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意義上的“科幻世界”是一個男性世界，而夏笳是一位女作家。更重要的是，夏笳并沒有隱藏起自己的性別視角，而是十分坦然地將女性觀察世界的方式融入科幻寫作。夏笳的作品具有別樣的中國性。在文體的邊界處，我們讀到的不只是“硬科幻”與“軟科幻”的對話，更是西方理性邏輯與中國抒情傳統的對話。

對中國科幻小說而言，夏笳是闖進來的。

傳統意義上的“科幻世界”是一個男性世界，而夏笳是一位女作家。更重要的是，夏笳并沒有隱藏起自己的性別視角，而是十分坦然地將女性觀察世界的方式融入科幻寫作。在性別的維度上，夏笳的小說一直是科幻界的異類。從她闖入科幻世界起，爭議聲就不絕于耳：這也算科幻？這樣的科幻是不是太“軟”了一點？這分明就是比軟飯還軟的“稀飯科幻”吧？

所謂“硬科幻”（以劉慈欣為代表）與“軟科幻”，表面上是在區分科幻寫作的“強度”，實際上包含著某種性別偏見。這集中表現為原教旨主義科幻粉絲對技術理性的執迷，以及對心理感性的拒斥。但夏笳對此并不在意，她甚至越來越習慣用“稀飯科幻”來進行自我指稱，因為她認為，這種自我軟化且自我肯定的異類姿態，本就是對科幻界主流話語體系的一種挑戰。換句話說，科幻何必論“軟”“硬”？對任何藝術門類來說，過分清晰的邊界感都是一種傷害。任何藝術成規自誕生之日起，不就等待著被打破的那一天嗎？如此說來，夏笳的小說似乎總是在自覺挑戰著某種邊界，比如她的處女作《關妖精的瓶子》（2004），那本是一場十足“堅硬”甚至有些枯燥的科學史探尋，卻因為“麥克斯韋妖”的介入而變得柔軟靈動。知識考古，抑或成人童話？難怪銀河獎評委王逢振這樣評價：“典故、知識、隱喻融合在一起，耐咀嚼，有韻味；算不算科幻？模糊；但模糊本身就有意思。”

當然，一個成熟的寫作者絕不可能是自我“模糊”的。對夏笳而言，經過早期創作的“模糊”策略，她的問題意識日漸清晰起來，這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她在科幻作家之外的另一重身份，即作為中國科幻文學研究者的王瑤（夏笳本名）。王瑤曾就讀于北京大學中文系，師從戴錦華教授。她的博士論文題目是《全球化時代的恐懼與希望：當代中國科幻文學及其文化政治（1991-2012）》，她試圖在這個全球化時代，找到中國科幻文學自身的位置，可以說，這一問題意識有力影響著作為科幻寫作者夏笳的后續創作。

2012年夏，在芝加哥的世界科幻大會上，一位美國科幻研究者向中國科幻作家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中國科幻的“中國性”是什么？（What makes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Chinese？）夏笳在文中回應道：“如果說，科幻小說作為一種文類，誕生于現代人作為現代歷史創造者的恐懼和希望之中，而其創作素材——大機器、交通工具、環球旅行、太空探險——亦直接來自于現代資本主義所開啟的工業化、城市化與全球化進程，那么，當這種文學形式在20世紀初被譯介到中國時，它則更多時候是作為一種與現代性（modernity）有關的幻想與夢境，參與著中國夢的建構。”從晚清的強國之夢，到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科普教育，再到晚期資本主義時代的民族寓言，20世紀的中國科幻一路走來，始終與中國歷史的具體情境相伴而生。正如中國科幻讀者從西方科幻小說中讀到了“人”，西方讀者或許也可從中國科幻小說中讀解出一種另類現代性經驗，并“想象一種不一樣的未來”。

