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誕生伊始，網絡文學便被賦予了一個特殊性質。就像古希臘神話中愛與美之女神阿弗洛狄忒誕生在海洋泡沫時所踩的貝殼，對網絡文學而言，其與生俱來的“貝殼”即技術——互聯網技術。技術使網絡文學既同于、又不同于大文學類型的自身特點及屬性。這一屬性由技術而來，其未來走向也受到技術的掣肘。比如，網絡文學作品是一個海量的存在，這種“海量”遠遠大于人力所能完成的數量，而人力的背后則是機器和技術。現在的寫作者除了“人”之外，還有機器，從可操縱的程序軟件，發展為人工智能。這使觀察者的研究對象發生了偌大變化，也制造了層出不窮的新困惑。從前，我們所研究的情節、矛盾、動機等一系列文藝理論術語，在海量的創作面前，在寫作的性質、類型、動機發生了多重變化之后，是否還有效？甚至，其本身是不是依然有價值？這給當前的研究立場帶來了一個反觀的初始契機。

由此契機，我們可以把作者理論、互聯網概念，包括知識分子的話語，再度納入立場。比如，當我們都為網絡文學感到激動時，從根本來看，受到重視的不再僅僅是作品，而是寫作這一行為之于人生存在的意義。 作品是可以被收買的、可以被資本所控制或支配的，然而寫作行為在其具體的發生過程中，就像羅蘭·巴特所說，其依賴于文本而有自身獨立的、特別難能可貴的自由精神價值。因此，無論是AI代替了人手，還是血酬定律（編者注：“血酬”指那些“用命換來的收入”或“為保存生命愿意付出的花費”）當道，都不能夠剝奪的是：當網絡技術提供了一個自由表達、甚至是汪洋恣意的寫作狀態時，寫作行為從來沒有像今天一樣如此深、如此近地貼合人類追求自由的本性。 因此，在這一意義上，網絡文學在研究中具有了不可替代的光彩與價值。

經過近20年的發展，網絡文學發生了很大變化。這一變化不是我們加于其上的一個抽象的、理想化的理論概括，而更是其自身貼合于時代、貼近中國本土立場而漸漸發生的規律演變。

在網絡文學興起之初，情節創作的初始動機來自于個體對私密情感的表達 ，那時候的大多數作者與讀者產生情感共鳴和認同的是愛情動機。痞子蔡《輕舞飛揚》、辛夷塢《致青春》、安妮寶貝《七月與安生》等這類早期的網絡文學作品，不管發生于哪一都市背景下、不管是在哪一時代中訴說愛情故事，其實并沒有明顯的背景化。也就是說，自身的國別特征和時代屬性，讓位于當時正要沖決而出的、對個體情感和私密愛情的一種追求和表達，也因此構成了技術促進寫作的一個極大原生情節動力。 這種情節動力歷經十年之后，在辛夷塢《致青春》被改編成電影時，其中有一個畫面引來原著粉的爭議。編劇李檣在改編中加入了一個畫面和一句畫外音——“其實愛一個人，應該像愛祖國、山川、河流”。仿佛一個象征一個隱喻，祖國/山川/河流映像般地進入到個體情懷當中。

然而還不僅于此，如今越來越盛行的所謂官場系列小說，情節想象可至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甚至各種宮斗戲中所體現的假想的國家敘事，還有對高層權力斗爭的情節建構，都正在慢慢介入人們的情感敘事。一個極為典型的例子，如繆娟的《翻譯官》，講述了讓人感動的校園情愫。但當這一校園愛情進入職場后，其情節最高點，即相愛雙方濃情深化的時刻，交叉蒙太奇的地點分別設置在北京和非洲，背景恰恰正是中國在非洲進行的海外救援。

此時，在海外背景下、在大國崛起的時代語境中，一個國家的宏偉歷程與網絡文學中人物的愛情升華、與故事情節的高潮實現，產生了一種完美的“不謀而合”。 這種“不謀而合”，也正是在網絡文學的研究中所能體會到的價值和意義。這種價值和意義在于，它從真實的民意中來、誕生于真實的民間狀態下，更重要的是，為中國形象的誕生與浮現提供了一個越來越重要的途徑。當國家想象代替了愛情敘事動機，這不僅是文學寫作中一種陌生化的技巧追求，也不僅帶來更多、更豐富的閱讀體驗或情感共鳴，更在文學話語價值方面，把真實的民意與國家的發展進步完美地結合在一起。

這種中國形象的呈現，其價值還不僅僅在于得以從中理解到當代性和本土性，還在于體現了民間寫作的無限智慧 。

民間寫作的智慧，一點也不輸于我們在全球化過程中所看到的各類作品，包括影視作品。比如，在小說《余罪》中，有一個情節是公安部下達了追捕逃犯的指令。層層落實以后，最高指令具體著落在了余罪這一小小的刑偵人員身上，或者說，落在了余罪這一典型草根青年的身上。國家話語如何在一個草根青年身上完成智慧與技術的雙重完美結合？

余罪追逃犯，并不是我們所認為的模式化過程，而是與當時的地域條件有關。他請當地的放羊老漢在雪地中把自己的羊群趕出去。而在趕羊的過程中，突然有一只羊落入地洞，于是他們發現了地洞中意外失足掉下去的逃犯。這一懸念的揭開，讓人想起《007》電影中有一情節設計，曾受到電影敘事學的極力追捧——詹姆斯·邦德帶著邦女郎，從南美洲能源危機中脫逃而出；當他們跳傘時，飛機已經沒有足夠的逃生高度；然而，當時所在的南美洲，地下溶洞的深度距離給了跳傘以安全落差；在完成情節逆轉后，又出現新的情節推進與疊加：他們在溶洞中發現水成為了被資本寡頭占據的、與民爭利的資源，而非石油；接下來影片則順利完成了懲惡揚善、資源國有化、英雄救美等一系列高潮。

在網絡文學的寫作中，其實包含很多這樣的民間智慧，足以并列于如詹姆斯·邦德般的影片設計，值得獲取高昂的資本生產并有望產出巨額的利潤，同時也能在全球范圍內獲得收益和觀眾追捧。以上正是文學創作，以及網絡文學創作所能夠提供給的新價值。

包含著時代新價值的網絡文學同時具有更為強健的生命力，其來源就在于網絡文學自誕生便具有的技術便利性，能夠提供海量創作和即時閱讀。事實上更給予了民眾代言一個更寬敞的途徑。 如果說葛蘭西把“人民的文學”當作知識者的責任和內在條件，如果說理論仍然是大地上的美麗虹霓，那么，對網絡文學的觀察與研究有理由成為理論寫作、評論思考不斷增加新的生機與生命力的最好源泉。（楊俊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