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2003年出臺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立足于全球化的民間文化普世價值，前瞻、權威性地提出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概念，“開放性”地列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基本類屬。今天看來，相關表述只能是一種“有足夠彈性的描述而非嚴格的定義”。近年來，國內非遺學者依據這一概念建構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學知識體系，提出了非遺分類的“七分法”。然而，用“七分法”的類屬說明去考察國家級非遺——秀山花燈的類型，似乎分屬哪一類都能單項成立。

第一類民間文學類遺產。上世紀80年代初，在民間文化“三套集成”工程中，率先推出秀山花燈歌詞。它是采集花燈藝人口頭文學的活態歌謠物化而成的。當時省市文化部門干部專門收集、整理，出版內部發行的印刷品。這是從狹義的民間文學遺產類別認識秀山花燈。

第二類（傳統）表演藝術類遺產。上世紀50年代初，知名戲劇理論家胡度曾回憶：當時“跟隨西南行政委員會文教部藝術處的一位處長和一位來自北京的音樂家，一同路經秀山，觀看花燈。所到之處，幾乎都有花燈班子走村串寨，迎燈、唱燈、舞燈、跳燈、送燈，并配以吹打樂、弦樂、伴唱及戲劇幫腔，形式多樣，表演活潑，色彩紛呈，非常熱鬧。”胡先生認為，最能代表秀山花燈表演藝術水準的是花燈戲，推出舞臺精品才是秀山花燈藝術發展的方向。

第三類傳統工藝美術類遺產。秀山花燈表演的主要道具之一，就是制作精美的燈彩花燈。但因是表演道具，往往被人們忽視其傳統工藝的非遺價值。重慶大學藝術學院師生曾考察秀山花燈制作工藝傳承狀況，以及市場開發的可行性。他們認為，燈彩花燈的燈罩（上方）、燈體（中間）、燈穗（下方）與燈串（四周）荒誕神奇的各種造型，組成為一個儀式內涵豐富的整體，具有地域專業性與審美價值，很值得珍視。

第四類傳統生產知識類遺產與第五類傳統生活知識類遺產。雖然這兩類并不是秀山花燈主要表現的內容，但與秀山花燈表演密切關聯。秀山花燈最有生活氣息的表演，就是花子（丑角）即興以本地當下的生產、生活故事為素材，創作“刷白”（即脫口秀）說唱段子，含蓄卻極精彩地展現了秀山花燈藝術的地域特征以及與生產生活的關聯。

第六類傳統儀式類遺產。不管是解決“人與人關系”的儀式，還是“人與自然關系”的儀式，在傳統秀山花燈活動中都有很多表現，花燈班燈堂供奉牌位，就源自于濃厚的祭祀遺風。

第七類傳統節日類遺產。傳統秀山花燈的跳花燈活動時間在春節，燈班的活動有嚴格的時間程序和祭祀規矩，到燈堂祭燈是第一個程序。在花燈傳人的帶領下，參與者虔誠地遵循每一個程序，燈班隊伍行到哪里，爆竹聲即響到哪里。

依據非物質文化遺產學分類的“七分法”，去對應認識秀山花燈的相關特點，可以看出民間文化形態的豐富性與復雜性。但立足于這種非遺見識，極可能將秀山花燈碎片化，背離國家級非遺的整體性傳承保護原則。如果試以“傳統表演藝術”“傳統節日儀式”與“傳統工藝技術”的非遺學“三分法”識別秀山花燈傳承保護的非遺屬類，簡潔明了，而且操作方便。

當下國家級民俗類非遺分類的學理闡釋，正受“工作分類與學術概念”的內在矛盾困擾。“工作分類”是政府對國家級非遺項目及其傳承人的認定制度中形成的，即將中國的非遺劃分為民間文學、傳統音樂、傳統舞蹈、傳統戲劇曲藝、傳統體育、游藝與雜技、傳統美術、傳統技藝、傳統醫藥、民俗等十類。民俗在“工作分類”中，主要涵蓋節日、祭典、民間信仰、人生禮儀、廟會、衣食住行民俗、生計和商業民俗、社交和民俗知識等內容。另外，暫時不能納入前九類的“雜類”非遺項目，也收容其中。

顯然，非遺“工作分類”的“民俗”，與民俗學學科概念定義的“民俗”是不能等同的。

有識者特別指出，民俗類非遺的“工作分類”與“學術概念”存在內在一致性。如非遺學者高丙中判斷：“我們很自然地發現，‘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范圍就是英文Folklore所包含的內容，也就是我們所熟知的‘民俗’或‘民間文化’的內容。”這也就意味著，通過非遺項目的成功申報，“民俗成為具有正面價值的文化。對民俗予以保護，意味著對一般民眾日常生活方式的基本尊重，也意味著對地域、族群和國家文化之草根部分的呵護。”

基于這些認識，民俗類秀山花燈作為渝東南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和諧結晶，其傳承保護的再分類方法，可以這樣進行：秀山花燈民俗一級分類之下，應有歲時節慶習俗、民間傳統信仰與文化空間3個二級分類，以及其他文化空間三級分類。有關部門可根據這一分類方法出臺針對性的扶持、保護政策，使秀山花燈這一國家級非遺項目更好地得到傳承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