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空房子》擺在書桌上的時候，我感覺自己有很多話要說，卻又不知從何說起。這本小說集的誕生同幾位朋友有關。前兩年我出版過兩本小說集，好友羅賢華曾寫過一篇短評《女性主體意識的覺醒及張揚》，另一位好友——在中國文史出版社做編輯的全秋生看過我的多篇小說之后也說，你完全可以出一本以女性題材為主打的小說集。恰逢一個評論家有想法給我寫個評論，讓我整理一些小說發給他，兩種題材：女性題材和新鄉土題材。正是他們的鼓勵和鞭策，我才回頭對自己發表的小說做了一次整理，這一整理讓我大吃一驚，女性作為主角的小說竟有幾十篇，夠出兩三本小說集了。我從中左挑右揀，整理成集，于是就有了這本《空房子》。讓我深為感動的是，《空房子》還得到了施戰軍、徐則臣、張楚等幾位師友的推薦。

但又因此我對自己的創作懷上了某種疑慮，怎么就在不知不覺間那么專注地盯上了女性題材？

我百思不得其解，后來就有了些“弗洛伊德”的想法，這也許同我的成長經歷有關。我的祖母在我的心目中享有崇高的位置，這一位置始終無人可以替代。與此形成反差的是我的父親，他屬于半殘疾人，雖然年輕時生活能夠自理，干一些輕度的農活，但不能像健康男人那樣承擔太多的責任。我也因此替父親背上了深重的自卑。童年時期，我幾乎成了祖母的尾巴，她去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后來長大了些，村里與我同齡的孩子大多都是女孩，我就成了混雜在她們中間的“須眉濁物”。我的母親是個身強力壯的勞動婦女，雖然她一段時間離開了我，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一半是高大，另一半卻又失去了作為母親的溫情。母親的形象是個矛盾體，讓我猶豫而又難以割舍。她一度支撐著我們家庭的大廈，一度又放棄讓其坍塌。當然，并沒有走到坍塌的那一步，是我頂替她成了這個家庭的“父親”和“母親”，母性在我的身上悄然扎下了根系。很顯然這些都影響了我的創作，甚至在暗中操控著我的創作。在我的小說中，女性的形象更為飽滿、鮮活，她們隱忍卻活出了女性的尊嚴。我在小說中還釋放了她們作為女人的一面，讓她們花枝招展，讓她們搖曳多姿。

審視《空房子》，我對她們作為女人的釋放非常有限度，在小說的真實存在中也并未完成對女性身體的“占有”，也沒有展示類似的欲望和傾向。對女性身體的覺醒，我是節制的，沒有放開去寫。在我的內心，女性的高高在上，在某個層面上制約了我的放肆。我不敢去褻瀆處在神的位置的她們。這究竟是道德的枷鎖在作祟，還是自我的膽怯？我究竟怎樣把自己包裹起來，還是戴上了虛偽的面具？我在創作她們時似乎抑制了自身的性別辨識，或者刻意隱瞞了這一點。在此處，我只是個小說家。

而在另一端，我又描寫了女性在復雜世界的幽暗和幽微，怯懦和異化。這是一種比對身體“占有”更深入的冒犯，也違背了自己某些方面的意志。我是個不合時宜的人，從對文學的向往出發，從小時候懷著作家的夢想出發，抵達的卻是不合時宜。我不會開車是不合時宜的，不會跳舞是不合時宜的，在多數人享受燈紅酒綠時看書是不合時宜的，在滿世界喧囂時苦思冥想也是不合時宜的。我沒有打算在小說中掙脫自己的命運，相反，作為個體的我的命運同小說有了某種牢不可破的隱秘的聯系。這是不是一種矛盾呢？

《空房子》出版之際，我一直在看書，某一天，在格非的小說中讀到一個細節，他這樣描寫一個老婆婆的死亡：

她把家里最后一只大公雞送給了隔壁的蔣維貞。

她為自己做了一身新衣裳，一雙新鞋子。

她洗了澡，梳了頭。

她將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凈凈。

為了使自己的遺體保持潔凈，她穿戴整齊后就不再進食。

我一瞬間被這個細節打動了，老奶奶的死讓我想起了祖母的死，一個庸常的老太婆，一生中也許沒有驚天動地的事跡，沒有光點，有的只是雞零狗碎，甚至日常生活都是在承受命運的懲罰，她卻在迎接死亡時如此安詳和潔凈。我的成長經歷又一次在我的內心攪起了波瀾。或許我在相反的道路上走得太久了。我意識到我從這個細節中捉住了什么，是的，那就是高貴，珍藏在卑微靈魂中的高貴，人的高貴。它是我今后的小說中的向往。

（作者系魯迅文學院第十五屆高研班學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