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7年，距離波德萊爾逝世已經150周年，《惡之花》發表已經160周年，這個法國十九世紀最著名的現代派詩人，和這部被譽為法國“偉大的傳統業已消失，新的傳統尚未形成”的過渡時期里開放出來的一叢奇異的花”的作品，打破的不僅僅是人們對于“美”與“丑”的認知，更是無疑在其所處的那個時代將文學與思想帶入了一個新的維度。自此，象征主義興起、現代派文學正式出現，西方文學與思想進入了一個狂飆突進的時代。

波德萊爾詩歌中的“否定性人生體驗”所描繪的正是當時眾人包括自己心靈的陰暗與病態。波德萊爾把社會的病態訴諸筆端，在他詩歌中用憂郁、無聊、悔恨、煩惱、痛苦堆積成的現實，正是眾生潰瘍的心靈，而這種描述在當時的時代體現出一種大膽的反叛精神。反觀當下的東方，趙尋認為，我們正處于一個漢語文學與思想最暗昧的時代，然茍不深思其故，其夜將無盡頭。那么，波德萊爾對于當下的漢語文學與思想又有何深意？

我承認對波德萊爾《論現代生活的英雄》有點偏愛……

但“英雄”一詞，易生誤解。1848年“二月革命”期間，有人看見“英雄”的波德萊爾在巴黎街頭，肩背火槍，手上散發著硝煙的氣息……但這并非“英雄主義”：他“槍斃歐比克將軍”以捍衛共和的豪言表明，這不過是對繼父（歐比克）的仇恨，而奪回母親的愛情所意味著的東西（回到原來的家庭、重新作孩子），比“男子氣概”也還要少些。

“憂郁”則更是濫調。首先，我們面對著無數個波德萊爾：一個二流的、后期浪漫主義的波德萊爾，一個性喜自我妖魔化與廉價驚悚效果的、后現代的波德萊爾，一個瀆神的——或反過來，自甘為宗教工具的、神秘主義的波德萊爾（要知道，J. D. Maistre[麥斯特]、E Swedenborg[史威登伯格]也已終于來到了漢語）……每一個波德萊爾都宣稱有其美學，有其“憂郁”。而且，如果憂郁只是某種個人感覺，而不包含著超越感官限度的企圖，不包含著對靈魂功能的吁請——也即是說不包含著崇高（這是波德萊爾一再提及的），那就不過是某種疾病（抑郁癥），或某種更為一般的情緒（憂愁、悲傷、哀悼）罷了。無論同情與否，它們都只與“憂郁”連帶相關。

而“憂郁的英雄主義”，試圖說出，波德萊爾所指的“現代生活”與此前時代的區別，以及由此形成的境況和遭遇的、特殊的不幸之處。從波德萊爾的角度看去，這一特殊不幸的實質無疑在于：必須依靠自我進行拯救的前提，以及一切都只具有瞬間真實與意義的現實——而僅此一點，就對其后的“英雄主義”給出了限制：它只是一種個人限度內的英雄主義，并須拒絕此前任何以普遍、永恒之名存在的英雄主義——否則就連那瞬間的價值，也要不保。

波德萊爾

1857年《惡之花》出版以來，波德萊爾的“讀者（和兄弟）”們都知道，他曾援引彌爾頓的權威，把撒旦作為男人氣概的楷模。但與其把永不沉淪、絕不自綏的抗爭，說成是對惡魔的贊美，毋寧更應看成對自我作為個人所能獲得的最高救贖（一個絕望的“惡魔”）的警醒。按T.S.艾略特的說法，這不僅不同于鋤盡善、惡邊界的自我放縱，反而具有在絕望中尋求拯救的“原始基督教的意義”（《論波德萊爾》）。

實際上，也正是在《論現代生活的英雄》中，波德萊爾才說出了他對一切業已消失的、普遍的英雄主義（“偉大的古代傳統”）的看法：“這偉大的傳統是什么？無非是古代生活的使人感到習以為常的理想化。那是一種堅強而好戰的生活，人人都處于自衛狀態，因而產生了嚴峻的行動的習慣，養成了莊嚴或暴烈的舉止。此外再加上反映在個人生活中的公共生活的排場。古代生活代表著許多東西，它首先是為了悅目而存在的，這種日常的異教作風對藝術大為有利……”（郭宏安譯）盡管，我們幾乎就要看到，異教英雄對古代生活的贊美，正是波德萊爾用以肯定現代生活的理由（并非“先例”），他卻立即宣誓了他對現代的真正驕傲：

“在一切以生理欲念為目的異教生活中，我們見不到讓·雅克那樣的精神自殺”！

“讓·雅克（·盧梭）的精神自殺”！在這里，基督教之外的、其他宗教或非宗教的古代生活，是否只“以生理欲念為目的”已非關鍵，關鍵的是讓·雅克·盧梭的精神自殺（這也是他因為聽信誤傳）！波德萊爾真正引以為傲的英雄主義，僅僅是精神！僅僅精神的自由抉擇！在這精神的照耀下，一切當下的偶然、瞬間，甚至包括缺陷、丑惡——用他接下來在《現代生活的畫家》中創造的說法：“現代性”！——它們無不顯露出一種“新的、特殊的美”。在其映射之下，即使荷馬史詩中的完美英雄，也無非侏儒。

