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道路能為世界貢獻什么》，韓慶祥、黃相懷等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7月第一版，48.00元

編者按：當前，中國正前所未有地走進世界舞臺中心，成為世界矚目的主角。如何認識和把握中國道路的獨特性及其創造性貢獻和世界性意義，成為學術界熱議的話題。近日，韓慶祥、黃相懷等著《中國道路能為世界貢獻什么》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緊緊聚焦于中國道路這個重大主題，系統分析展示了中國道路的“生存性貢獻”“發展性貢獻”“制度性貢獻”“文化性貢獻”“和平性貢獻”。本報今天特組織這組筆談，專家們圍繞該書展開研討，希望能引發讀者的思考與討論。

獻給世界學術界的一份珍貴禮物

楊金海（中共中央編譯局原秘書長、研究員）

如果說“中國道路”是中國人民貢獻給世界的一份珍貴禮物，那么，剛剛問世的《中國道路能為世界貢獻什么》就是該書作者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貢獻給世界學術界關于中國道路研究的一份十分珍貴的禮物。

這是一本好書。首先是它的站位高。這幾年，研究中國道路的中國學者不少，但大多是立足于國內來總結我們改革開放的成就和經驗。《中國道路能為世界貢獻什么》一書則站在整個世界潮流的高度來系統闡述中國道路問題，而且重在闡述中國道路對世界發展的意義。

這與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為全球治理提供“中國方案”的思想是高度一致的。近幾年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為全球治理提供“中國方案”的重要主張，受到國際社會廣泛而熱烈的好評。西方各大媒體紛紛發表評論，認為中國引領世界的時代已經開始。這說明，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的地位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即正在從世界舞臺的邊緣向中心邁進。

的確，經過近40年的改革發展，中國不僅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探索出一條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的道路，這條道路具有世界意義，在很多方面可以為發展中國家所借鑒，有的也可以為發達國家所參考。其中有的經驗還具有領先世界的水平。所以，我們不僅要繼續積極參與全球事務，在許多領域，還要有引領世界潮流的勇氣，積極作為。

前幾年，我國學術界就有人在講，要有引領世界潮流的勇氣。該書充分體現了引領世界潮流的勇氣，并在如何為世界提供“中國理論”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同時，該書力圖全面總結中國道路的成就、優勢和經驗，是世界學術界全面了解中國道路的重要參考書。

本書從五個方面闡述了中國道路的世界貢獻，即中國道路在人類的生存、發展、制度、文化、和平方面，都有獨特的創新。這些研究十分富有啟發性。

比如，中國道路為世界各國的社會制度安排提供了借鑒。社會制度是什么？按照馬克思的理論，社會制度本質上就是社會結構，包括經濟結構、政治結構以及思想文化結構。在這三個基本的社會結構層面，中國道路都有很多創新。

在經濟結構上，我們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應當講是當今世界上最先進的制度。它把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優勢與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優勢結合起來，讓“兩只手”都發揮作用：一是“看不見的手”即市場這只手，二是“看得見的手”即政府這只手。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說到底只有“市場”這一只手；蘇聯則只有另一只手，即“政府”那只手。實踐證明，單靠一只手肯定不行。單靠市場必然發生經濟危機，單靠政府又會把經濟控制太死，經濟沒有活力。現實證明，我們采取的這條路子是最好的，是一條新路，既能夠避免經濟危機，又能夠保持經濟發展的活力與高效。

在政治結構上，我們的制度也是比較先進的。西方說我們是一黨制，也有國內學者說是多黨制。我覺得這都是不對的。我們實行的是一黨領導、多黨參與的政治協商制度。這既繼承了社會主義國家的一黨領導，又避免了蘇聯的一黨集權；既有多黨參與的民主性優勢，又避免了西方多黨制的混亂狀態。

在文化結構上，我們也是“一元指導，多樣并存”，即在黨和國家發展方向上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但在一般的文化發展上，允許文化發展的多樣性，包括允許宗教的發展。這樣就既保證了國家思想文化發展的總體穩定，同時又保證了各家各派思想發展的自由性、多樣性。

中國道路之所以能夠成功，就是因為它有一套比較科學的制度結構。這是“中國奇跡”的秘密所在。把這個秘密揭示出來，告訴世人，可以幫助人們更好地認識中國道路所蘊含的很多問題。

