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1989年簽贈本文作者《蒲橋集》

汪曾祺真是個好老頭。他去世這么多年了，影響力還那么大，生卒的紀念日總還有人記得，為他舉辦紀念活動，家鄉為他擴建文學館。這些年來，一些學者和文學愛好者不斷挖掘和研究他的史料，也收集到不少他的趣聞和故事。

他生前有詩云：“寫作頗勤快，人間送小溫。”他的確做到了。

作為文人，汪先生“送小溫”的方式也是頗具文學性的。除了為人親切、平和、沖淡和有趣之外，我歸納大致有這么獨特的三點：一曰做飯，二曰贈書，三曰作序。汪先生是美食家，喜歡寫美文、做美食（他不是發明了著名的“塞餡回鍋油條”么），這些大家都是知道的。汪先生曾“自喜”：“別人說我的序寫得還是不錯的。”（看看！他還借別人之口。）——如若較真考究起來，汪先生的序言的確寫得好。他不是特別推崇李健吾么？是的，他的序同李健吾先生的書評一樣，其實都是美文。關于這一點，我曾撰有《汪曾祺的序言》一文，這里且不去論它了。本文要說的是汪曾祺的簽名本，亦即贈書，或者推而廣之，包括他贈送字畫。

汪先生是沒把自己的字畫當回事的。“我的畫其實沒有什么看頭，只是因為是作家的畫，比較別致而已。”這是他在《自得其樂》一文中說的。他寫字畫畫，從不收錢，曾經有人給他寄過錢，他都如數退回了，還按別人的要求把畫好的畫寄過去。過去我的回憶文章中曾說過，有時我們去，臨走了，汪師母說，老汪，你剛出的某某書還沒有送他們呢。汪先生會摸索出兩本，簽上名遞給我們。記得有一回，我把我陸續購買的先生的書帶過去，請他都給簽上，大約有三四本吧。后來這些書也有丟失的。我那時住筒子樓，一家三口只一間屋子。平時門都是敞著的，同事隨便進出，也就不知給哪一位拿去看了沒還。先生送我的書，我手頭還有幾本。第一本是《蒲橋集》（作家出版社1989年3月出版）。汪先生在扉頁上題“贈立新，汪曾祺，1989年7月”，那是我從縣里到北京進修，一次去先生家，先生給的。第二本《旅食集》是1992年的事了。我已回到天長工作，是汪師母給寄到縣里去的。書上題：“贈立新，汪曾祺，1992年11月。”1993年初我到北京工作，接觸先生機會便多了。之后的幾年，先生送我的書，應該有好幾本，但有些丟了，有些完全不記得了。手頭還有一本《獨坐小品》（寧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出版），是1997年1月送我的。

我收藏的汪先生的簽名本，最有價值和意義的，是《汪曾祺散文選集》。這是汪先生生前送我的最后一本書。他在書的扉頁題道：“蘇北存 曾祺 1997年5月”。得到這本書距汪先生離世僅僅一周時間。1997年5月9日，我帶孩子到先生家去并在那里吃了飯，臨走時先生送了這本書。這本書的前后空白頁被我寫滿了字，在書后的空白處，我記下了當天去的日期：“9日同陳淺到汪先生家去。”而在書的前面的扉頁上，我記下了送別汪先生的情景：“今天送完這個人。這個人真的作古了。他不是去出差，也不是我們忙不去看他。而是我們永遠見不到他了。他永遠不可能再同我們說話了，不能再請教他有關問題，聽他說一些有趣的事了……5月28日晚記之。”

我現在偶爾翻看我珍藏的這些簽名本，看看這些題簽，字都十分清秀。不像現在收到的一些贈書，要么龍飛鳳舞寫滿扉頁，要么幾個字米粒大小縮在書邊。看先生的這些題款，同欣賞書法和藝術品一樣，的確給人美的享受。

