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情、友情、愛情，如何塑造出20世紀最重要的女性政治哲學家？《愛這個世界：漢娜·阿倫特傳》的作者伊麗莎白·揚·布魯爾是阿倫特生前的學生和朋友，這部“哲學傳記”通過對阿倫特的“朋友圈”的介紹，勾勒出二十世紀智識生活的面貌。

《愛這個世界：漢娜·阿倫特傳》書封

作為一名備受爭議的思想家，一名與學術流派、政治黨派及意識形態路線保持距離的獨立思想家，漢娜·阿倫特擁有范圍持續擴大的讀者。無論是專業人士還是普通讀者，都試圖從她那里尋找靈感；他們對阿倫特在1968年所編傳記的序言中所表達的那種體會頗有同感：“即使在黑暗時代，我們仍有權利期待某些火光。它們往往不是來自理論與概念，而是來自一些人在生活和工作中的那些不確定、飄忽并且經常是微弱的光，它們幾乎在所有的環境下都會閃爍，超越時間限制而永放光芒。”

這種來自個人作品的光亮將直接進入世界，并在作者身后一直續存著。無論它是大是小，是短暫還是持久，都依賴于世界及其運行方式。后世自有公論。來自一個人的生活——言談、姿勢、友誼——的光亮只有在記憶之中才能夠存活。如果它要進入世界，就必須找到一種新的形式，以便能被記錄、傳承。一個故事必須從許多記憶和故事中產生。

我將講述漢娜·阿倫特的故事，我從書面材料和那些尚健在的認識她的人那里收集資料。她的歐洲一代以及我們黑暗時代的歷史，遠不止是她個人故事的背景；她的故事折射著那個時代，她的著作也是為了尋求對那段歷史的理解。就本質來說，傳記關注的是一個人的生活。但它假定，一個人的生活，盡管只是大歷史的一小部分，也應當講述給未來世代聽。后人可以對此一人生進行評價；但作傳者只需要判斷故事當如何去講。

漢娜·阿倫特

“兩人王國”：阿倫特與丈夫海因里希·布呂赫

直到阿倫特45歲，也就是她從納粹德國逃離的十八年后，漢娜·阿倫特的名字才為公眾所熟悉。驚訝而又困惑，她問她的老師兼朋友卡爾·雅斯貝爾斯：“我告訴過您了嗎？一個星期前我成了一名‘封面女孩’而不得不從各個書報攤上看我自己。”1951年某日《星期六文學評論》封面上登了一幅照片，阿倫特在羞澀地微笑，從她看到這張照片的那天起，到她首次同意在美國電視上接受采訪——條件是攝像機必須放在她背后，阿倫特努力避免以一張廣為人知的面孔去生活。各種原由她的朋友奧登(W.H.Auden)作了解釋：“公共領域中的私人面孔/要比私人領域中的公共面孔/更為明智，更為優秀。”

但是，如果不是遇到并嫁給一個“十分政治的動物”——海因里希·布呂赫，阿倫特對政治行動的理解恐怕絕不會如此之深。《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正是要歸功于那位來自柏林的前斯巴達克分子及共產黨員，布呂赫也是她自我教育的學友。科特·布魯門菲爾德是一位德國猶太復國主義者，畢生關注“猶太人問題”。當阿倫特還是學生時，布魯門菲爾德曾引導她進入這一領域。布魯門菲爾德注意到，在阿倫特那本于美國出版的第一本書的整個構思中，海因里希·布呂赫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當布魯門菲爾德收到《極權主義的起源》復印本時，他寫信說，這本書給他帶來無限的喜悅，讓他記起他們三人在紐約時的談話，那時該書還在寫作之中，他認為從布呂赫那里獲益良多：“當我在散步時，我的記憶中會從‘那本書所需要感謝的那個人未寫出的政治哲學’那里獲得許多東西。”

