝復興》上寫了一則書訊：

作者錢鍾書先生，以博學和智慧聞名，他目光深遠，犀利地觀察并且解剖人生。《人·獸·鬼》仍舊保持他的一貫作風。里面包括《上帝的夢》《貓》《靈感》《紀念》四個短篇。像有刺的花，美麗，芬芳，發散出無限色香，然而有刺，用毫不容情的諷刺，引起我們一種難以排遣的惆悵，該書由開明書店出版。

健吾先生說，《圍城》從1946年2月出版的《文藝復興》一卷二期上開始連載，在該期“編余”中他寫著：“錢鍾書先生學貫中西，載譽士林，他第一次從事于長篇小說制作，我們欣喜首先能以向讀者介紹。”他有點得意地對我說，這簡短幾句話也許是有關《圍城》最早的評介文字。關于《圍城》的連載，本來預計二卷五期結束，由于作者的原因，暫停了一期，第六期才續完。讀者很關心這部小說，暫停連載的原因，他在三期“編余”中及時作了披露：“錢鍾書先生的《圍城》續稿，因錢先生身體染病，趕鈔不及，只好暫停一期。”他說，有的文章說《圍城》連載《文藝復興》一卷二期至二卷六期，這是不準確的，其中停了一期。《圍城》1947年由晨光出版公司作為“晨光文學叢書”之一出版，出書前，錢鍾書寫的《圍城》序，在《文藝復興》1947年1月出版的二卷六期續完小說的同時發表了。《圍城》初版不到三年，就印了三次。健吾先生說，《圍城》在當時長篇小說中算得上是很熱鬧的讀物了。想不到，這部好小說，三十多年后才得以重版。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李健吾以“劉西渭”為筆名，寫下了一系列的文學評論文章，曾編為《咀華集》《咀華二集》《咀華余集》問世。上世紀80年代初，新時期啟始，他雄心不減，想繼續寫些文學評論，他要寫本《咀華新篇》，他說，為你們寫的這篇評《圍城》，就算是這個集子的開篇。

1981年3月號《文藝報》刊發了李健吾的《重讀〈圍城〉》，作者不是署劉西渭而是以李健吾的名字打出了“咀華新篇”的欄題。在這篇不足三千字的文章里，作者談了重讀《圍城》的“感慨”，他說：

手里捧著《圍城》，不禁感慨系之。這是一部諷刺小說，我是最早有幸讀者中的一個。我當時隨著西諦（鄭振鐸）編輯《文藝復興》，刊物以發表這部新《儒林外史》為榮。我在清華大學當西洋文學系助教時，就聽說學生中有錢鍾書，是個了不起的優等生，但是我忙于安葬十年不得入土的先父，又忙于和朱自清老師一道出國，便放棄了認識這個優等生的意圖。我只知道他是本校教授韓愈專家錢基博的兒子，家教甚嚴。我們相識還得感謝同學兼同事的陳麟瑞。陳麟瑞已在“十年浩劫”中捐軀。西諦早在五九年空中遇難。追憶往事，一連串的苦難。真是不堪回首。

他家和陳家（即柳亞子的家，陳麟瑞是柳亞子的女婿）住在一條街上，兩家往來甚密，經陳介紹，我家便和他家也往來起來了。他是個書生，或者書癡，幫我們兩家成為知友的還得靠他溫文爾雅的夫人楊絳。我演過她的喜劇《稱心如意》，做老爺爺，佐臨擔任導演，卻不知道她丈夫在閉門謝客中寫小說。其后勝利了，西諦約我辦《文藝復興》，我們面對著他的小說，又驚又喜，又是發愣，這個做學問的書蟲子，怎么寫起小說來了呢？而且是一個諷世之作、一部新《儒林外史》！他多關心世道人心啊。

