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伊始,文學書寫就吹響了引領時代思潮的嘹亮號角。這其中活躍著茹志鵑、宗璞等老一輩女作家的身影,也不乏張潔、舒婷、王安憶、鐵凝、張抗抗等年輕一代女作家的面龐。在20世紀80 年代的各種文學現象中,女作家不僅投身其中,并且卓有成就。因此,在論及這些文學現象時,《剪輯錯了的故事》《泥淖上的頭顱》《沉重的翅膀》《小鮑莊》《煩惱人生》《風景》等作品都是無法回避的經典文本。

引領時代潮流 超越性別建構

與豐富多彩的創作現象相對應的是,在20世紀80 年代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批評界并沒有將女性作家的寫作剝離出當代文學的發展進程,進而從性別視角對其進行研究。而從作家自身的寫作方法和創作特點來看,女作家和男作家并沒有明顯的差異,作家的性別也沒有被刻意強調。換言之,女作家們對新時期文壇的卓越貢獻并不在于她們開掘了女性的性別意識,而在于她們投身抑或引領了彼時的文學潮流,而這一點長久以來一直處于被遮蔽的狀態。

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為性別意識的生長提供了土壤,其中“人的問題”的提出和對“個人”這一概念的重視成為性別意識成長的催化劑。研究者開始將女作家的性別身份與她們的創作聯系起來,進行女性主義理論的批評實踐,由此,她們的作品開始被指認為“女性寫作”,從而被賦予性別的意義。這樣的研究視角無疑拓展了女作家文學書寫的闡釋空間。比如張潔的《方舟》、張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線上》描寫的都是蹉跎了歲月的大齡青年,渴望在新的時代召喚下通過自身的努力而重新立足于社會的艱辛故事。如果加上性別的參照系,《方舟》便是新時期初年第一部具有明確女性意識的作品,而《在同一地平線上》則揭示了女性“雄化”后所造成的兩性關系的緊張和社會結構的不穩。

正因為新時期關于女性意識的覺醒是在“人”的覺醒的前提或背景下展開的,女作家們的文學書寫才既能被納入思想解放的潮流,也能被賦予性別的視角。而頗有意味的是,彼時的女作家多強調自己首先是個作家,其次才是女作家。例如張潔就始終堅持:“西方女權主義向男性挑戰,我對此不以為然。我不認為這個世界屬于男性,也不認為它僅屬于女性。世界是屬于我們大家的。”事實上,在新時期初年,鮮明而自覺的性別意識的確并非女作家們首選的敘事立場,她們的文學書寫被關注,被認可或被批評均與她們反映的社會問題相關,而她們的性別意識一開始就融化在此類“干預生活”的宏大敘事中了。然而,這未嘗不是中國語境的獨特性,也未嘗不啻為新時期女性的性別建構提供了一個超越和升華的空間。

表達自我認同 實現個人價值

當然,女作家的文學書寫之所以成為“女性寫作”,并不僅僅是因為女作家參與了新時期以來的一系列文學潮流,而是因為她們在文學書寫中觸及了女性作為一個性別群體的自我認知、自我覺醒和自我建構。我們無需為女作家們貼上“女權”或“女性主義”的標簽,但借助女性主義批評理論的參照系,聚焦于女性文本中的性別建構,有助于我們追述自晚清以來開啟的女性性別認同之路,有助于我們思考在與民族解放相依存的這一百年里,女性在自身的覺醒和解放之路上究竟走了多遠。

家庭和社會是確定女性性別角色的兩極,女性獲得解放的基本路徑是走出家庭,和男性一樣進入社會活動、介入社會變革、扮演社會角色,進而獲得社會地位,實現自我價值。“五四”以來的女性書寫基本上也是通過女性在家庭和社會中的角色定位,來探討女性的性別認同和性別建構問題的。冰心、廬隱、凌叔華、丁玲這些現代女作家以自己的成長經歷和情感體驗表達了她們對新女性自我認知和性別認同的不同思考,為新文學也為新女性的成長留下了一份珍貴的印記。直到新時期,隨著自我和“人”的重新被“發現”、女性自身情感和生活困境的被感知,刺激著新一代女作家們開始重新尋找失落或者曾經被懸置起來的“自我”,重新思考女性的自我認同與性別認同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此時的她們仿佛又回到了現代文學的起跑線,所不同的是,“五四”前輩思考的是走出舊家庭的女性該向何處去,而她們思考的則是被賦予各種社會身份的女性出路在何方。

當家庭建設、愛情生活、個人價值等這些“五四”前輩們討論過的話題再一次出現在新時期以來的女性寫作中,關于性別差異的思考逐漸溢出綿密的宏大敘事的縫隙,暈染出一道別樣的風景。

在家庭建設方面,新時期初年的女作家往往讓主人公在家庭角色和社會角色之間苦苦掙扎,比如《人到中年》《在同一地平線上》。但隨后,王安憶、池莉開始讓筆下的人物重新歸位于傳統女性“主內”的角色,探討女性在“份內”實現個人價值、獲得自我認同的可能性。王安憶的《流逝》《逐鹿中街》,池莉的《不談愛情》《來來往往》等都屬于此類文本。在她們看來,既然社會結構因女性走出家庭從事社會工作而發生變動,就不應再單方面地鼓吹女性的“忘我”、“犧牲”和“奉獻”,男女雙方都需要在婚姻中成長,學會做丈夫和妻子。以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為代表,新時期初年的女性寫作對愛情處理均強調其“純潔性”。王安憶《崗上的世紀》、“三戀”中對“性”所賦予的生命本源力量的探討,在某種程度上就成為對女性主體的認知和升華。到了1990年代,林白在“個人化寫作”的旗幟下,甚至直接將女性的自身描寫當作自我認同的有效途徑。

呼應女性主義 呈現多元姿態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的文學書寫中,“個人”進入歷史的方式發生了改變。尤其是在被稱為“新寫實”的小說文本中,主角往往是市民和小人物。這些創作的新趨勢說明了在現代民族國家的宏大敘事之外,還存在著另一種文學方式和另一種“個人”書寫,期望從時代返回自身。由是,性別身份,特別是個人心理和生理經驗的重要性得以進一步凸顯。

雖然上述思潮的興起和流行幾乎與性別身份沒有必然的關系,然而,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在這一思潮中找到了切入點,而迎合這一思潮的女性寫作——“個人化寫作”——則為女性主義批評實踐提供了可操作的文本和范例,比如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和陳染的《私人生活》。但是這類極端的個人經驗書寫在中國的文化語境中并沒有達到預期效果,這就導致女作家的嚴肅創作在經過商業化的包裝和炒作之后成為大眾消費品,繼而陷入尷尬。

性別視角當然是一種洞見,但在另一方面,也可以是一種不見,過于糾纏于性別只能讓文學書寫的空間越來越窄。于是,20世紀90年代末期,曾經執著于“身體寫作”的林白擺脫了自我封閉的敘述方式。新世紀以后,姚鄂梅、黃詠梅、魯敏、喬葉、阿袁、笛安等眾多女作家的文學書寫也呈現出多元化的姿態,從而為女性寫作建立起開闊、飽滿、豐富的敘述空間。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