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近五年的兒童文學短篇作品，作家們或深入內心去尋找童年詩學，為孩子建構本真世界；或從地域風土人情和傳統文化里，讓中國孩子的童年精神茁壯生長，富有使命與擔當。中國原創短篇兒童文學對精神深處的童年書寫，表征了當下成人對童年意義的祈望，既希望孩子能在與自我、他人和世界的交往與對話中，實現個人生命的成長，又期望孩子們在邁向成熟的路途中，在內心保持一份本真，抵御得住歲月的風雨。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兒童文學呈現了飛速發展的態勢，尤其是近年來，原創兒童文學在廣度與深度上不斷拓展，豐富的題材、多元的風格、自覺的藝術探索，彰顯了當代兒童文學作家對童年的多維度表達。其中有市場需求的增大、出版的繁榮，創作隊伍的壯大等促進因素，更主要的是作家在當下的社會文化語境、兒童生活情狀里，在創作上不斷致力于童年價值與意義的探尋。

近五年來，長篇兒童文學的創作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短篇兒童文學作品也同樣絢爛多姿。成熟的兒童文學作家在短篇兒童文學領域筆耕不輟，如曹文軒、張之路、常新港、祁智、湯素蘭、彭學軍等，均有短篇佳作發表；中青年作家更是非常活躍，如薛濤、黑鶴、翌平、三三、韓青辰、湯湯、李秋沅、舒輝波、陳詩哥、顧抒等，不斷拓展和豐富著短篇兒童文學的藝術疆域；令人驚喜的是，像邱勛、楊嘯、李有干、李亮等年逾七十的老前輩們，也屢有短篇佳作誕生。

從某種程度上說，兒童文學主要表征了成人對童年的看法。借用佩里·諾德曼《隱藏的成人：定義兒童文學》中的一句話：“不論兒童實際上是什么，無可置疑的是，正是成人關于童年的想法塑造了這種文學及其典型特征。”中國當代兒童文學曾先后出現過以教育與教益功能為主導的兒童文學創作觀念；用游戲、幽默、幻想來釋放兒童天性的創作探索；以塑造民族性格為擔當、增強代際間的溝通，為孩子成長打下明亮的精神底色等創作理念，受這些理念支配的兒童文學寫作，依然在當下各種作品中參差地交叉在一起。但是在近五年的原創短篇兒童文學作品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兒童文學作家越來越擺脫對童年生活的表象化描寫，深入到童年精神的核心地帶，并且將童年作為人類本初的美好狀態予以彰顯與表現。兒童文學作家就童年的本質性內容朝著文化、哲學方向進行的探索，比以往都更為自覺與積極。

對于童年本質的探討，以及如何建構一個理想化的童年世界，在童話創作中尤為明顯。在許多短篇童話作品里，兒童文學作家寄寓了自己對童年理想世界的想象與表達，借助童話的魅力讓孩子感知和體味童年的溫馨、率真、無邪，以及作為人之初的那份本真；童話作家們尤其企望通過童話，也讓成年人重新發現在歲月中被塵封的童心，回歸內心的純真，善待兒童，善待生命。將童話朝著詩學與哲學維度開掘最典型的例子是陳詩哥。他的童話作品“幾乎什么都有國王”系列短篇，以孩子的視角建立了童年王國。在該系列里，他將想象的飛地落在平凡土地上，僅僅是一片山崗、一方池塘、一條小黑狗、一叢雜草、一棵小樹，都因為孩子天然、光明、蘊含無限可能性的心靈而充滿詩性和神奇，而孩子或者說所有生命都是這個世界上高貴的國王，他們對一切好奇，他們自由自在，他們過著最合本性的生活……因此，“如果世界重新開始”會怎樣？“宇宙的另一邊”有什么？太初世界要是換一種命名方式又將是什么樣的存在？這都是陳詩哥童話中的天真之問，也是他作品關于童年本質的答案，可以說，他用童話在寫童年以及萬物的“列國志”。

與陳詩哥童話從宏觀扎入想象與遐思的境地不同，湯湯的童話則從細微處入手，以豐沛細膩的真摯情感，溫潤著孩子的感情，在孩子的心田里萌發出堅強的力量。她近幾年的童話，從已經成熟的、具有標簽式的“鬼精靈童話”中突破出來，沿著情感脈絡行走的同時，將童話的美學觸角朝著人生際遇、文化承繼等方向延伸。比如她最近幾年的短篇童話《梅和銀》《水妖喀喀莎》（短篇）《門牙阿上小傳》等，通過對卑微生命的觀照，或思索個人如何面對幻化命運，或探究在變遷迅速的時代里該如何堅守傳統等，將生命意義、文化責任的探討融入作品，向童年注入支撐的精神力道。這方面，湯素蘭在《一本書書店》《橋姥爺》等童話近作中，也同樣有非常好的表現。而黃穎曌的《跳房子》《木古和掃夜人》等童話，則強調了童年的珍貴性。所謂的大人曾經是小孩，他們小時候也曾感到壓抑、落寞，而今面對孩子，盡力不要將過去的痛苦、遺憾再在孩子身上重現。另外，孫麗萍、沈習武、秦螢亮、梁慧玲、麥子等人的童話作品，都致力于對童年精神世界的關注，他們的童話帶著對兒童在生活中不快際遇的問候，以及現實與理想碰撞后的感傷抒寫與治愈，猶如照進兒童內心的一縷光。