中國道路的成功及其世界意義

董振華（中共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習近平總書記在“7·26”講話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取得的重大成就，“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提供了中國方案”。在中國這樣一個十幾億人口的農業國家如何實現現代化，是一個非常重大的難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改革開放以來短短的幾十年之內，我們開辟了中國道路，創造了令世人驚嘆的中國奇跡，中國發展的密碼到底在哪里？這個不僅是國際社會希望破解的謎題，也是中國人自己想要探尋的秘密。《中國道路能為世界貢獻什么》這本著作力圖給出中國學者自己的答案。通過審視當今世界和中國的發展大勢，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第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取得的輝煌成就不容置疑，也否認不了。幾十年的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所取得的成就，不僅讓我們自己振奮，也讓世界矚目。怎么在一個如此人口眾多、貧瘠落后的國家實現現代化？世界上沒有過，我們自己也很驚奇。從發展的資源來看，我們老說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這個都對。但是我們的資源平均到每個人頭上，就顯得嚴重匱乏了。我們沒有發展的優勢。但是，我們用事實證明中國確實創造了中國奇跡，這個不能否認，也否認不了。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不是好，要看事實，要看中國人民的判斷，而不是看那些戴著有色眼鏡的人的主觀臆斷。”可能有人會指責我們說，貧富差距拉大了，生態惡化了，精神家園失落了等。但是，西方發展過程中沒有經歷過嗎？那各種各樣的陷阱說明了什么？說明成長都是有煩惱的，發展都是有代價的。我們只是經歷了發展的辯證法的過程而已，并沒有陷入什么陷阱。只不過由于發展階段不同，發展起來以前的問題和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呈現出不同特征而已。

第二，西方發展道路之所以造成“和平赤字、發展赤字、治理赤字”,實際上是因為發展背離了價值理性。“和平赤字、發展赤字、治理赤字”所表達的意思不是一個工具性問題，而是價值問題。衡量整個世界進步的根本標準不是技術理性和工具理性，而是“為什么發展”的價值理性。脫離了價值理性引領和規約的發展，是導致發展陷阱的根本原因所在。習近平總書記在“7·26”講話中，首先強調“要牢牢把握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指出我們的發展是一種追求共享這一價值理性的發展，這是克服西方發展道路弊端的根本路徑。

第三，每個國家應該選擇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中國道路為什么能取得這樣的成就，或者說中國為什么能干成這樣的事，國際社會也在思考這個問題，而我們自己也需要深入思考。因為雖然我們做出來了，但是我們是根據實踐經驗創造出來的，這個經驗只能說明過去，不能必然說明未來，如果找不到必然性的因素，那么我們的發展也許會面臨更多的偶然性。通過研究我們發現，中國方案里面就有中國的“道”，即發展的根本價值和信仰。這個“道”具有共性和普遍性，但是每個國家、每個民族由于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不同，面臨的形勢和任務不同，人民的需要和要求不同，也就是說具體的“勢”不同，他們可以而且必須根據自己的情況選擇不同的“術”，也就是不同的道路去實現發展的價值。

中國話語建構的歷史審視

李海青（中共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加強文化軟實力建設，唱響中國聲音，構建中國話語。我們知道，中國話語是針對西方在世界上的話語霸權來講的。實際上，西方話語的強勢并不僅僅始于美國的崛起，也不僅僅始于大英帝國的崛起。西方話語的強勢實際上開始于西方的文藝復興、啟蒙運動與宗教改革時期。那個時期，西方相對于世界其他地區的優勢地位開始顯現，西方現代文明開始發端，西方話語也開始逐步塑造。比如，啟蒙運動從抽象意義上倡導人的普遍統一的理性和當代西方倡導的價值就有其內在的、歷史的關聯，都是一種抽象的、普遍的價值理念與思維方式。經過資本主義后來幾百年的經濟社會發展，源于那個時期的資本主義價值理念與話語體系遂在整個世界的話語中占據了支配地位。就此而言，今天我們中國話語建構所要應對、借鑒與揚棄的，實際上是西方整個近現代以來數百年的理論與話語傳統，殊為不易。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更為深刻地理解構建中國話語的必要性與面臨的巨大挑戰，也可以更為深刻地認知《中國道路能為世界貢獻什么》這本書的重大意義。如何有效回應西方的話語霸權？如何把今天中國對于世界的巨大貢獻講清楚？如何講好中國故事，唱響中國聲音？這是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個時代性任務，該書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可謂典范。

