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麗娜·蓋納（左）

《作家的北美》法文版

法國作家波麗娜·蓋納遭遇了一場寫作危機，遂同丈夫一起，帶上孩子，奔向北美，意圖求得疏朗開闊之道。他們見了北美的26位作家，從莽莽森林奔向遼闊海洋，從黑奴莊園聊到卡特琳娜颶風，從兒童凌虐提及槍支管械,于是便有了《作家的北美》。

由作家采訪作家，面對思想上的同行者和共鳴者，作家們往往會給出更加真摯細膩的答案。北美文學除了美國以外，也包括加拿大文學，所以這場文學盛宴顯得更為誘人。盡管福克納的余暉仍照耀著北美，但仍有許多作家脫穎而出：威廉·斯泰倫、尤多拉·韋爾蒂、弗蘭納麗·奧康納、凱瑟琳·安·波特、瑪格麗特·勞倫斯、愛麗絲·門羅等等。而《作家的北美》中受邀接受訪談的26位作家，既有為人熟知的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理查德·福特，也有年紀輕輕就已嶄露頭角的迪奈·門格斯圖、克雷格·戴維森等等。

蓋納的問題很多，有瑣碎的重復，也有出其不意的發問；有精心準備的訪談，也有可遇不可求的會面。作為讀者，最關心的大概就是作家們是如何成為了作家的。有趣的是，我們看到作家們的職業生涯選擇往往有天意注定的意味。即如約瑟夫·波登所說：“我從來沒有真正地決定過，是寫作選擇了我。”約翰·畢蓋奈還是個孩子時就渴望成為畫家，為了參加閱讀報告比賽所以畫了39幅畫，寫了一個小段落，卻因為最后的這個小段落拿了冠軍，氣得“眼淚都要哭干了”；上了中學后，因為上課無聊所以寫詩，被老師抓到行政處，領導卻對這些詩大加贊賞，寄去參加詩歌比賽又拿了獎，畢蓋奈趕緊花錢收買學校報紙主編，千萬不要透露“籃球隊隊長居然贏了一場詩歌比賽”！所以約翰·畢蓋奈不無挪揄地自諷：“在某種程度上來說，生活一直在驅使著我寫作，一直到我停止反抗為止。”而也正由于生活這無情的驅使，才有了他在《模子》《上漲的水》中對卡羅琳娜颶風后新奧爾良城中百態入木三分的刻畫和對不作為政府的鞭撻。

提到政府，蓋納在這本訪談錄中無數次地問到各位作家：“您是一位介入作家嗎？”這也許是一個典型的法式問題，因為當提到介入作家時，首先跳入我們腦海的名字必然是如雷貫耳的薩特和加繆。和作家們不約而同地認為寫作是宿命的選擇不同，對于這個問題，作家們的回答莫衷一是。波義耳告訴蓋納：“我不認為文學有什么政治功能。我覺得文學可以給你帶來歡樂和感動，它可以改變你的思想和觀點。但文學并不是萬靈藥。藝術和政治是不能相融的。”詹姆斯·李·伯克說：“政治是我們寫作的一部分，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這是我們生活的擴展。”迪奈·門格斯圖則堅定地認為：“我的寫作決不能離開政治。”不可否認，無論是否介入，這些作家都坦承對于當今社會的擔憂：“一邊是赤貧，一邊是極富！”多倫多的克雷格·戴維森提到加拿大和美國邊境線人民生活時憂心忡忡。當然，這些作家中最激進的大約是大衛·范恩，他對美國感情深刻，卻一生也不愿再回去生活和工作。為了揭露生活的某些真相，作家往往需要鼓起勇氣揭開社會的某些鮮血淋漓而層層疊疊的傷疤。槍擊案、恐怖分子都是美國的傷疤之一，范恩稱之為“巨大的謊言”。頻繁發生的槍擊案刺痛了美國人的神經，但他們仍一廂情愿地相信著“我們是個善良的民族”。大衛·范恩冒了天下之大不韙，憤怒抨擊美國政府和軍隊“政府想要將人民變成他們的奴隸”，“軍隊惟一給我們帶來的，就是潰敗”。自然，作家在如此強力地介入政治后，被戳到痛處的民眾們往往會猛虎暴起而攻之，所以范恩遷居到了新西蘭，把這里當做自己的國家。真相往往殘酷，這也讓人想到了大聲疾呼社會吃人的魯迅，這樣強烈的斥責總不會受到當時民眾的歡迎，但當我們跳出當時的歷史環境來看，魯迅的《狂人日記》也正真實而鮮明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而同時也正如托馬斯·麥葛尼所說，家里可以有紛爭，外人卻不能指責。但若是這紛爭已影響到外人呢？或者說，在世界這個大家庭里，沒有外人，我們都被全球化操弄于股掌之中？所以無論是美國槍支，還是恐怖分子和難民潮，我們永遠也無法置身之外，漠然視之。

