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路之魂：天府之國與絲綢之路》封面（商務印書館、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4月版）。

嵌錯宴樂銅壺上的采桑圖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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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綢之路的考察、理解與說明，是現今社會共同關注的文化主題。經過歷史學者和考古學者的介紹，人們認識到，張騫的絲綢之路發揮了文化聯系與文化傳播的歷史作用，絲綢之路由多條線路形成復雜的交通結構，也成為學界共識。巴蜀地方與絲綢之路的聯系，早自張騫向漢武帝有關“蜀布邛竹杖”的報告就載諸史冊，歷來為人熟知。然而具體說明巴蜀在絲綢之路中的歷史文化作用，仍然是具有學術前沿意義的新課題。《絲路之魂：天府之國與絲綢之路》面世，發表了新的判斷，也啟示我們進行新的思考。

王仁湘在《絲路錦城》一文中回溯了有關蜀人為養蠶絲織始祖“嫘祖”后裔的傳說，又論古蜀先王“蠶叢”名號的發生，指出殷商甲骨文“蜀”字像蠶形，又結合三星堆青銅立人像“錦繡袞衣”，以為可以說明“古蜀時代蠶絲業之悠久之發達”以及古蜀人的“錦繡功夫”。老官山漢墓出土織機模型和織工俑，“體現成都已經掌握高超的織錦技術”“也是漢代成都作為織錦之都的重要見證。”論者甚至認為新疆絲路重要路段出土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討南羌”“王侯合昏千秋萬歲宜子孫”都是蜀錦，而且織錦文字亦與巴蜀歷史有關。

河西漢簡資料中屢見“廣漢”人名和“廣漢”地名，“廣漢”又作為軍事機構名號。“廣漢”可以理解為體現當時國家意識和民族意識的特殊符號。而河西邊塞出土以“廣漢”指示蜀地紡織業產品“廣漢八緵布”的簡文，絲綢之路史研究者應當看作重要資料予以關注。“廣漢”漢初置郡，下轄“廣漢”縣。廣漢曾經是朝廷倚重的手工業生產基地。史書記載所謂“主金銀器”“主作漆器物者”，反映廣漢郡工官的產業目標似乎主要在于滿足上層社會生活用器的需求。而河西簡文“廣漢八緵布”告知我們，這里的紡織業產品已經形成優勢地方品牌。

有關蜀地織品與絲綢之路密切關系的認識，還可以通過張騫“浮槎”行天河見織女得“支機石”的傳說得以充實。張騫確實西行之后有“還至蜀”的事跡。《史記》記載：張騫向漢武帝報告：“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天子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發間使，四道并出……”就是說，張騫承漢武帝命令，主持了出發于“蜀犍為”即今四川宜賓，“四道并出”往“身毒”“大夏”通行線路的探求。這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交通開拓。在張騫“浮槎”故事中，解說“客星犯牛斗”神話的是蜀人嚴君平。而后世蜀地盛傳“支機石”故事，相關記載見于宋祝穆《方輿勝覽》、宋陸游《老學庵筆記》、明陸深《儼山外集》、清王士禎《池北偶談》等文獻。這些密集的文獻記錄，都體現了巴蜀與絲綢之路之關系的深刻的歷史記憶。

研究者指出巴蜀地方與絲綢之路交通相關的多條古代通道，其中“隴蜀古道”與“高原絲綢之路”均值得重視。敦煌馬圈灣漢簡可見出現“驅驢士”“之蜀”字樣的簡文：“官屬數十人持校尉印紱三十驢五百匹驅驢士五十人之蜀名曰勞庸部校以下城中莫敢道外事次孫不知將”。每位“驅驢士”“驅驢”十匹，體現了這種運輸勞作的具體情形。而“之蜀”標示的交通目的地，也是明確的。這一出土文獻記錄的信息告知我們，“蜀”與甘肅敦煌這一絲綢之路重要交通樞紐之間，當時有確定的交通線路溝通。

漢代織品以織作規格有七緵、八緵、九緵、十緵的分類，近似現代織品多少支紗的說法，體現成本和質量的差異。據漢初法律《二年律令·金布律》，政府為“徒隸”等勞作者提供的服裝，“布皆八緵、七緵”。漢景帝時制度，“令徒隸衣七緵布。”漢代邊防士卒的軍裝也以“七緵布”“八緵布”制作。從反映河西織品市場的資料看，“七緵布”“八緵布”的價格比較低廉。居延漢簡資料可見“入七緵布二千七百九十七匹九尺六寸五分”，數量甚大。可知蜀地與絲綢之路的聯系，不僅僅在于“蜀錦”供應，還包括滿足社會下層消費需求的低等級織品的生產。

《絲路之魂：天府之國與絲綢之路》書題突出一個“魂”字。我們體會，編者是要肯定并弘揚一種絲路精神。這當然首先體現于有關絲綢的生產發明和有關交通的開拓進取。另外，回顧絲綢之路史可以感受到的英雄主義與探險精神，以及民族親和的追求和文化包容的胸懷，也都值得我們繼承。《絲路之魂》所收錄廣漢三星堆出土海貝、成都老官山出土彩繪調絲俑、成都馬家鎮出土騎駝擊鼓畫像磚、成都611所漢墓出土有翼神獸陶座等物件，都是寄寓這些積極文化精神的寶貴的文物實證。

《絲路之魂：天府之國與絲綢之路》設計典雅，風格清新，印制優良，裝幀精美，我們在捧讀稱嘆的同時，自然也應當對真心尊重歷史、熱愛古代文明的出版家們表示敬意。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