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都市化快速拓展的今天，在繁華的街頭徜徉游逛，已不再是少數優選人群的專利，而成了日常生活中司空見慣的場景，它對各色人等敞開大門，人人可參預其間，品嘗現代生活濃烈鮮活的氣息。然而，不是所有的人對此都會有難以釋懷的感受，并產生傾訴表現的沖動。有這樣一群寄寓在都市華麗表皮上的閑逛者，他們雖有著市民的身份，要么沒有正當體面的職業，要么沉陷在職業發展和家庭生活的瓶頸之中，因而其目光散溢著憂郁、迷惘的氣息。他們讓人想起了十九世紀法國詩人波德萊爾筆下的人物，他們漫無目標地穿梭行進在巴黎的大街小巷。和波德萊爾的前輩巴爾扎克筆下的拉斯蒂涅不同，世事滄桑已消蝕了他們攫取、占有的野心。他們甘愿淪為生活的旁觀者，沉溺于令人沮喪的意緒中難以自拔。

這一類形象，在近年來中國都市文學的書寫時有浮現，尤其是年輕作家的筆下，祁媛的作品可謂其中的佼佼者。《我準備不發瘋》的女主人公莫莫是個從事廣告策劃的文員，性情孤僻，與畫家陳杰維系著不咸不淡、游戲味十足的戀情，后因發現他與自己的朋友有染而告終。盡管這段戀情并不構成莫莫生活的核心，也不可能提供建立一個穩固安定家庭的前景，但它的猝然中止還是給她精神以巨大沖擊，她一時間深陷在絕望之中，迷迷糊糊間連發瘋的母親在電話中的嘮叨也不再是那么難以忍受，竟然神奇般地變得中聽起來。《眩暈》中姓名被作者刻意隱去的男主人公從小鐘愛電影，畢業后當了電影剪輯員。隨著對電影特性的深入了解，他原先的電影夢悄然破滅。與一個年長的女制片人的性關系則讓他倍感屈辱、膩煩。過后他邂逅失聯多年的繼母，在她身上他才尋覓到若許情感的慰藉；但囿于傳統的倫理禁忌，他克制了自己的欲念，繼續在京城飄游。

套用時髦的說法，祁媛上述兩部中篇可視為當代都市底層青年的野史，在滲透著憂郁的詩情的同時，文本內還鑲嵌著不少浮世繪式的畫景。然而，如果僅有這些，這位文壇新手或許不會如此引人矚目。在抒寫當代底層青年的傳奇時，她不經意間灌注進了某些獨特的元素，涂抹上了別樣的色彩，而這些恰恰是其他許多同類型的文本所缺乏的。

人們要問，這些特異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呢？那便是主人公精神世界中對人生意義的思考，對世俗價值的質疑與詰問——這構成了祁媛作品特有的精神維度。《我準備不發瘋》中莫莫在絕望之際，揣想著跳樓自殺引發的種種駭人的景象，正是在生死的臨界點上，常人喋喋不休的所謂人生意義價值紛紛崩塌瓦解：這一傾向在短篇小說《奔喪》中表現得最為鮮明。它以女主人公回老家為叔叔奔喪為主線，真切展示了她紛亂復雜的內心世界。如同安徒生筆下那個童言無忌的孩童，祁媛將國人家族倫理溫情脈脈的面紗痛快淋漓地撕去，無情地展示了其復雜糾結的本相。父女、夫妻間的情感不再是那么道貌岸然，而是與幽暗的動機羼雜成一團。作者將女主人公置于生死之隔的情境中，對人性及人生的意義進行追問，無怪乎一些評論家將它和存在主義的代表作之一的《局外人》相比，認為其深得加繆的神韻。此外，《脈》中的文醫生和《橋洞里的云》中以代考謀生的韓冬憤世嫉俗的話語，也以獨特的體悟折射出對人生價值的探尋。

曾幾何時，在人性解放旗幟的感召下，人的自然生理欲望從幽暗處走出，一躍成為不少作家筆下的主角；在此同時，精神性的元素被不同程度地忽略、遮蔽。但人并不是純然肉體的存在，精神性的元素一直與他如影隨形地相伴而行。如今，精神這一久違的幽靈在祁媛的作品中又一次登場，震撼著人們的心靈。他們像近一個世紀前郁達夫筆下的零余者那樣，在周圍急劇變化的世界面前局促不安，難以適應，渴望改變，渴望獲得被自己內心認可的價值和意義；苦悶中有時又想訴諸自戕的極端手段。他們并不清楚地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其情感的旋律有點刺耳，有點矯情，但內蘊著一股活力，昭示出對理想世界的熱切渴求與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