汪先生偶爾也會對自己書的裝幀談一些看法。他曾送我一本沈陽出版社編的《當代散文大系·汪曾祺卷》（1993年6月出版），書的封面是亞光的奶白色，仿佛還壓了暗紋，摸上去手感很好。只是書的右下角畫了一個葫蘆，一個老頭袖手蜷腿縮在葫蘆里，他給我題了“我并不總是坐在葫蘆里”。當時我吃吃地笑了，這么好的設計（版權頁上注明此書設計者為李老十），他還調侃。可惜這本書給我弄丟了。幾年前到大連出差，在一個山窩窩里的作家村里淘回一本，可惜再也補不了題簽了。浙江文藝出版社1993年出的他的《菰蒲深處》（小說集），是紅色封面，書的頂端畫了一只小船，船上和水中站著或游著幾只鴨子，一個船夫在劃著船，左下剪紙似的刻了一男一女抬著一籮筐，筐里坐著一個小娃娃，他調侃說：“像個兒童文學。”

他曾對漓江出版社的《汪曾祺自選集》（1987年10月出版）發表過一通很妙的議論。他剛拿到此書時，對送書上門的聶震寧說：“藍配紫，臭狗屎。”（此書封面淡紫色，而書名中“自選集”三個大字卻是綠藍色的）。聶震寧回說：“臭狗屎就臭狗屎，反正書是好書。”這本書初版本才印了兩千冊，汪先生怕出版社虧本，給家鄉高郵的官員寫信，看家鄉新華書店可否能訂一點，以解出版社之憂。僅此小事，也可見出汪先生的善良和善解人意，許多時候，他總是為別人著想的。我手頭的這本“自選集”，就是購于高郵縣新華書店，時間是1988年10月。

這二十年來——先生去世二十年了——我陸陸續續寫了《憶·讀汪曾祺》和《汪曾祺閑話》兩本書，通過對先生作品的細讀和一些交往的回顧，逐步加深了對先生的了解。汪先生可以說是一個非常清醒的作家，或者說，是一個有著強烈主體意識的作家。他對自己的認識非常清楚。他知道怎樣寫才更是自己的，才是有獨特風格的。他表面隨和，其實內心極其自信，他能看得上的作家并不多。

我知道，有許多朋友手頭都有汪先生的簽名本。我可以列出一長串名單。這些名單在兩本關于汪先生的紀念文集《你好，汪曾祺》和《永遠的汪曾祺》中都能找到：黃裳、范用、鄧友梅、鐵凝、王安憶……20世紀80年代初，汪先生送人書還用毛筆題簽，顯得很鄭重。高郵金實秋是汪先生的同鄉，在1982年出版的《汪曾祺短篇小說選》上，汪先生題曰：“贈實秋同志，曾祺”幾個大字，字雖為行楷，但可以看出寫得很安靜，穩健中透著清秀。他給香港古劍的一本《晚翠文談》，亦為毛筆所題：“古劍兄教，曾祺，85年10月寄自北京。”看筆跡，小楷俊逸，飽滿有力，有明人氣象。正如他自己所言“似明人筆意”。汪先生1983年畫過一幅水仙，邊款題：“高郵汪曾祺，時年六十三，手不戰，氣不喘。”

到20世紀90年代，汪先生名氣已如日中天，走到哪里，都有一些崇拜者，則不大見到用毛筆題簽了。肖復興曾說過，一次在北京朝陽公園搞活動，汪先生在場。肖復興的兒子，小小年紀就喜歡上汪曾祺，于是便帶上兩本汪先生的書，請他題個字。在《蒲橋集》上，汪先生寫下“朝陽初日，蕭鐵閑看”，這是一份特別定制。作家王干很早就認識汪先生。王干興化人，也曾在高郵工作，與汪先生也算是小同鄉，一回汪先生送王干一本《釋迦牟尼傳》（江蘇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則題“王干同參”四個大字。王干多少年琢磨不透“同參”何意。一次飯局聊天說起，大家七嘴八舌，想“同參”可能是佛教用語，大約離不了同拜之意吧。汪先生總會這樣，根據題贈對象的身份特點，寫上那么兩句，也別有新意，使受贈人心中歡喜。

我有幸能擁有汪先生的這些簽名本。我珍愛我收藏的這些簽名本。我知道這些字跡現在已十分珍貴了。有時翻開這些書中的簽名，看著這些字跡，如晤先生本人，我真是非常懷念他。

（作者：蘇北，本名陳立新，多年致力于汪曾祺研究，著有《一往情深：回憶汪曾祺先生》《憶·讀汪曾祺》《汪曾祺閑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