除卻內容層面，中國科幻的形式實驗也同樣值得重視。尤其是新世紀以來的中國科幻寫作，我們已經很難簡單地使用“民族風格”來定義它們。在夏笳、陳楸帆、飛氘等科幻新生代的筆下，我們雖然可以從中辨認出中國空間原型，但形式特征卻是世界性的，是多種元素相互融合的結果，這些元素可能是文學的、藝術的，甚至是媒介的。以夏笳的《百鬼夜行街》（2010）為例，故事的發生空間“鬼街”顯然緣起自北京那條著名的不夜食街。作者用懷舊的審美目光審視著“鬼街”的日常生活，市井氣息濃厚。在歷經驚蟄、大暑、寒露、冬至等四個節氣之后，小說迎來了頗為強力的結尾：鋼鐵蜘蛛入侵鬼街。在工業現代性的沖擊之下，市井江湖不過幻夢一場，徒留頹廢之殤。從形式上看，這是中國鬼故事傳統與西方科幻小說傳統的對話。小說的主要人物關系套用了徐克電影《倩女幽魂》的三角模式，作者在聶小倩、寧采臣和燕赤霞之間勾織出一幅異世界圖景。最終，機器毀滅了鬼，留下了惟一幸存者。作為整條鬼街惟一的活人，寧采臣選擇留在這個異世界，這是他不顧生命的任性與偏執，也是他的信仰。如果說，寧采臣對鬼街的戀戀不舍是一種文化選擇，那么夏笳也是如此，她始終在“異類”的立場上對話中國科幻，并對那些科幻之外的中國傳統文體戀戀不舍。

在這個意義上，夏笳的“稀飯科幻”具有別樣的中國性。在文體的邊界處，我們讀到的不只是“硬科幻”與“軟科幻”的對話，更是西方理性邏輯與中國抒情傳統的對話。從前，我們太過重視科幻文學里的“科”字，而現在，我們是不是可以把注意力轉向“幻”字？如果“科”是一種技術強度，那么“幻”就是想象力，是中國古典文學的柔性傳統。以“幻”字為綱領，我們就可以懸置“這篇小說算不算科幻”這樣的本體論問題，而是深入討論一些更有意義的話題，比如，這篇小說是否真正具有想象力？它是否提供了一種想象中國乃至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獨特方法？可以想見的是，未來的中國小說會加入越來越多的科幻元素，因為技術革命正在發生，后人類時代已經到來，科幻小說里的那些預言都會一一實現。此時此刻，我們關注科幻文學的獨特價值，不只因為它是一種被當代文壇長期忽略的文體，更因為它是一種基于“人類”立場的思維方式。

作為研究者，我們常常遭遇科幻小說的“烏托邦”屬性，這似乎在告訴我們，科幻是關于未來的。但是近年來，也存在著諸如“科幻現實主義”這樣的混搭術語，用傳統文學研究的視角來介入中國科幻小說的批評現場，寄托著科幻讀者對描摹現實的渴望；而真正回顧中國科幻小說發展史之后，我們又會發現，后發現代化國家的科幻小說總是在西方的“影響的焦慮”之下，其滯后性揭示出中國科幻的過去時態。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似乎沒有必要再糾結于科幻的時間向度。科幻小說究竟是指向過去、現在還是未來，這并沒有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科幻提供了一種自由組織時間的寫作方法，它即便有時間向度，也應該是多重的，先放射，再聚合。

盡管我們常說，科幻的魅力在于想象未來，但這種未來絕不是憑空而造，而是應該呈現出具有超越性的全新價值觀，那或許正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正如詹姆遜所說，科幻是一種“未來考古學”，優秀的科幻文學應該把過去、現在與未來凝聚在文本敞開的同一瞬間，就像夏笳近作所取的有趣標題：《2044年春節舊事》。未來何以成為“舊事”？這或許是在提示我們：中國科幻文學應是一種“作為未來的過去”（哈貝馬斯語），未來正在以過去的形式被人們所感知，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去閱讀它，進而把握它。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