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來的長篇小說，在兩個方面表現得尤其突出，那就是現實性題材創作勢頭強勁，現實主義寫法的作品格外耀眼。現實性題材與現實主義手法的齊頭并進與桴鼓相應，構成了五年來長篇小說創作最為動人的主旋律。

五年來的長篇小說創作，在有聲有色的發展和穩扎穩打的前行中，與時代變革同頻共振，與社會生活相隨相伴，稱得上是我們這個時代生動現實的活動影像。”

概要地來看，五年來的長篇小說創作可以說是在持續活躍的態勢中平穩運行，在依流平進的發展中暗含異動。這種或顯或隱的變異，既是文學自身不事聲張的與時俱進，也是文學以自己的方式對時代生活的即時回應。這都向人們表明，我們的作家更注重以自己的眼睛去看取生活，更在意以自己的感受去構筑故事，而普遍彰顯的創作主體及其創作成果，總體上看，也表現出自覺的意識和自信的姿態，更為切近現實的生活，更為切近當下的時代。

從創作的走勢與顯現的特點看，五年來的長篇小說，在兩個方面表現得尤其突出，那就是現實性題材創作勢頭強勁，現實主義寫法的作品格外耀眼。現實性題材與現實主義手法的齊頭并進與桴鼓相應，構成了五年來長篇小說創作最為動人的主旋律。

現實性題材因要直面當下變動不居的社會現實，并透過生活事象捕捉社會變動，引起人們的心理波動與精神異動，對作家解讀社會、把握現實和生發故事等方面的能力都是極大的考驗與挑戰。近年來，作家們勇于接受這樣的考驗，敢于應對這樣的挑戰，以他們獨特的生活觀察和獨到的藝術思考，在現實題材方面積極投入心力，不斷開辟新的生面，由一個個動人又啟人的故事，折射出當下中國社會正在發生的種種變化，以及這種變化在人們內心深處激起的種種漣漪。

鄉土題材中，賈平凹的《帶燈》《極花》、李佩甫的《生命冊》、季棟梁的《上莊記》、東西的《篡改的命》、格非的《望春風》、付秀瑩的《陌上》、王華的《花河》《花村》、李鳳群的《大風》、周瑄璞的《多灣》等作品直面鄉土社會的艱難蛻變與生活形態的急劇轉型，或寫艱窘生存中的精神堅守，或寫鄉民意識的自我覺醒。在淺吟低唱的敘事與如泣如訴的語言中，描述出當今中國鄉村在各種因素推導下，從外在風光到內在情緒的悄然變動及其多彩圖景。

都市題材中，劉心武的《飄窗》、蘇童的《黃雀記》、徐則臣的《耶路撒冷》、溫亞軍的《她們》等以當下都市為場景，寫出了都市給人帶來的快樂，也寫出了都市給人帶來的煩惱。都市與歷史、都市與人性，在這些作品中水乳交融地交織在一起，呼吸相通、命運與共。廖東明的《太陽城》、余紅的《琥珀城》則以都市城建過程中的矛盾糾葛為線索，揭悉了地產傳奇中的社會問題與人性痼疾。這里使人印象尤為深刻的，是以都市小人物為主角的兩部作品：陳彥的《裝臺》和王華的《花城》。

《裝臺》的主角刁順子以裝置舞臺背景與布景討生計，裝臺的活計又苦又累，家里的女兒又極不省心，但就是這樣一個步履維艱、自顧不暇的裝臺人，卻硬是承受著種種苦難，忍受著種種傷痛，以自己的瘦弱之軀和微薄之力，幫襯著一起裝臺的兄弟們，關照著他所遇到的不幸的女人，漸漸地顯示出俗人的脫俗與凡人的不凡來，使這個十足的小人物別具內涵與光色。王華《花城》中的農村女青年苕花、金錢草帶著改變命運的美好意愿進城，而城市不但冷若冰霜，而且固若金湯，使她們因為身份問題只能蝸居于城市邊緣。讓人為之感動和紉佩的是，她們既沒有輕易認命，也沒有隨意放棄，雖然在日常生活上步履維艱，卻能將做人的原則堅守始終，這使她們艱窘的打工生計既有額外的艱難，又內含了應有的尊嚴。兩部作品都著眼于城市里的小人物，但都寫出了他們在默默前行中的自持而不自流、自尊而不自卑、自強而不自餒。