如果說，近五年來的短篇童話創作在哲理、在思想、在對童年生命本質的追尋上不斷推進加強，那么短篇兒童小說則在文化思考、地域風俗與童年生活、現代性的反思，以及寫作藝術的創新等方面延展著藝術力量。

短篇小說除了繼續在校園小說、兒童生活小說、鄉村題材小說等方面保持應有的可讀性與藝術性水準之外，越來越多的作家在努力開發自身生活土壤的文化富礦，將風土人情、民風民俗作為童年敘事的文化土壤來生長出人物和故事。例如王勇英的《水藥》《青碟》等作品，立足于廣西客家生活的風俗特色，演繹了一種嚴謹、認真、淡泊名利而獨有堅持的匠人精神，其中有通過孩子的視角來感知生于斯長于斯的鄉土人文，也有對非物質文化面臨難以為繼窘境的憂思，體現了作者的文化擔當，即在社會快速發展中，將某些不可丟棄的優秀傳統價值，以文學的方式言說給孩子。這種文化擔當，以另一種方式體現在張之路的《拐角書店》中，小說蘊含了對時代發展進程中不得已而消逝的事物的懷戀和感喟，一家面臨舊城改造而被拆遷的拐角書店，如同一個精神與文化的地標，也好似于求知若渴年代里亮起的一盞燈火，提示著現代文明不僅有高樓大廈，還應該有對文化的敬畏和尊重，這種帶著現代性的反思意涵，提升了兒童小說的品格。

此外，像常新港的《血肉故鄉》、彭學軍的《天晴了，下雨了》、三三的《蒲公英之歌》以及年輕作家吳新星的《玉簟寒》、吳洲星的《一頭野豬》、郝周的《一個人的香火龍》等兒童小說，都具有濃郁的地域文化特色，這些作品都將童年生態植根于豐厚的中國人文精神內涵，其中的風土人情不再僅僅是故事背景，而是與兒童成長相融合，人物性格、情節事態等都是從人物所在的地域文化里破土而出的，真正展現出中國式童年的精神特質。

相對于傳統的創作手段，對于兒童小說以何種方式抵達童年，顧抒、舒輝波等作家以虛實相互交融的手法，尋找到了一條較好的途徑，比如顧抒的《森林里的森森和琳琳》《布若坐著公交車走了》等作品中。《布若坐著公交車走了》中“我”與布若一起編故事的時候，“我”會忘掉忙碌的功課、糟糕的成績、難纏的人際關系，忘掉所有的煩惱——“故事是一葉小舟，載著我們徜徉在時間之河中，劃向遙遠的過去和未來。”有一次，調皮鬼同學悶蛋用石子砸了“我”的腦袋，可是“我”和布若都奈何不了他，于是，布若就把悶蛋想象成黑石國的王子。作為王子的悶蛋經常要受國王和王后的懲罰，每挨一次揍，悶蛋心里就多一塊黑石頭，這些黑石頭在他心里越積越多，實在裝不下了。悶蛋用石頭砸人，是因為他不知道該把那些黑石頭放到哪里去……在這種現實世界與幻想世界交融的文本中，幻想世界并不是孩子逃避現實的虛無懷抱，而是試圖以孩子的心與想象，去解釋他們遇到的問題，在理解和體恤中安放自己的心靈，也去同情和關懷另一個受傷的心（比如調皮的悶蛋，他背后肯定有不為人知的成長之痛）。

縱觀近五年的兒童文學短篇作品，作家們或深入內心去尋找童年詩學，為孩子建構本真世界；或從地域風土人情和傳統文化里，讓中國孩子的童年精神茁壯生長，富有使命與擔當。中國原創短篇兒童文學對精神深處的童年書寫，表征了當下成人對童年意義的祈望，既希望孩子能在與自我、他人和世界的交往與對話中，實現個人生命的成長，又期望孩子們在邁向成熟的路途中，在內心保持一份本真，抵御得住歲月的風雨。

可以說，中國原創兒童文學的高度是由短篇兒童文學作品像地基一樣，一塊一塊壘起來的；對于整個中國原創兒童文學和作家的創作歷程而言，這樣的比喻都是恰當的。很多創作上爐火純青的中青年骨干作家以及嶄露頭角的“90后”“00后”作家，其創作積累和藝術成熟都離不開短篇作品的磨練。期待未來原創短篇兒童文學作品能更加深入到孩子的生活領域和精神世界，朝向孩子，朝向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