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原萬里終于有一本書被譯介到國內，讓人由衷欣喜，同時也不免有些遺憾：斯人已逝，我們只能從她留下的作品想象其飛揚的思緒和辛辣又諧趣的“毒舌”。

和其他日本作家不同，米原萬里具有日本人當中少見的直接和尖銳，以及不懼怕談“下三路”話題、富有幽默感的辯才。她并非為了吸引眼球才用了這樣的寫作方式，那是她本身的強烈個性直接躍然紙上。

對于任何一名寫作者而言，作品都是其自身經歷和記憶的累積與折射，這一點在米原身上體現得更加淋漓盡致。她有很多特別的頭銜：共產黨人家庭長大的孩子，曾就讀于布拉格的蘇維埃學校，東大俄語系研究生，日本頭號俄語同聲傳譯。乍一看，仿佛是非同一般的經歷造就了米原，但在讀過她的若干部作品和他人關于她的文字之后，不得不意識到，米原的特殊性來自經歷，更來源于她的性格本身。畢竟，有著和她同樣經歷的妹妹井上由里（日本作家井上廈之妻），就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學廚藝，開設料理教室，相夫教子。而米原則忙于口譯、寫作和照顧老年癡呆的母親，還有她的數量眾多的貓狗們，一直未婚，在五十六歲早早離世。她留在身后的，有近二十本雜文和唯一的一部長篇小說。

米原萬里

跳舞的女孩

米原萬里1950年生于東京，小學的時候，莫斯科大劇院芭蕾舞團赴日演出，父母帶她看了演出，她從此一心要成為舞蹈演員。母親給她報了舞蹈班，小學舉辦演出時，她一個人在舞臺上跳了四十分鐘。老師也哭笑不得，說“下次只跳十五分鐘吧”。那是日本的教育尚未變得僵化的年代，老師和家長都注重孩子的自由發展。即便以當時的“松弛”標準，米原也是個恣意生長的孩子，她的母親后來讀到《窗邊的小豆豆》，覺得“豆豆是個奇怪的孩子，不過我家萬里更奇怪”。

米原的父親米原昶是當時日本共產黨的高層干部，1959年，也就是米原九歲那年，因為日本國內的風潮漸緊，父親被派到捷克斯洛伐克參與編輯共產黨的理論刊物，一家四口前往布拉格。明面上，米原昶是科學學術東洋研究所的研究員，還用了“大山”這個假姓。萬里和由里姐妹沒有上日本人學校，而是入讀蘇聯大使館附屬的八年制學校，該校采用俄語授課。

那個跳舞不知疲倦的女孩對舞蹈的熱愛持續著，并將成為她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的基石。也是在布拉格，因為有專業的老師和更具舞蹈素養的同學，她意識到自己并不適合成為專業舞者。克服了語言障礙之后，米原邂逅了書籍。蘇維埃學校的教育偏重閱讀原文，每個孩子去圖書館還書時，都必須向“可怕的圖書管理員阿姨”復述內容并談論感想，不能簡單地只是一句“讀完了”。米原日后回顧，覺得那是非常有意義的訓練。十四歲回到日本后，她仍然保留了每周借閱四本俄語書的習慣。同時，為了彌補五年不在國內落下的“語言疏離”，少女米原把圖書館的書從《古事記》一直讀到《伊豆的舞女》，并得出可以說是驚世駭俗的結論：“以前的日本小說非常有趣，但似乎就是從田山花袋的《棉被》開始，仿佛作者不予余力地想讓作品變得無聊，那大概是和傳統的決裂，但總之就是很無聊。”

同傳年代

米原讀俄語系并非“順理成章”，她原本想念建筑系，與乍看大膽的外表不同，她在重要關頭謹慎到膽小，最后還是出于穩妥而念了文科。從俄語系研究生畢業的米原萬里找不到工作，多少是因為家庭的影響。在日本國內，日共背景并非值得炫耀的因素。她當時給一本經濟窘迫的雜志《現代俄語》擔任編輯，向同傳界大腕德永晴美約稿，因此走上了同傳的道路。

后來活躍在蘇聯/俄羅斯與日本同聲傳譯的第一線，其口譯內容由政界、科學界到商業無所不涉的米原萬里，第一次的同傳經歷卻鬧了笑話。那天是“有稿同傳”，按理她只要照稿子念就行，米原卻緊張得把耳機一扔，沒關麥克風就說：“不行，我做不來，我不適合干這個。”

德永晴美毫不慌亂地勸阻道：“你不用逐字翻譯，只翻譯你聽到的部分就行。”

這才有了后來的口譯界傳奇人物米原。據說她不像其他同傳那樣語速飛快，而是用最精準和巧妙的歸納，將中心思想傳遞，且能夠將兩國會談間偶爾的幽默也巧妙地譯出。

口譯好的人，大多也從事筆譯。然而米原幾乎沒怎么譯書，唯一的譯作是匈牙利翻譯家洛姆布·卡特（Lomb Kató）的《我的外語學習法》。之所以不做筆譯，一方面大約是米原對語言的完美苛求導致的強烈不自信，她曾在和學者沼野充義的對談中說：“我害怕翻譯文學作品，沒有自信能好好表達，所以不太想譯。”

一天讀七本書的人

米原的第一本書是出版于1994年的《不誠實的美女還是賢淑的丑女》，同年獲得了第46屆讀賣文學獎的隨筆·旅行文學獎。光看書名實在很難想象其內容，仿佛是會讓女權主義者憤而抗議的題目。就連那一年的讀賣文學獎評委大江健三郎都開玩笑說；“這大概是我們讀賣文學獎歷史上最糟糕的一個標題。”

