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尼斯(中)領取金玉蘭獎

阿多尼斯是個旅人。這不僅因為他去過世界上很多地方，87歲高齡還喜歡到處走走看看，與持著各國語言的詩人們談詩歌，談人生，談他說了一輩子、仍愿意繼續說下去的阿拉伯語；更因為在精神上，他始終在旅行。對阿多尼斯而言，生命本身就是一場旅行，“人來自未知，向著死亡終點出發”，而詩歌也是旅行，是一場在自我經驗中的旅行，旅行會影響詩人對于世界的看法，也會影響他的詞語，讓他創造出新的詞語。正因如此，阿多尼斯將自己的詩歌建立在“旅行”二字上，旅行不斷更新著阿多尼斯的詩歌風格和理念，他的旅程也許并沒有明確的起點和終點，而是以生命的長度來度量——他始終和這個世界站在一起，目見路途中所有的可能。30歲時，阿多尼斯就離開故鄉敘利亞前往巴黎留學，正如他一首詩的名字《在意義叢林旅行的向導》，他人生中的大部分時光，既行走在遠離故鄉的土地上，也徜徉在意義叢林的小徑中，他的詩篇既是對自己內心世界的向導，也往往超越了阿拉伯的時空，帶領讀者站在更高遠遼闊的視角，俯瞰人生萬象。

用“諾獎熱門人選”、“當代最偉大的詩人之一”等稱謂來形容阿多尼斯，并不會讓他感到高興。他從不關注“諾獎”，因為在他看來，大獎會讓詩人過于不必要地自信，而“當一位文學家過于自信，就很可能是他的事業終結的開始”。比起各種頭銜，他認為自己只是在一條道路上探索的普通人，這條道路的目的是在物質建設之外，使人們獲得自由、尊嚴和幸福。“詩人寫作的目的是改變人和世界的關系，首先就是改變詞語和事物之間的關系。”

那些他曾經去過并喜愛的城市，他總是樂意重訪，比如上海。1980年和2009年，阿多尼斯都曾來到上海。在本屆上海國際詩歌節的多場活動中，他并沒有因為舟車勞頓而有所停歇，而是不吝言辭，與前來聆聽的觀眾、讀者分享他對于詩歌的見解：“詩歌最能夠表達人類內心深處的情感需求。它就像‘愛’一樣，當哲學和科學不能表達時，詩歌依舊有言說的空間。如同人的呼吸一樣，每首詩都是不一樣的。就算是古典詩，哪怕格律一樣，內在的精神也不一樣。詩歌雖然短，但包含著一切美的因素，是人類最美好事物的呈現。”

寫作是一項孤獨的事業，因為它注定了寫作者需要與自己的內心世界纏斗一生，詩人的孤獨也許更甚——語言、意義、音韻，一切打磨工作都需要在筆下和腦海完成，人們只看到詩人的作品，也許永遠不會了解那些寫作背后的故事。但在阿多尼斯看來，詩人的孤獨是可以忍受的，某方面來說，詩人并不孤獨。在他心里，若把詩歌看作詩人的一種職能和工具的話，就會使詩歌失去它的核心價值。詩歌，是他一種看待世界的觀點，也是構建世界的一個基礎。“因為詩歌代表的是人內心最深刻的東西。詩歌應該是人的創造性能量的基礎，也是人重新審視詞語和詞語之間，詞語和事物之間，人和世界之間關系的一個橋梁。”在談及詩歌的獨特性時，阿多尼斯說，“如果把詩歌當作工具，它就成了遮蔽這個世界的工具。對我來說，詩歌代表著對世界、對人生創造性的看法，發現和建造更美好的世界的一種途徑。”而他的詩從未停留在事物的表象上，而是洞穿既有的概念，在發問與自我追索中重新建立詩歌與萬物的聯系：生命、死亡、身體、欲望、光明、黑暗、太陽、月亮、云朵、波浪、水、火、風、雨……這些人們司空見慣的詞語被重新賦予意義，并成為他詩歌中最明亮的特質。

也許在很多人眼里，詩人是隨性、灑脫的，也是不羈于現實語境的，但阿多尼斯從未脫離腳下的堅實大地，也從未離開他精神上的原鄉。上世紀60年代，阿多尼斯曾在黎巴嫩主編《詩歌》《立場》等文學雜志，推介中青年詩人，闡述寫作立場。在近20部學術專著和譯作中，阿拉伯文化無疑是他關注的核心。與中國類似，阿拉伯文化擁有浩瀚、豐厚的古詩傳統，大量古代詩歌經由不斷演變著的阿拉伯語傳承至今。“阿拉伯語言就像人的皮膚，是有聲音的語言，是有音樂感的語言，也在詞和詞之間充滿了想象的空間。”在阿多尼斯眼中，阿拉伯語言并不是一種載體，其本身就是詩歌。而如今，他眼里阿拉伯語的文化體系正面臨各種危機，堅持用阿拉伯語寫作則是他對于阿拉伯語之美的忠誠，“我要用巔峰時的美好的阿拉伯語來寫，以反抗文化和語言的墮落”。

正因為對于阿拉伯文化的深切感懷，使阿多尼斯曾耗用大量時間，博覽卷帙浩繁的古代詩文集叢，重新梳理流傳了千百年的阿拉伯古詩歌的傳統與審美特質，并編纂成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三大卷《阿拉伯詩歌選》，讓那些被湮滅在古籍和經卷中的詩歌重放光彩。“阿拉伯民族是個詩歌的民族。我們漫長的詩歌史是真正值得阿拉伯人自豪的文化資源。但是，由于多種原因，這一資源一直受到遮蔽和歪曲。”在與他作品的中文譯者、阿拉伯語專家薛慶國的數次對談中，阿多尼斯始終認為，詩歌現代化并不意味著割裂傳統，而意味著以新的眼光重新審視和理解古詩，從中汲取養分，同時創造新的表現方式，以表達具有時代特征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