思想的內在對話并不必定要公之于眾，正如阿倫特通常所說的那樣，但思想確實包含著一種和特定的他人進行交流的沖動。在阿倫特那里，戰勝思想孤獨的沖動首先在她丈夫那里得以表達。有幸有這樣一個交談的同伴在身邊的人們，可以把他們思想中的內在對話表達出來，或修正他們原來的發現，而當同伴不在場時，這種對話仍可繼續，它可以在“我與自己”之間進行。阿倫特的沉默寡言，她對私人生活的細心呵護，使他們不凡的婚姻隱藏在公眾視野之外。這兩個人意志倔強、觀點鮮明，他們統治著談話所造的王國達三十五年之久。其間有宮廷政變和政策辯論，但始終保持著和諧。這種對話只是階段性地得以公布：阿倫特的《過去和未來之間》正是“二十五年以后，獻給海因里希”。正如他們的朋友蘭德爾·雅熱爾(Randall Jarrell)所言，他們倆的世界是一個“兩人王國”。

歐洲時期友誼：海德格爾、本雅明、布洛赫……

正如漢斯·約納斯(Hans Jonas)在阿倫特的葬禮上所言，阿倫特是一個“友誼的天才”。以阿倫特的話言之，使她感動的是“朋友間的愛”（eros der freundschaft）；阿倫特視友誼為生活的中心。她把她的作品歸功于朋友們；她以語言描繪朋友們的肖像，編輯他們的紀念文集，送給他們生日的詩篇和書信，引用他們的言語，復述他們的故事。關于表達友誼的語言，她十分嫻熟。但這種嫻熟是通過好長一段時間才成就的——那些年里，在充滿戰爭、流浪、新的語言和陌生風俗的歲月里，母語和友誼常常是唯一不可改變之事。年少之時，她是被當作普通人來看待的，溫和的母親經常如此逗她：“告訴我，小漢娜，誰在這里跑來跑去？”她一生情緒多變、容易激動，以為自己的判斷準確，缺少耐心；正如卡爾·雅斯貝爾斯所說的，她顯得“固執己見”。她與擁有世界歷史視野的人走得很近，將只為自己考慮的人丟棄在一邊。但是，對和她建立了密切聯系的朋友的忠誠，則是她天性的根本方面，而慷慨則是其外在標志——一種常常是“秘密”的標志，因為她相信左手都不知道右手在做什么，正如她所認為的，理智無從知曉思維在做什么一樣。語言是她最基本的給予——和索取——的媒介，但她也給予食品包裹、舉辦晚會，提供學費助學金、生日鮮花、晚宴，捐贈，以及除了她所害怕和輕視的人之外她的受眾都會有的感情——同情。

圍繞著這個“兩人王國”的許多類型的朋友以及他們的故事，與阿倫特的故事一樣具有重要性，因為他們的支持和交談也影響了阿倫特的著述。朋友中有些人相互見過，有些沒有；一些人有著高貴的頭銜“詩人”，一些人則隨著時間推移而改變了稱呼，例如雅斯貝爾斯，由“親切而又最為可敬的人”，漸漸變成了“親愛的朋友”。巴黎有位朋友，兩人尤其敬佩他，當這位朋友1940年自殺后，他們沉痛哀悼他，此人就是文學批評家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戰爭期間，在紐約，科特·布魯門菲爾德，他并非第一流的思想家，但他具有良好的判斷力，阿倫特對他給予高度的贊譽（“你總是抓住了問題的實質”），他也是他們主要的論辯對象。盡管阿倫特經常和神學家保羅·蒂利希交談，甚至有一次談話曾直接促使阿倫特回到她的書桌前，從而產生了那篇十分了不起的《有組織的犯罪》一文，但他們各自給予對方的學術同情卻頗為有限：“我們達成了一個約定：我們都不必讀對方的書。”1946年，小說家赫爾曼·布洛赫進入他們的“領地”，阿倫特寫信給已經離開巴勒斯坦的布魯門菲爾德說，這是“自從你離開后所發生的最叫人高興的事”。