所以“重讀”《圍城》，就不免引起了這番感情上的廢話。

他認為評價《圍城》，首先要弄清作者創作《圍城》的本意，他說：

《圍城》本意是什么呢？

這謎不難解釋，就在書里，只是有些淵博罷了。我照抄如下：

慎明道：“Bertie結婚離婚的事，我也和他談過。他引了一句英國古語，說結婚仿佛金漆的鳥籠，籠子外面的鳥想住進去，籠內的鳥想飛出來；所以結而離，離而結，沒有了局。”

蘇小姐道：“法國也有這么一句話。不過，不說是鳥籠，說是被圍困的城堡fortresseassiégéé，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城里的人想逃出來。鴻漸，是不是？”鴻漸搖頭表示不知道。

辛楣道：“這不用問，你還會錯么！”

慎明道：“不管它鳥籠罷，圍城罷，像我這種一切超脫的人是不怕圍困的。”

整個情節，如果這里有情節的話，就是男女間愛情之神的圍困與跳脫，而這個平常的情節又以一個不學無術的留洋生回國后婚姻變化貫穿全書。這個留學生就是冒牌博士方鴻漸。

健吾先生認為《圍城》里姿態變化的情節本身是“處在一個抗戰時期的大時代里”，因而作者對眾多人物的刻畫富有深刻的社會寓意，他說：

人民和學校流離失所，逃難者有之，茍茍蠅蠅者有之，發國難財者有之，變化離奇而尋常，對國統區是最大的諷刺，對高等教育事業與生活作了令人哭笑不得的揶揄。唐小姐在這里一怒而去，蘇小姐成了香港、重慶之間的投機商。吹牛教授暗中使壞，勢利校長耍陰謀手腕，方鴻漸心情惡劣，孫小姐和他結婚與離婚，這就是方鴻漸的“命也夫！命也夫！”這就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圍城》！一場圍城之戰委婉敘來，極盡挖苦之能事，又配之動蕩不安的國家大事，抗戰乏術，逃難有罪，小百姓呼天喊地無門。而作者清詞妙語，心織舌耕，處處皆成文章。淪陷區的真實情況，歷歷在目，恍如隔世好友話家常。

《重讀〈圍城〉》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我曾先后聽到北大吳組緗教授和朱光潛教授談到這篇文章。吳先生說，文章不長，但寫得實在細膩。有的文章說《圍城》寫得好是因為錢鍾書有知識、有學問，他說，有知識、有學問不一定能寫好小說。《圍城》寫了眾多人物，主角、配角大都寫活了，小說只有寫出了人物，才能吸引人愛讀。朱先生說，《圍城》多年沒有再版了，許多年輕的讀者不熟悉，健吾先生的這篇文章，有助讀者確切了解作者到底在小說中想要說什么，表達什么，只有摸準了作者寫小說的初衷，對小說定位評價才可能準確。

《重讀〈圍城〉》發表后，我曾去過健吾先生家。他關心文章發表后的反應，我將聽到的一些情況告訴了他。這次談話中他又談起一些有關《圍城》的舊事。有兩點值得一記：一是《圍城》連載期間，振鋒先生和他都聽到文藝界一些人對這部小說的好評，他倆曾計劃小說連載完畢出書時，約請其中幾位撰文，如柯靈。他特別提到吳組緗，組緗先生當時在南京，曾寫信給他，說錢鍾書學問做得好，但在《圍城》里不賣弄學問，是在寫人物。他為此事專門寫過信向組緗先生約稿。后因時局的急速變化，刊物也面臨停頓，這個想法自然也就擱淺了；二是《圍城》初版時，出版人在推薦這部小說的廣告中說：“這部長篇小說去年在《文藝復興》連載時，立刻引起廣大的注意和愛好。人物和對話的生動，心理描寫的細膩，人情世態觀察的深刻，由作者那枝特具的清新辛辣的文筆，寫得飽滿而妥適。零星片斷，充滿了機智和幽默，而整篇小說的氣氛卻是悲涼而又憤郁。故事的引人入勝，每個《文藝復興》的讀者都能作證的。”健吾先生說，這段文字他是參與推敲寫定的。

（本文摘自《親歷文壇五十年》，吳泰昌著，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7年7月第一版，定價：39.90元）

（本版文字由燕嬋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