但這一輝煌的精神主義，并非尼采“強力意志”的某個早期版本（波德萊爾反對異教、不信超人）；他與啟蒙主義的關系，與他庶出的浪漫主義的關系，尤需新的維度才能理解。瓦雷里在《波德萊爾的位置》之中提出，把浪漫主義作為前提（！）的古典主義原則，及其極簡派的定義，都令人擊節：“古典主義者是自身包含著一個批評家，并將其與自己的創作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作家。”（段映虹譯）而其效果，則絕不僅僅摧破了使思想/文學蒙塵的風格化定式，且從根本上一舉揭示了1857年波德萊爾精神的秘密：

那是一種旨在超越的自我沉思與自我審視的傾向，傾向于對一切“自然”的產品進行修正和純化，并慎思明辨其中的善/惡、真/假、優/缺，制定秩序，確立結構、轉化直覺、廓清混沌……由此，我們將更自然地感受波德萊爾作品的黑大理石雕般的質地、更清晰地發現其自我分析與自我完善的特征、更自信地肯定其結構的完整……總之，肯定其古典信念“與對人和藝術的一種清晰和理性概念，是相符的。”這與時下對本雅明“浪蕩子”或伯曼的“大街上的現代主義”的學舌，幾乎有云泥之別。

然而，波德萊爾的古典主義，也許真就是讓人“想到古典主義”而已（仍來自瓦雷里：《波德萊爾的位置》）。置身于復辟時代偽古典主義的烏煙瘴氣之中，復活真正的古典有作為雙重敵人的風險（另一個敵人，是浪漫主義。）因而必須放棄考慮激活已死的古典的徒勞，轉而尋思：離其死尸而去的古典的靈魂，與一切真正的創造的原初情景之間的同一性關系。這一同一性關系，也作為鑰匙，指向對諸如上帝救世計劃之秘密（墮落）、祝福的來臨（詛咒）、至美的現身（作惡）……的解釋。

因而，即使早在《惡之花》的開卷詩中，波德萊爾就指出了這一輝煌的現代精神的名字：“厭倦”！但這一“吸著水煙袋，夢想斷頭臺”、只流過“無意的淚水”的“妖怪”（《致讀者》），卻可能正是那“目光平靜而高傲/睥睨斷頭臺旁圍觀的群小”（《獻給撒旦的禱文》）的剛強英雄。在料定必敗的抗爭終局來臨之際，雖仍不免玩世不恭打個哈欠。但，這何嘗是什么“怪性情、壞脾氣、紈绔子、放蕩風、病態、焦躁、憂郁”……？這是以身殉道，而絕不殉于人者的悵惘、惶然、棲棲遑遑——

“送葬的長列，無鼓聲也無音樂，/在我的靈魂里緩緩行。希望/被打敗，在哭泣，而暴虐的焦灼/在我低垂的頭頂，把黑旗插上。”（《憂郁》之四）這含淚的、愛當下勝過一切的真心英雄，他也正如那“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的大憂患者，愛著所有時代。

然而，一切的大憂大患，都傾向于“不正言”的：“大人之所難言者三：大憂不正言，大患不正言，大恨不正言。”（龔定庵《心書》），它甚至傾向于無言。

而當我寫至此處，似乎剛剛觸及“漢語的紀念”的鎖鑰，卻不得不開始了“正言、重言、卮言”的猶豫。

“憂郁的英雄主義”，本也是企圖回到漢語來紀念波德萊爾的嘗試。

然而，這并非那種“波德萊爾與中國（……）”的文獻匯編與簡述。在幾乎人人羞言未曾讀過波德萊爾的時代（這是否是“虛偽的讀者”的另一意義？），卻幾乎無法找到足以呈現波德萊爾分量的文本和作家，反而陷入對一些積非成是的成見的惱怒、羞愧和嘆息，這不能不是令人遺憾的事情。但我要坦言，上述對波德萊爾的誤讀的彈正，并不限于中國；而那些從根底處掀起的分別、梳判，卻唯因中國而起。這是我在似乎尚未談及中國，卻不刪掉“漢語的紀念”，并隨時準備收筆的原因。放不下，卻實在只為有一個魯迅。

世間談魯迅的，大體喜談尼采，談波德萊爾的我讀過而記得的不多。李歐梵先生在《上海摩登》中實證、精析，令人信服，但結論是“還未成功”，我卻感覺這正如龔定庵所說“不正言”，應有他特別的用心。也許，魯迅關注的，只是從中國的整體上獲取足資與波德萊爾的“憂郁的英雄主義”相匹配的精神原則：在傳統僵死、民性麻痹、下愚上詐、社會瓦解、家庭扭曲……文明普遍墮落之絕望趨勢下，個體抗爭的“虛妄”的希望。而如果顛倒過來，把包括城市背景、現代震驚之類的背景與修辭，視為原則（我也并不認為這就是枝節），這先就否定了魯迅作為一個作家的可能。

盡管，這可能是最難把握的魯迅，但這一依靠對他自己時代的忠誠，從而忠誠于所有時代的困境的魯迅，也將如1857年的波德萊爾憂郁的英雄主義，使自己永獲鮮活的生命。

2017.8.31于護新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