阿倫特還是一個學生時，她首次遇到卡爾·雅斯貝爾斯，戰爭爆發后，他們通過書信重新建立并加強了聯系。之后，在1949年首次重返歐洲時，她拜訪了雅斯貝爾斯。她來到卡爾·雅斯貝爾斯和格特魯德·雅斯貝爾斯(Gertrud Jaspers)夫婦在巴塞爾的家中，她告訴一位朋友，“就像一個人回到家中一樣”。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曾經是她大學時的老師，也成為她的朋友。但他從來沒有被這個“兩人王國”的圈子接納，一直保持著“森林里的陌生人”的地位，那是1924年他們初次見面后阿倫特在一首詩里對海德格爾的稱呼。

海德格爾、本雅明和布洛赫都是“詩性思想家”，他們熱愛語言，阿倫特因此稱頌他們。他們以各自的方式“擺脫19世紀而進入20世紀，好比一個人來到一片陌生大陸的海岸一樣”（她是如此描述本雅明的）。布魯門菲爾德和雅斯貝爾斯兩人更為年長，更具父輩風范。他們的人格和對世界的關注，堪稱阿倫特的支柱。

美國時期的“思想同伴”：獨立于社會的人

戰后，布呂赫夫婦的“同伴團體”又吸收了不少美國朋友。使他們走到一起的，與其說是哲學的興趣，不如說是文學和政治的興趣，這些朋友有蘭德爾·雅熱爾、阿爾弗萊德·卡津(Alfred Kazin)、戴特·麥克唐納(Dwight Macdonald)、菲利普·拉弗(Philip Rahv)、羅伯特·洛維爾(Robert Lowell)、哈羅德·羅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瑪麗·麥卡錫。在經年累月中，這些友誼大多時近時疏，但和瑪麗·麥卡錫的友誼則越來越深厚。1969年阿倫特寫的《論暴力》就獻給了她。

美國學術界的朋友們對布呂赫夫婦來說是一個奇跡。“他們的討論不帶有狂熱色彩，他們的論證大眾都可以理解。”阿倫特在1946年曾如此告訴雅斯貝爾斯。“這里的每個知識分子在原則問題上都堅持自己的意見，作為一位在野的知識分子……他并不崇拜成功之神。”在阿道爾夫·希特勒當權期間，她就產生了對她認識的那些投機知識分子的恐懼，那時“純粹的個人問題并非你的敵人的所作所為，而是你的朋友們在做什么”。美國的新朋友給了她對“心靈生活”中自由之希望。她最大的快樂之一是稱贊一位歐洲朋友“十分美國”。

盡管美國的朋友十分自由，但他們的人格中缺乏深厚的歐洲文化底蘊，而這種歐洲文化則滋養了阿倫特的生活和著作。美國公民資格對阿倫特來說十分珍貴；它使阿倫特擺脫了無國籍狀況，成為共和國的一員，這種共和國是她最為推崇的政府形式。但是，就個人而言，阿倫特至為欣慰的是在這樣的國家中，她可以擁有“做一個公民的自由而不必付出被同化的代價”。她堅持自己的歐洲背景，尤其是德國語言，從未想把自己的母語改為英語。“我們在日常說話中所用的詞”，她用德式英語解釋道，“具有它們特定的分量，通過多種聯系，它指導我們如何使用語言，使我們從無思無想的胡說中解脫出來，這些聯系自動地產生于特定語言所寫成的偉大詩歌瑰寶，并且這些聯系也只有從那里才會產生。”

在她的思想“同伴”——所有的歐洲人、所有的人以及所有的美國朋友之外，布呂赫夫婦有一個“部落”。這個團體包括：布呂赫在德國共產黨的一個分支組織“布蘭德爾小組”(Brandler Group)時期的朋友，阿倫特大學時代的朋友，他們在巴黎的熟人以及初到美國所遇到的說德語的朋友。這些人是可以和他們說德語的移民，是可以引用海涅(Heine)回答來自歌德(Goethe)的名言的朋友，他們知道德國的神話故事。這個部落在一起慶祝生日，在布呂赫夫婦新年的西爾威斯特晚會上聚會，相互關心彼此的孩子和工作。部落中的一些人在卡次啟爾(Catskills)一起避暑，一些人在一起共享逾越節家宴。他們受過良好教育，但并不是思想的同伴（兩個“漢斯”是例外——漢斯·約納斯和漢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部落的成員們是很好的同伴，他們深深地相互忠誠。

