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當詩歌的光明與黑暗全部來自馬拉美本人時，它才是有價值的。

馬拉美并不是一位神秘的作者，他是一位難懂的作者。

理解閱讀馬拉美的困難意味著我們還需穿過另一種思考他的夜晚的方式。

——本文為《馬拉美：塞壬的政治》前言

某些名字會投射出一片陰影，將它們自身吞滅。詩人的名字便是如此，總是被夢境的云影、空中飛羽和激情的狂風暴雨埋葬。而有些詩人的名字似乎令陰影愈發濃重。與馬拉美的名字頑固相連的，是一種雙重的形象：一方面與某種詩歌有關，這詩歌的精髓近似無限空間的靜默；另一方面與某種晦澀特征有關，這晦澀正如伸手不見五指的暗夜。馬拉美尤其代表了晦澀詩人的形象。

他的詩歌，甚至他的散文都在用密實的網挑戰慣于從上一行文字預知下一行內容的眼睛。與文本的晦澀相呼應的，是患了失眠癥的難產詩人形象，與白紙，與挖掘詩句過程中遭遇的虛無苦苦進行著斗爭。從年輕詩人坦白自己的瘋狂野心、承認走入死胡同的書信，到詩人提議燒毀為寫出大寫之書這部偉大作品而記下的大量無用筆記的遺囑，我們很容易劃出一條詩人對抗絕對之夜（la nuitde l’absolu）的路線，而詩人逝后出版的晦澀詩歌集揭示出了對抗的廢墟。

接下來的文字試圖讓這絕對之夜變得清亮，試圖在詩人晦澀的詞語所投射出的陰影中看清閱讀馬拉美的困難。要理解這種困難，必須將它與歪曲它面目的種種概念區別開來。首先是秘密（secret）的概念。秘密概念暗示著真理隱藏于表面之下的某個地方，肉眼與精神看到的只是這表面。對真理的揭示因此需要遵循兩條相反相成的邏輯：或在平凡之中找到不凡，或在不凡之中找到平凡。被可見形象遮蔽的精神信息，或者反之，在華麗的思想與詞語外衣遮蓋下那具性別特征明顯的身體不為人知的秘密。解讀馬拉美的雙重“鑰匙”由此產生。第一把鑰匙將作品的難度歸咎于某種神秘主義意圖，這種意圖在渴求偉大奧義的時代精神影響下，意欲在同一時間既說出又隱藏某種真知（gnose）或卡巴拉（kabbale）的全部奧秘。神秘主義解釋的好處在于，它可以逃脫檢驗。真知從其定義來看，即意味著向好奇者隱藏它的道路。即便教義實體無從找尋，人們始終能像某個闡釋者那樣，援引某個見證人的話，后者的父親曾向他講述自己與夜之詩人間冗長而神秘的深夜對話。反面解釋有著對應的好處或不便，因為這種解釋從來不乏材料證據。很顯然，人稱“斯特凡”的艾蒂安· 馬拉美是個患有焦慮癥和失眠癥的男人，家族歷史復雜，與不少女人“糾纏不清”。這也是個玩心重的人，肯定曾故意把某首詩的意義設置得模棱兩可，讓讀者可以隨意將這首詩歌看成一則玄學寓言或對一次婚內出軌事件的敘述。問題在于數以百萬計的人曾有過同樣的困擾，卻沒有留下一兩句詩，至少自己沒有寫。問題尤其在于馬拉美詩學的基本原則：只有當詩歌的光明與黑暗全部來自馬拉美本人時，它才是有價值的。馬拉美自己表達過類似觀點，而且緊隨這一觀點而來的是兩首刻意寫得模棱兩可的詩，這種安排可能并非毫無意義：

Une dentelle s’abolit

Dans le doute du Jeu supreme

A n’entrouvrir comme un blaspheme

Qu’absence éternelle de lit.

一道花邊被褪去

在至高無上的游戲的懷疑中

像一句瀆神的言論，半開的只是

床的永恒的不在場。

充滿詩意的游戲或“瀆神言論”，詩句的花邊顯現或隱藏自己對象的方式否定了一切或崇高或狡猾的秘密。接下來的詩句告訴我們：只有曼陀鈴的琴箱，才是“一個兒子可能誕生”的地方。詩歌和理解它的“困難”產生而且只能產生自詩歌結構。在同一些文字中設置幾種潛在的閱讀可能性，有的多少有些膚淺，有的旨在尋求寓意，但都是某種有待我們去理解的詩學產生的結果。馬拉美并不是一位神秘的作者，他是一位難懂的作者。任何以某種方式安排思想中的詞語，令它們最終與平庸或隱義的普通范疇脫離關系的作者都是難解的，這個普通范疇被馬拉美稱為“千篇一律的報道”（l’universel reportage）。從這種意義上說，根據不同的模式，每個值得關注的作者都是難懂的。