在訪談錄中，有個出現頻率很高的詞是“暴力”，這讓人多少有些驚詫，并顯得突兀。但正如耶穌所說：“我來不是叫這世界和平，乃是叫這世上動刀兵。”所以暴力的反復出現又顯得平常而自然。當然這暴力除了子彈出膛的巨響以外，還有民眾的麻木和冷漠。正如范恩所提到的：“對于真正的恐怖來說，暴力和心理是完全分離的。”當你能對他人的苦痛漠然視之時，你便已經參與了暴力。而勞拉·卡塞斯克對暴力則有另外一種解讀，她認為：“暴力主要還是心理層面上的，是平凡人物內心斗爭的產物，而且會通過人物的外在行為表現出來。”因而有了《魂歸故里》中殘忍的姐妹會，《欲望懸流》中麻木的揮霍與嫖妓，《眼前的生活》中高中校園的槍擊事件，又或是《冬天的心》中無法建立的母女關系。正如“百分百平凡的日常在我們眼前裂出縫隙，暴力以最慘烈的姿態噴涌而出”。

從《作家的北美》書名便可知作家對于地理意識的重視，所以書中在每一篇訪談前，都或濃或淡的筆墨勾勒當地風情，因而讀者會看到阿第倫達克山脈在班克斯書中投下的倒影；詹姆斯·李·伯克書中受到毒害的路易斯安那州，阿斯維特書中的紐約和大城市……眾所周知，地緣環境與個人身份及文化身份總是緊密相連，須臾不離的地理意識的背后蘊含的必然是對于身份的認知。來自埃塞俄比亞、生活在紐約的非裔美國作家迪奈·門格斯圖坦言是對于身份的焦慮促使自己走上文學道路：“只有在文學中，才不用擔心我有沒有朋友，我夠不夠好，是德國天主教白人還是黑人……”“我一直認為我只能把自己定義為美國作家，因為我覺得沒有其他的文化能夠給予人如此復雜的身份了……”身份和地理是無法分離的褡褳，對于有色人種來說尤其是這樣。當然也有對此十分坦然的非裔美國作家約翰·埃德加·維德曼：“我的全部人生，以及滋養我長大的文化，在大眾眼中都是邊緣化的，不是美國偉大傳統的一部分。這不重要。如果您對此有所了解，當然更好，如果不了解，那也無所謂。“事實上，我們也看到有色與否并不能遮掩或放大作家們的光輝，身份與地理因素同樣，都只不過是寫作的機緣或是寫作的一部分而已，寫作的真正意義在于寫作本身。

當談及純粹的寫作時，作家們在訪談中始終堅持的一點是：寫作之路是一場冷暖自知的苦役，需要堅持，不可氣餒。因為寫作也許無法給作家帶來直接回報，甚至是沒有回報……成就事業必然要忍受時間的凌辱，這一點大概是所有學科都共通的。詹姆斯·李·伯克說道：“為了活下去，臟活苦活我全都干過……”“我被出版社拒絕了111次”。丹尼斯·勒翰為了生存專門給人停車，一個月瘦了13斤……如今輕描淡寫的，當初大抵也都是在焦慮彷徨中灼灼不安。當然能堅持到接受訪談的，必是從這些苦役中提煉出甘泉暢飲再繼續踟躕前行的。寫作的確是件單調乏味的事，而同生活一樣，正因為這單調乏味的一日又一日，寫作才有了偉大的意義。然而一直話題不斷的作家詹姆斯·弗雷在抗拒單調時又一次“倒行逆施”：在所有人都對“商品文學的大規模出版”這個概念憤慨反感之時，他卻開始了自己的工作室，和其他五人一起，開始大規模出版商業文學，這些書的激進之處不在于其內容，而在于它們的創作方式，意料之外而又情理之中的是，有五部作品都登上過暢銷書排行榜榜首……“文學是否可以被大規模出版”并不是一個新鮮的問題，但答案卻久久未曾統一，在這個人工智能時代，一切都可以被大規模制造，文學應當進入車間的流水線嗎？這倒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了，文學若是能大規模制造，是否還可以被稱之為文學呢？畢竟我們深知，暢銷書或可從思路手法相互效仿，但所有經典文學之珍貴之處都在于它們的不可復制性。也許終有一天文學要走上商品線，也許不會。無論如何，我們終將滿懷熱忱地期待著作家們的思想點燃文學未來的道路。

正如佩索阿在《惶然錄》中所言，寫下就是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