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初冬，我有生頭一回進京。當時我是云南人民出版社的一名年輕編輯，正領命做一本大型純文學雙月刊的前期工作，這本刊物，就是后來在文壇享有盛名的《大家》。初到北京，人生地不熟，但我膽子不小，一個人摸索著去了《青年文學》，偶遇知名編輯李師東。李老師聽說我此行的任務是找在京的青年作家，為未來刊物的稿源做準備工作，便幫我介紹了幾個人，其中就有正在原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學習的陶純，二十幾歲的陶純已經在《人民文學》《青年文學》《上海文學》《解放軍文藝》等大刊發表過小說，作品還被《新華文摘》選載過，這在當時頗為不易。

我拿著李師東寫給我的紙條，先去了軍藝，沒費力氣就見到了陶純。人與人的關系真是奇怪，有的人與你一輩子共事，彼此都難成朋友；而有的僅一面之交，便成為永遠的朋友，仿佛前世就認識——我與陶純，便屬于后者。

從第一面我就看出，陶純有顆細膩坦誠的心，這個出身山東貧窮農家的子弟，善良敦厚，沉穩實在，很低調，不張揚，總是面帶微笑，性格不慍不火。我們相識26年，每年都要多次見面，我從未見過陶純怒火中燒的模樣，他總是微笑著。心情不好的時候我一旦想到陶純，就會陰轉晴。

《大家》創刊不久，我就責編了陶純的短篇小說《村殤》，寫的是農村被漸漸破壞的政治生態和基層干部的腐敗問題。文章跟他人一樣，不慍不火，不緊不慢，感性而調皮的文字會逗你會心一笑，但它是有深度，有力量的。送審時，主編問我為何選發這篇小說，我揶揄說，大概是因為微笑的批判現實主義。主編愕然，審完稿子后說，你是對的，只是這微笑里，夾雜了譏諷，這是篇有分量有特點的農村題材作品。

陶純從軍藝畢業后回到駐濟南的部隊當專業作家。我在《大家》做編輯期間，常去山東組稿，每次笑瞇瞇接送我的都是陶純。如果說，那個時候我們之間的關系是編輯與作者的關系，那么后來我離開《大家》，我們就變成純粹的朋友間的交往了。離開《大家》，使我品嘗到了文壇上的世態炎涼，一些原本交往頗深的文人朋輩，因此與我漸行漸遠。陶純則不然，每次去濟南，他仍然一成不變地、熱情地迎來送往。有一次，我們閑聊到魯菜，沒想到第二天，陶純就把我們帶到一家有名的魯菜館，特意請熟悉的廚師做了經典的魯菜，然后笑瞇瞇地看著我大快朵頤，有一道菜叫九轉大腸，那道菜的滋味，20年后仍然彌漫在我的記憶里。

2002年秋天，我和陶純又多了一層關系：同學。我們共同進入魯迅文學院首屆全國中青年作家高級研討班。那屆高研班，后來被文壇中人戲稱為“黃埔一期”，49名同學都頗具實力。由于性格的原因，陶純在這個班上是最受歡迎的同學之一。因為是老相識，彼此知根知底，所以我們二人之間的交流是最多的。我們都憧憬著，借這個難得的學習機會，力爭回去后多寫出幾篇有分量有影響的作品。但是畢業之后，陶純卻出人意料地轉行進行影視劇本創作，10年多時間里沒發表一篇小說。這讓我殊為遺憾。2006年，他調到北京后，我們見面的機會更多了。我發現，在影視創作上風生水起的他，少了一絲快樂，多了一絲憂慮。某一天酒過三巡后，他跟我談寫小說的打算，再三向我強調，寫劇本和小說比，讓他快樂的還是后者。我就說，尊重你的內心吧。

其實，他是否還能回到小說創作上來，我當時是存疑的。但陶純就是陶純，他的轉身是華麗的。他歸來呈現的是一份厚禮，一部沉甸甸的大書《一座營盤》。這部長篇最先在《中國作家》發表，后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好評如潮。因為小說觸及了軍隊反腐，一時成了暢銷書。除長篇外，他又相繼在《人民文學》《當代》等重要期刊上發表了《天佑》《秋蓮》《平平的世界》等中篇小說，幾乎所有的文學選刊都選載了它們。從影視創作重返小說創作的陶純，不僅沒有因為寫劇本“糙”了自己的手，而且進一步拓展了創作視野，更會講故事了。他笑稱自己回歸，是不忘初心的表現，因為文學是他最早的人生追求，是一輩子都割舍不了的。

大約20年前，陶純曾經微笑著對我說：我們寫小說，不靠爆發力，而是靠耐力，堅持走到最后才算勝利者。這話我一直記著，現在說出來，與陶純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