在直面政治生態，書寫政壇生活方面，周大新的《曲終人在》、陶純的《一座營盤》、宋定國的《滄浪之道》、周梅森的《人民的名義》等，由驚心動魄的故事，顯示出作者大膽揭露政壇時弊的力度。同時，這些作品以對比鮮明的人物，顯示出作者審視人性的深度。我在這里之所以回避使用“反腐小說”與“官場小說”的概念，是因為這些作品在其內涵上遠遠超越了“反腐”與“官場”的范疇，在政治生活的復雜性、政界人物的高危性及其背后的價值觀念的畸變性等方面，都表現出更多的深意、銳意與新意，讓人們在認知現實的政治生活與政治運作的同時，反觀人生、反思人性、反觀自我。我曾在另篇文章中提出，以政治小說的概念取代“反腐小說”、“官場小說”的說法。政治小說的概念涵蓋了“官場”與“反腐”的內容，又大于“官場”與“反腐”的范疇，在內涵與外延上既有一定的規定性，又有一定的包容性，比“官場小說”、“反腐小說”更恰切，也更為適當。政治小說這一說法的具體運用，不僅有利于對已經出現的大量直面社會政治現實的作品作出準確的定位與允當的評估，也有助于使那些飽有政治情結的小說作者放開手腳，大膽創作，寫出更多更好切近當下時代、反映社會現實，滿足人民期許的文學作品，從而推動現實性題材創作向縱深發展，在某種意義上起到解放創作生產力的無形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人民的名義》在問世之后的半年左右時間內已印刷了130多萬冊，創下了近10年長篇小說的暢銷記錄。這從另一方面也說明，這樣近距離切近現實并具有政治情懷的作品，是為讀者所廣泛歡迎的。

還有一些情感題材的作品，雖然都以情感現象為描寫對象，但糾葛各不相同，內蘊也各有側重。如王躍文的《愛歷元年》、張者的《桃花》、韓東的《歡樂而隱秘》、弋舟的《我們的踟躕》等，或寫困惑中的自省，或寫困境中的自救，既寫出了這個時代愛情遭遇到的新問題，也寫出了這個時代情感生活的特有色彩。

五年來的長篇小說創作，在小說寫法與藝術手法上，不僅不拘一格，而且前所少有的多姿多彩。一些作家幾乎是以“中年變法”的勇氣，在小說敘事與語言表述上另辟蹊徑，尋求自我的再度超越。如寓荒誕于現實的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擷《山海經》于故事敘述的賈平凹的《老生》，深含象征意味的王安憶的《匿名》，充滿浪漫情味的紅柯的《喀拉布風暴》，以擬人手法描寫馬駒的曹文軒的《火印》，把豬與人的命運勾連起來的李杭育的《公豬案》，借助亡靈的復活來敘事的余華的《七天》、陳應松的《還魂記》，讓寓言與現實對接的趙蘭振的《夜長夢多》等等。可以說，這些作品不僅在意“寫什么”，更看重“怎么寫”。他們在“怎么寫”上的奇思妙想與花樣翻新，不僅更新了自己既有的小說手法，而且對整個長篇小說在創作技法上的求新求變，也給予了積極的推進與有力的拓展。

但從作品的閱讀感受與傳播影響上看，在同行中更受好評、在讀者中更受歡迎、在社會上更有影響的還是那些堅持現實主義寫法，富含現實主義精神的作品。以“中國好書”為例，獲得2013年度“中國好書”的小說是金宇澄的《繁花》、賈平凹的《帶燈》、王蒙的《這邊風景》；獲得2014年度“中國好書”的小說是季棟梁的《上莊記》、楊絳的《洗澡之后》；獲得2015年度“中國好書”的小說，是陳彥的《裝臺》、周大新的《曲終人在》、劉慶邦的《黑白男女》；獲得2016年度“中國好書”的小說，是格非的《望春風》、葛亮的《北鳶》、徐則臣的《如果大雪封門》。這些作品，既都屬于現實性題材的發掘與勘探，在寫法上也都屬于現實主義手法的操持與運用。這些作品的故事與意蘊各不相同，但在直面生活現實，以細節構筑故事，力求再現一定的典型環境，著力塑造典型化的人物上，都有不約而同的共性。

重要的還在于，這些以現實主義手法寫作的現實性題材作品，由可觸可感的細節、可歌可泣的故事、可親可敬的人物，多角度地表現了當下社會與時代的歷史變遷，人們的生活形態與精神狀態的深刻變異。這使得我們的長篇小說創作，雖然還缺少那些直接書寫改革的火熱斗爭與偉大進程的作品，缺少那些正面描繪和著力塑造深化改革中涌現出來的時代新人的作品，但反映這種深刻歷史變革的某些側影，折射變革引起的心理反應與情緒變動的作品，卻更多樣、更生動、更細膩、也更充分了。

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五年來的長篇小說創作，在有聲有色的發展和穩扎穩打的前行中，與時代變革同頻共振，與社會生活相隨相伴，稱得上是我們這個時代生動現實的活動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