理解閱讀馬拉美的困難意味著我們還需穿過另一種思考他的夜晚的方式。這種方式超越了平庸的“秘密”范疇，被等同于某種關于語言和思想的極端經驗。此類闡釋把作家變成了精神冒險的英雄，曾被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賦予一種崇高地位。在寫作的夜，作品的意圖達到了臨界點，開始表現得像它的反面，也就是言語純粹的被動狀態。在《伊紀杜爾》中，馬拉美不就提到兩種經驗—寫作與自殺—的對等性嗎？自殺的悖論在于它想要一種死亡，卻遭遇了另一種，后者是無法定義的匿名的死亡，與任何人沒有關系，取消了一切能力與意愿，而且最先取消的是“結束一切”的意愿。寫作的真實性則在揭示存在于言語活動中的相似經驗，這種經驗只有在遭遇語言的純粹被動狀態時才可能出現，此時語言不再表達任何東西，僅滿足于存在。馬拉美可能是見證這種寫作經驗、這種瘋狂游戲的首選證人，試圖將無能，將預先分解一切力量的本質性被動狀態變成一種力量。既是首選證人又是老千，尋找著走出黑夜的辦法，把自己的自殺與夜晚的傳奇順水推舟地變成解藥，來療愈無法寫作的疾病。

然而，如此理解詩歌的夜晚事實上會將馬拉美置于一種奇特的困境，一方面是一種真正無能的表現，另一方面是用背叛夜晚靈感的寫作進行的欺騙。進一步說，這是將詩人變成一個證人，將他作品的晦澀重新等同于某種無能和黑暗經驗的真實性。其實馬拉美本人十分清楚地區分了寫作與見證。他寫了《伊紀杜爾》來“治愈自己”，以便能夠重新成為“純粹的文人”（littérateur puret simple）。說他寫了這個故事可能有點過頭，因為他并沒有把它寫完，而且從來沒有提過要出版它。是時候停止透過二十五歲時記錄的夢境和失敗，或透過最終幻滅的大寫之書計劃來理解馬拉美了。是時候將馬拉美從他自己也曾致力擺脫的枷鎖中解放出來了。馬拉美并不是那個在黑夜里默默思考那些太過純粹因而一直無法被寫出的詩歌的思想者。他并不是生活在唯美主義者象牙塔里，苦苦追索罕見精髓和生僻辭藻的藝術家。他的朋友于斯曼斯（Huysmans）可以滿足于不起眼的小玩意兒，用它們來裝飾自己主人公德澤森特的居室。于斯曼斯的這些唯美主義篇章十分乏味，相比之下，馬拉美為《最新時尚》的女性讀者們寫的東西炫目多了，他在其中用燦爛的文字描寫了家具、衣裙或無聊的節慶活動。比起記錄“絕對性”的偉大悲劇，馬拉美顯然更著意于用專注的目光抓住某個裝飾品或某種衣裙的沙沙聲或某次馬戲團演出的崇高之處。他樂于做“糊口的”工作，比如介紹萬國博覽會，正如他樂于觀看默劇，觀賞煙火，或者樂于夢想改良大眾肥皂劇。他是左拉的讀者，時而受小說家能力震撼，時而堅決反對自然主義詩學，時而又贊嘆作家在為德雷福斯（Dreyfus）辯護時表現的公民勇氣。他生活的時代，共和國慶祝了百年誕辰，正在尋找公民崇拜形式來取代宗教和王室的盛大排場。他曾聽到并嘗試理解無政府主義炮彈的噪聲。

他曾是拉莫魯（Charles Lamoureux） 或科洛納（Edouard Colonne）音樂會的熱情聽眾，這些音樂會的一大目的在于拓展民眾教育，提升民眾的音樂素養。他曾關注瓦格納革命，關注某種共同體理念在其中將自身與音樂和戲劇理念聯系起來的方式。

因此，關于“人間結盟”的意義，關于時代在政治、經濟、藝術與宗教間建立的關系，馬拉美曾是其見證人和分析師，他的清醒程度幾乎連那些專業思考者都很難企及。如果說馬拉美的文字是晦澀的，那是因為它遵循的是一種嚴格的詩學，這一詩學本身是對某種尖銳意識的回應，即他意識到了歷史時刻的復雜性，意識到在這一歷史時刻中，“詩句危機”與“理想危機”和“社會危機”緊密交織的方式。當他寫下“社會關系和它一時的措施—為了治理社會之便人們會縮短或延長這種措施—”是一種“屬于文學范疇的虛構”時，他并不是隨意寫的。如果說他將一個命題濃縮到一個詞語里，或者反之，通過增加插入語，將各種相關性附加到一種思想上，將各種相似性附著到一種形象上，那是因為詩歌也不得不縮短或延長，以便在時代的復雜性中扮演屬于自己的角色。從這個前提出發，我們就能理解馬拉美的換位、縮略或迂回用法，馬拉美認為有必要將這些用法引入語言的慣常用法中。也就是說，從這個前提出發，我們能夠談論他作品的難解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