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人”或者角色的故事更為有效，讓情感更為充沛，這是好萊塢正在對超級英雄片這種類型進行的調整。

《猩球崛起》 這個系列前兩部的優秀表現，使我對 《猩球崛起3：終極之戰》 充滿期待；然而面對曲盡人散的時刻，又難免有些失落。這部電影盡管沒有從“人/猿沖突”這個大主題上逃逸，但它回避了兩個種族之間的對決，也放棄了在“大結局”中完成大場面的堆砌。我可以理解這種選擇，如同 《金剛狼3：殊死一戰》 的策略，或者說，這是好萊塢正在對超級英雄片這種類型進行的調整，即讓“人”或者角色的故事更為有效，讓情感更為充沛，注入一些文藝電影的靈魂。

“最終對決”是此類系列電影的最終使命，這意味著要完成正/邪、善/惡對立雙方之間的徹底決戰，是一個通俗敘事的使命。而 《猩球崛起》 的終章毫無疑問地對這個敘事模型做出了比較大的修正。維持通俗敘事的模型，對于這個系列而言存在著一個倫理悖論———一個由人類書寫的故事，要寫到人類和猩猩的對決。所以必須對劇本的頂層設計進行策略性調整。再則，根據這個系列之前設定的敘事背景，人類與猩猩之戰的視覺效果是輕火器與原始戰斗的對峙，這個對抗邏輯及其視覺模型太容易誘導觀眾聯想美國“白人和印第安人”的過往，當歷史代入視覺奇觀，則必然陷入一種陷阱。

于是，《猩球崛起》 的終章把矛盾的焦點集中于猩猩領袖“凱撒”和人類之間的個人恩怨———他的孩子死在人類上校的槍下，他騎馬前往人類世界報復，在那里，他將遭遇隱喻著“極端人格”的上校。在這個敘事策略下，電影演變成“約翰·福特遇上科波拉，《搜索者》 疊加了 《現代啟示錄》”的思辨主題，戲劇中的最終對決從人類與猩猩兩個族群的沖突，轉向兩個肩負族群使命、深陷暴力漩渦的個體之間的對立，從他們最終的不同選擇，回到救贖、寬恕和生命這些古老主題的舞臺上。這樣的戲劇議題設置，會讓一些文藝需求強烈的影迷產生新鮮的趣味，但也不可避免地會讓這部作品在更大眾的范圍里遭遇質疑，尤其是對比這個系列前兩部影片制造的奇觀，帶著對技術和場面的期待，那么這部影片的實際觀影體驗很可能充滿違和感覺。所以在商業敘事策略的層面，我們有理由思考，用“狂人”和“圣徒”的對立形象去消解人類與猩猩族群沖突的命題，是不是解決這個系列原生的頂層架構缺陷的最佳方案？

因為動作捕捉技術的成熟以及CG圖像的擬真質感，好萊塢擁有了創造全新奇觀的可能，這使得“金剛”和“人工智能”的主題借由“生化危機”的模型產生化學反應，即“人類創造出了超越人類的生靈”，這就是“猩球崛起”系列獲得足夠成功的根本原因，也是這個“終章”出現之后，同類型、同題材、同主題的影像產品其實可以繼續生產下去的原因。只要這種化學反應所產生的主題和視聽創意還能持續發揮作用，這個系列就還有生命力為好萊塢的生產線提供有效的產品。

“猩球崛起”的故事背景，很大程度是代入美國“白人—印第安人沖突”等復雜的歷史場景后，構建了一個架空的世界，并設置了正義與邪惡相互滲透的復雜背景，進而討論“文明進化論”這個主題深刻的內涵和外延。這部分地接近于劉慈欣在小說《三體》 里展開的“宇宙社會學”的思考，也類似在“人工智能”的維度上討論，隨著人類創造出超越自身的“文明族群”，是否可以反思“人類的文明使命將終結”這個冷酷的問題。《猩球崛起》 系列拉開了對這些主題深入思考的序幕，在這部其實不能算作終章的“最后對決”之后，我們仍然可以想象這些命題將為后續諸多類型電影的生產提供創意和生產力。

(作者為北京電影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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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猩球崛起3：終極之戰》 為“猩球崛起”系列畫下句號。2011年，《猩球崛起》 上映，這是經典科幻電影“人猿星球”系列的前傳。在好萊塢，“人猿星球”被公認是和“星球大戰”系列具有同等地位的電影品牌。在 《猩球崛起》 之前，這個系列共有五部電影：《人猿星球》 《失陷猩球》 《逃離猩球》 《猩球征服》 和 《決戰猩球》，從1968年到1973年間陸續上映。這些影片是科幻電影史中的特異案例，以架空的背景，映射當時美國社會的族群矛盾與冷戰、越戰造成的陰影，在通俗的科幻影像中，表達了對科技異化人性的憂思。《猩球崛起》 是對“人猿星球”系列的重啟，在時間線上，新的三部曲回到“人猿星球”故事的開端，講述人類文明的荒廢并追溯猿族的啟蒙與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