部落的延續性十分關鍵：“畢竟，朋友還是老的好。這已經成了我們的一個口頭禪。”阿倫特說。這個口頭禪有很深的淵源，這從她在對奧登（W.H.Auden）的公開告別儀式上所作的仔細區分可以明顯看出：“我在他生命的晚年、也是我生命的晚年遇到奧登——在這個年齡，那種形成于年輕時代的融洽、相知的親密和友情已經不再可得，因為已無足夠的生命剩余，已不能期望有更多的時間可以共享，這樣，我們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但不是親密愛人。”

有兩個最老、最為親密的朋友，這個部落的兩位元老，他們并不住在紐約。一位是來自柏林的羅伯特·吉爾伯特(Robert Gilbert)，他是布呂赫青年時代的朋友，一位作曲家、詩人，戰時在美國度過一段時期后移居到了瑞士。另一位是來自哥尼斯堡的安妮·門德爾松·威爾，她是阿倫特青年時代的朋友，后來成了一名法國公民。阿倫特的第一本書《拉爾·瓦恩哈根：一位猶太女性的生活》，正是獻給“安妮，自1921年以來的老朋友”。布呂赫從不寫作，他沒有書獻給朋友，但在布呂赫去世后，阿倫特在給“謝爾河畔的羅伯特”的詩集“后記”中寫了一段贊譽的話。

每一種類型的朋友以及阿倫特十分感興趣的歷史人物，例如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和拉爾·瓦恩哈根(Rahel Varnhagen)，都有一個共同特征：每個人，以他或她自己的方式，都是一位局外人（pariah）。在阿倫特的個人詞典中，真正的人是“獨立于社會的人”。她的朋友們并非社會棄兒，而是特立獨行者（outsider），有時出于選擇，有時則由于命運。在最為寬泛的意義上，他們沒有被同化。“社會的非從眾主義”，她曾經坦率地說，“是知識成就的必要條件。”而且，她或許也還會加上一句，是人的尊嚴的必要條件。她匆忙地從社會的從眾主義彌散的情境中走出來，通常借助于她另一句名言：“此地不是為我母親的女兒留的。”“對于公共關系，我有一種敏感癥”；“這里除了喧鬧什么也沒有。”漢娜·阿倫特堅持她的獨立，她也希望她的朋友如此。多數人沒有使她失望，也有一些人不以為然。雅斯貝爾斯有一個在阿倫特看來頗為特殊的觀點，盡管對他這位以前的精神病專家來說十分簡單：“你說只有獨立于社會的人是真正的人，但我認為：他們也有精神疾病。”

她一直欣賞著朋友中思考與生活的獨立性，在阿倫特臨近生命終點時，對她來說變得更為重要。“我們的談話現在已經是老人的談話——你只是有點老，而我十分衰老了。”1966年雅斯貝爾斯如此告訴她。“它們如以往一樣美麗，但或許已經進入一個更為深刻的層次；不像以前那樣華而不實……在這些談話中，既有世界的不凡帶來的喜悅，也有面對邪惡的憂慮；這種探索在思想方面尤以為甚；同時也是如此地平靜。”是的，在她回復這封信并思考她的60歲生日時，她這樣告訴雅斯貝爾斯，它標志著“……這是老年的開始，我真的十分滿足了。過去我是個孩子，我終于有點感到長大了。現在，那意味著——最后，該走了……”像雅斯貝爾斯，阿倫特在她老年時期需要偉大的哲學家及思想上的同伴。這些同伴成了她的朋友，他們從她早年在伊曼努爾·康德的故鄉時就住在附近，這些友誼的故事最接近于她思想本身的隱蔽活動。正是在故事中，阿倫特在友誼方面的天資給她帶來了跨越時間的友誼，這些友誼使天才人物的生命更加美麗。