事實上，這是一本關于語言和翻譯的書。“貞淑”指的是忠于原文，“美女”則是作為譯文的工整性。米原作為口譯者，既指出“口譯和筆譯絕不是一丘之貉”，也提出了驚世駭俗的“口譯就等于是賣春婦”理論，意思是，人們需要口譯的時候，愿意支付巨大的代價，一旦翻譯任務完成，譯者就形同不在了。而譯者面對的不僅是語言之墻，更是文化之墻，尤其口譯必須在極短時間內完成思索和反應，這本書便是從方方面面闡釋了口譯之道的艱辛與樂趣。

有很多人不相信米原萬里在隨筆中提到自己一天讀七本書的事，后來由里在紀念姐姐的文章中提到，姐姐去世后，她和丈夫井上廈整理并捐贈了大量的書籍和首飾（熱愛華麗亦是米原的風格）。同傳經常需要在會議之前閱讀大量的相關文件和書籍，恐怕是那時積累的速讀能力。米原且讀且分享，在《周刊文春》寫了十年書評，后結集為《將人打垮的了不起的書籍》。

重返布拉格

1996年，NHK上映了紀錄片《世界，我的心之旅程——布拉格，四個國家的同學》，紀錄片是以米原萬里的視角拍攝的，講述她回到布拉格并赴歐洲其他國家，追尋舊同學的現狀。2001年，角川書店出版了《說謊的安尼亞之鮮紅的真相》，2002年，該書獲大宅狀一非虛構獎。

書里寫了三個同學：教大家挑選男友的希臘人麗莎，愛說謊但仍然受到同學喜愛的羅馬尼亞人安尼亞，南斯拉夫的雅思明卡。多年后的重逢，各種物是人非，曾經是狂熱愛國主義者的安尼亞遷居英國，聲稱“民族或語言都很無聊，對人的本質來說，這些都沒什么大不了的”，以及“祖國如今在我心里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分量”。

米原在書里沒有給出直接的評價，而是將視線投射在三位女性的生活變遷上。她們擁有共同記憶的1960年代的布拉格，以及米原追尋舊友時所見的1990年代的中東歐，都是不可忽略的背景。正因為有國家、時代、民族、語言，人置身其中，才成為了他自身。

她唯一的一部小說《歐莉婭·莫里索布娜的反語法》也是基于同樣的內核。歐莉婭實有其人，是米原在布拉格時代的舞蹈老師。故事則是純屬虛構的，故事中的“弘世志摩”在成年后難以忘記那個擅用反語毒舌嘲諷的老太太，老師在她心目中是個神秘人物，志摩忍不住利用出訪歐洲的機會去探尋老師的過往。在這一過程中，出乎意料地揭開了蘇聯的許多往事。厚重的歷史感本來會讓這部小說顯得沉重，而米原的寫法既懸疑又幽默，讀者不覺間便被一步步引入她設下的迷宮。需要提一筆的是，米原的父親早年從事地下活動期間用的假名為“弘世哲夫”。

不誠實的“魔女”

米原的雜文寫作當中偶爾有些夸張的成分，不太符合當下“非虛構寫作”的標準。對此，井上由里在追念文集《姐姐·米原萬里》中偶爾糾正過一兩件，就連“師父”德永晴美也難免成為被“小說化”的主角。諸如米原在《俄羅斯今天也是荒蕪模樣》書中插入了一個段子：時間大約是蘇聯解體后不久，俄羅斯到處涌現收費停車場。德永作為《朝日新聞》的特派員，有一天驅車前往莫斯科市政府開會，被路邊一位貌似停車場管理員的收了六千盧布。德永納悶市政府怎么也來這一套，因趕時間，交錢了事，沒想到開會出來一看，車沒了。米原寫道，體制交替的時期，各種詐騙案也層出不窮，此為一例。

然而德永本人則聲稱：不管在日本還是俄羅斯，我從來都沒有駕照。

很可能丟車事件是有過的，只不過未必是市政府，當事人也不是常上電視、認知度高的德永。也許是感染了俄羅斯人愛開玩笑的性格，米原把這些半真半假的“材料”編進了自己的雜文寫作。對她來說，那就和文中層出不窮的俄式笑話一樣，是為了讓背后尖銳的論題顯得不那么咄咄逼人的一種技巧。

在這里要借用學者多田富雄的話；“米原萬里的黑色幽默當中，有著對弱者、失敗者、被壓抑者、被歧視者的共鳴，和對人類的深厚的愛。背負苦惱的貞女的眼淚，化作了魔女充滿苦澀的哄笑。”

與那些帶有杜撰性的幽默相對的，是她在小說寫作背后無比繁復和精密的調查工作。《歐莉婭·莫里索布娜的反語法》書后附的日文和俄文書目有近百本，讓人嘆為觀止。

“魔女”走了

2003年，米原萬里看護多年的母親去世，同年，米原發現自己罹患癌癥。三年后，米原離世。

她曾在文章里這樣介紹意大利語同傳田丸公美子：“（田丸的存在是）意大利語口譯界的大橫綱，而且其后沒有大關、關脅和小結。”不用說，這話印成白紙黑字，不僅沒給好友立傳，還得罪了意大利語口譯界的一干人。然而不管田丸怎么要求，米原都沒改過口。

另一方面，她總是不斷修改自己的稿件，以求盡善盡美。

“人生無法重來，但稿子可以重寫。”這是米原萬里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

2008年，在藏王山腳下舉辦了“米原萬里展”，其中展示的米原撰寫的書，每本都夾著大量的便簽，那都是她打算在重版的時候再度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