從近現代中國的歷史來看，中國應對西方強勢話語經歷了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最初，隨著世界市場的開辟與西方的侵略，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傳統的儒家話語已經基本失效，無法應對西方基于市場文明的強勢話語，解決不了中國緊迫的現實問題。那個時期積貧積弱的中國是“沒有資格說”。新中國成立以后，由于兩大陣營的相互孤立和封閉，我們批判西方、宣傳自己，但與西方缺乏交流、對話，理論與話語都差異很大，很大程度是“自言自語說”。改革之初，西方文化大量進入，對中國文化沖擊很大，國人的文化自卑心理很重，認為“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圓”。再者，改革之初中國經濟尚不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剛剛開辟，尚不完善，中國話語的現實基礎尚不扎實。這一時期，我們在與西方的話語較量中也沒有多少話語權，所以我們是“失語無法說”。隨著改革的不斷推進，中國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我們開始認識到西方理論與話語的問題、話語的霸權，也開始萌生建構中國話語的意識，但是從萌生意識到自主建構非常艱難，擺脫西方話語的影響并非易事，人們感到困惑難解。想擺脫、想建構，但“困惑不會說”。新世紀以來，我們與世界交往愈益增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也更大程度上顯現出自身的優越性，不論是政界還是思想理論界在這一時期的自主話語意識都進一步增強，自主理論構建越來越成為基本的共識，某些方面也有所探索，可以說這一時期我們是“努力嘗試說”。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發展處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綜合實力與國際影響不斷提升，中國由世界大國正在逐步成為世界強國，世界矚目中國道路、中國智慧、中國方案。我們強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時候，人們的話語構建意識更加強烈，黨中央也強調講好中國故事，唱響中國聲音，提高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國內理論界也在積極探索。可以說，現在我們在話語方面是“探索引領說”。一方面，我們在很多領域還在積極探索，試圖概括新范疇、提出新觀點、形成新理論，另一方面，在某些領域我們也開始逐步發揮中國話語的引領作用，比如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

當前的話語建構可以說是總體探索中的部分引領，當然從中國話語的“部分引領”到中國話語在諸多領域的“主導引領”肯定還有一個長期的過程，未來路還很漫長，我們還要充分借鑒各種優秀的話語資源。

《中國道路能為世界貢獻什么》為我們貢獻了什么？

唐愛軍（中共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中國道路將社會主義文明形態和現代化時代潮流結合，為古老的文明注入了社會主義的活力，使中華民族在今天煥發青春。中國共產黨的成功秘訣，就在于將社會主義運動和中華民族的再度青春化有機結合起來，將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和民族主義情懷有機結合起來。研究中國道路，就要對中國道路的核心內容和世界意義進行進一步提煉和闡發。韓慶祥、黃相懷等著的《中國道路能為世界貢獻什么》在這個方面做出了意義非凡的嘗試與貢獻。

第一，從哲學的高度對中國道路進行了理論闡釋。該書從學理角度對中國道路的哲學精髓和核心要義加以提升，概括為“一主二合三基”。“一主”，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二合”，就是中國道路體現著一系列基本的矛盾雙方的結合、協調，如科學社會主義一般原則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改革開放與四項基本原則相結合、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制度相結合、效率與公平相結合等；“三基”，是指在我國現代化進程中要注重三種基本目標、三種基本力量和三種基本機制。其中，三種基本力量的提法最有特點，這種力量就是黨政主導力量、市場配置力量和人民主體力量。

第二，從五個維度闡釋中國道路的世界貢獻。五個貢獻之間具有內在的、層層遞進的關系。生存性貢獻和發展性貢獻屬于器物層面，制度性貢獻是制度層面，文化性貢獻是思想文化層面，和平性貢獻則是直接立足于世界維度講的。

《中國道路能為世界貢獻什么》一書還有兩個特點：一是它擺脫了“外部反思”的思維方式，深入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實踐和中國道路的實體性內容當中去，在這個基礎上進行理論提煉和意義闡發。二是它擺脫了學術與政治的二元對立，堅持“用學術講政治”的原則，用嚴肅的學術態度、嚴謹的學術方法探討重大的政治主題，實現了“學術性貢獻”與“政治性貢獻”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