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由于互聯網與手機的出現，微信、微博、QQ等各種信息傳播渠道增多，我們身邊剛發生的事，只需要幾秒鐘就可以傳播到世界各地。在這樣的時代，你的所思所想會隨著信息的撲面而來而起伏不定，一不小心會順著信息的河流走，直到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誰。因此，每個人都容易在認識自我的道路上迷失自己。

在我十六七歲時，有一次大伯到縣城來買一種叫燈草絨的布料，喊我當翻譯，當時我就站在賣布料的老板面前，卻說不出“燈草絨”這三個漢字。大伯一臉失望，說，讀了十多年的書，連“燈草絨”都不知道。可是，等我熟悉了漢語，別人問我，漢語所說的“阿咪子”“擦爾瓦”，在彝語里是什么意思，我又不知道了。一直以來，我都把“阿咪子”“擦爾瓦”當作漢語，在彝語里找不到這樣的詞匯。

我說這些，其實是想說語言與語言之間、信息與信息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隨時會發生一些善良的誤解。比如，彝族人喜歡的三種顏色是紅、黃、黑，但不是說彝族所有的色彩元素都是紅黃黑，在畢摩祭祀場上，反而只有白色才可以代表神靈、先祖、人間正道等。再比如，彝族是一個詩的民族、酒的民族、火的民族、害羞的民族等，其實抓取的都是一個點，而不是整個群體的共有性。首先說“詩的民族”，放眼整個中國或全世界各個民族，又有多少個民族不是詩的民族呢？再說“酒的民族”、“火的民族”、“害羞的民族”等，其實說的是一種文化、一種禮俗，不是任何時候任何場面都飲酒作樂、火舞人間、羞羞答答的。一個民族最佳的存在狀態應該是真實面對自我。寫《第三世界》前，我一心想的也是一點點真實地面對自己。最近一部叫《岡仁波齊》的藏語電影在熱映，也剛好回答了“真實面對自我”的價值。一個群體的真實存在是對自然和生命最原始、最質樸的尊重。在《第三世界》里，我想讓一個族群部落在自己的世界里做一些稀松平常的事，也就是從歸真到歸真。

想是這樣想，我又寫了什么呢？

世居大小涼山的彝族各部落在歷史長河里一路走來一路思考。在小說《第三世界》里，我精心設計了一個彝族土王的故事，但不是為了講這個故事，而是想把故事之外的一些東西表達出來，比如一個人來到這個世界上是為了什么、做了什么等。這漫長的表達過程，實際上是一路用故事引領故事的過程，最后達到了什么目的、什么結論、什么高度等，不是我所能掌控的。當一本書已經面世，其實一切權力都交給讀者了。另外，為了更好地表現這一切，我采用了魔幻現實主義的寫作手法，在紀實手法無法體現的時候，就用魔幻手法去體現。

《第三世界》里沒寫的，就很多了。

哲學家總是喜歡問這么一些問題：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要到哪里去？在小說《第三世界》里，很少有這樣的追問。在各種條件有限的情況下，我始終認為自己更應該想一想“能做什么”、“做了什么”之類的現實話題。當你做了什么，其實也不需要到處張揚，靜悄悄地，做了就做了，那是責任也是義務。對于我的故鄉、我的族群，存在著很多矛盾的看法。比如，每當說到四川涼山彝族地區的貧困，許多人（包括有識之士）總把責任推到“一步跨千年”的歷史身上。你一方面高舉“一步跨千年”的光輝旗幟，一方面又埋怨著“一步跨千年”的鐵索，說一切還在過去的社會形態里，需要慢慢改變，這是矛盾的。還有關于民族身份認同的問題，人們一方面需要尋找身份認同，另一方面又覺得這個認同沒有那么重要。很多相關的事件和思考，我沒有寫在小說《第三世界》里。目前存在的許許多多的社會問題，從大處著眼，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經過，在這樣的時候，我做好自己就是了，沒必要跟著周圍的人大驚小怪的。

我說了想的、寫的和沒寫的，卻仿佛什么也沒想，什么也沒寫，什么也沒說。我所說的這三者之間似乎也沒有什么關聯，想的就是想的，寫的就是寫的，沒寫的就是沒寫的。這就對了，世界就這么美妙，譬如小說《第三世界》中的一件件事情、一個個人物，各自獨立，又相互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