哲學傳記：阿倫特“愛世界（amor mundi）”的故事

除了在訪談中所做的幾次談話外，阿倫特有意避免談論自己。關于給不是政治世界中的行動者——政治家、將軍或革命家——的任何人作傳是否合適，她也有十分明晰的觀念，她認為傳記是一種特定的歷史。她說，傳記“對那些主要興趣在生活故事的人來說不合適，它適合于那些藝術家、作家和總體上說天資使他們能夠將世界維持在一個特定高度上的人們，他們的意義主要在于他們的作品，在于他們給世界添加的人造物品，而不是他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關于作者、作品或世界，這些差別也體現了阿倫特關于公與私、關于制作與行動的嚴格區分。通常，個人遠離世界的明顯距離才能解釋歷史的語境與時代的氣質。“生活在有趣的時代并非是福”，阿倫特喜歡引用的一句古老的中國格言如此說，在我們的一切都太有趣的時代，藝術家和作家的傳記經常以主人公的努力以便與世界保持距離——也有些人則泰然處之——作為中心主題。

“我們總是渴望看到被公眾記錄、展示和討論的、嚴格說來屬于私人的事務以及沒有主體的事務”，阿倫特在她寫的伊薩克·迪內森(Isak Dinesen)傳記中寫道，“這種渴望不怎么合法，但我們的好奇心卻準備接納它。”在給十分熟悉的人寫傳記時，她遵循著這個警告。她沒有以親昵的方式去寫。她的畫廊《黑暗時代的人們》中的肖像畫，由一種幻影追蹤的技術做成：她追溯朋友們在黑暗時代灑出的光亮，描繪了一幅幅脫俗的肖像，她似乎發出了命令，“你們必須像空中的幽靈一樣”。盡管她避免漫談式的“現實主義”，她并不試圖塑造榜樣以進行教化，也不試圖提供普魯塔克式道德典范中的“人生”；她寫的是政治上的范例故事。

在地點、人物和時段上追求出新的描述性傳記，對于阿倫特這樣的人來說并不合適。我們要展示的是她思想的歷史基礎，是激發她進行思考的特定經驗，是濡養她的友誼與愛，如有可能，還要展示她的思維方式或思想風格。“思想的場所”，就如“思想的自我”一樣無法接近，但某種思想的模式可以從公開出版的著作中獲得，甚至可以從談話的語境和書信中得到更多的了解。

在阿倫特那里，對立的思潮碰到一起，這使她的思想豐富而又激越。例如，她在1947年寫給科特·布魯門菲爾德的一封信中說：“我真是高興啊！因為一個人不能與自己自然的生命力作對。上帝創造的世界對我來說似乎是一個很好的世界。”甚至在她努力寫一本關于“殘酷之事”——它隨極權主義及其“制造死亡的方法”被引入世界——的書時，她也有這樣的感覺。但一旦她稱自己很“快樂”，她也表現出另一面來：“我十分憂郁，我只能通過理解，通過把這些事情想清楚去面對它。”阿倫特努力持一種她所說的“愛世界（amor mundi）”的態度。“哲學傳記”正是阿倫特愛世界的故事所訴諸的，盡管這一提法令人不快地包含著矛盾，因為思想是看不見的，哲學也是非時間性的。

當阿倫特講故事——用伊薩克·迪內森的話是“命運的軼事”——時，這些故事把人們帶到了她那里；她的故事并不是要把她帶到人們面前。所有沉默、自我隱蔽的問題及自我認知的范圍被擱在一邊，阿倫特沒有寫自傳，因為她愛同伴，需要同伴。在垂暮之年，她問一位曾經建議她寫回憶錄的編輯：“如果我把我的故事寫下來，誰會來聽我的講述呢？”以一種特有的風格，正如她自童年時便做的那樣，她使自己免于孤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