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2016年稱為“90后”小說寫作的“元年”，這當然有夸張成分，但確是在這一年，以《作品》雜志“90后推薦90后”、《芙蓉》雜志“90新聲”、《山花》雜志“開端季”、《青春》雜志“新青年寫作”、《文藝報》“新天·90后”等欄目及《天涯》《西部》《上海文學》等刊的新人專輯為平臺，原本散落于豆瓣、ONE·一個等網站或隱藏在文學雜志角落的“90后”創作力量，得以整體性地浮現。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小說月報》2017年第1期“開放敘事”欄目推出了“90后作家小輯”。雖然在此之前，我們也曾選載過國生、修新羽、王蘇辛、海潮、馬億等多位“90后”的作品，但這種形式的專輯還是引來不少朋友的關注。

其中，長期跟蹤研究當下文學動向的批評家金理，組織復旦大學“望道現當代文學班”進行了一次專題討論，由這期專輯出發，對“90后”小說的現狀與問題做了切片式的分析。參與討論的年輕研究者針對王棘《駕鶴》、龐羽《操場》、重木《無人之地》、琪官《誰能帶我去東京？》這四篇小說提出不少深入而直率的意見。作為文學期刊編輯，樂見專業院校的師生以此方式加入到對當下文學現場的觀察與討論中來。

對于正在浮出水面的“90后”這一代文學新人，與其年齡相近的年輕研究者或未來批評家的關注，尤為必要。眾所周知，文學界對于“80后”作家群體的認知與想象逐步變得立體而清晰，與金理、楊慶祥、黃平、饒翔、李德南等同齡批評家的工作關系密切。“90后”寫作者同樣也在期待、呼喚屬于“同代人”的批評家。也是出于此種考慮，我們在編輯“90后作家小輯”時，邀請1987年出生的新銳批評家趙振杰撰寫同期評論。他在這篇題為《“亞成熟”狀態下的90后寫作》的評論中分享了獨具洞察力的看法：“‘90后’作家的寫作青春期普遍要比‘80后’作家結束得早。或許是對甚囂‘網’上的‘青春文學’創作套路心存逆反，又或是因為面對以‘青春寫作’出道的‘80后’文學明星所萌生的‘影響焦慮’，不少‘90后’作家不愿在‘青春文學’上過多停留，而渴望以一種更具個人化的表達方式登場亮相。”這樣的觀察或許可為日后更深入地討論提供有效支點。

“90后”的創作力量尚在集聚、生長之中，各種形式的總結概括或遴選總難免有其局限性，如金理組織的這次討論課上所提到的，目前“90后”小說創作的地圖仍是殘缺的。出于個人興趣與工作需要，近來我也在致力于梳理“80后”作家的創作譜系，于此深有體會，也許直到“90后”浮出水面的今天，對“80后”的整體認知方趨于完整。由此看來，描繪這張“90后”小說的地圖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這個過程中，有待更多年輕批評家，參與到對現場的勘測、探索、描繪之中。

這次討論的一些聲音也特別值得關注。有同學直率地批評“這四篇小說都沒有反映出‘90后’一代的特征（或是刻意避開）”，進而延伸到“我們這一代的文學是怎樣的”這一問題，同學們提到：“我們這一代的文學，不用為了顯示文本的深刻和厚重去回憶上一輩的歷史符號、書寫另一個時空下隔膜的經驗，能夠關照當下的社會現實、反思這一代人的精神狀態和生活狀態，同樣可以引人深思發人深省。”“我們的時代也有嶄新的經驗，怎么書寫它們對年輕作家而言是一個挑戰。我的意思不是說他們應該去機械地記錄現實，寫寫社會新聞之類的，而是想追問他們如何在社會地層的運動中捕捉新的感性經驗？”我更愿意將這種聲音視為一種“征候”，去審視其背后代表的一部分“90后”讀者對同代人作品的第一印象。

這四篇作品會讓一部分同齡讀者覺得缺乏“90后”的“現實感”與“時代感”，一方面與趙振杰所分析的“90后”寫作者在“亞成熟”狀態下的主動選擇有關，不少年輕作者在寫作起步階段便有意規避那些關于青春躁動與成長感傷的書寫，將觸角探向了自我經驗深處或更為滯重的現實本身。另一方面，本次“90后作家小輯”背后也有編者自身的立場。在我們看來，媒體充斥著各種對于“90后”這代人的刻板印象，而在文學的意義上，觸及個體真實經驗的寫作嘗試，常常要以拋開那些需要加上引號的關于“90后”的成見為前提。由此立場出發選擇出的小說，多少帶有一點“去90后化”的色彩。這樣的傾向性，當然有待于更多讀者的檢驗與批評。更為重要的一點，“90后”讀者與寫作者，在需要“我們這一代的文學”這一點上并無分歧，他們之間的隔膜，更多來自對什么是“我們的現實”“我們的時代”所持有的不同看法。或許可以說，在“現實感”與“時代感”上的內部分歧與隔膜，恰恰構成了“90后”這一代人的又一特征。

書寫嶄新的時代經驗，探索新一代人的精神和生活狀態，這樣的作品，不管出自哪一代寫作者，都需要關注。但也許更值得尋找的，是那類放棄以一目了然的方式與打上引號的“時代”或“現實”發生聯系的寫作，在那類寫作中，“時代”這列高速行駛的列車，并未被化約為一張抽象的列車時刻表，而選擇從登上列車的個體的行程與經歷為入口，重新建立與時代、與現實的聯系。在這里，我想提到本次“90后作家小輯”中重木的小說《無人之地》。閱讀這篇小說，不斷讓我想起呂魁在差不多相同年紀發表的小說《莫塔》——兩位年輕作家都未曾掩飾，他們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向伊舍伍德的作品致敬，甚至可以說，“80后”呂魁筆下的莫塔，“90后”重木筆下的瑪琳，身上都流著《再見柏林》里那個迷人的薩莉·鮑爾斯的血，因此也有了血緣關系。然而，她們又有那么多明顯的不同，讓人不禁猜想，從莫塔的時代到瑪琳的時代，中間一定發生了什么——也許，“90后”寫作者最有意義的發現，正隱藏在這“一定發生了什么”里面，等待我們更為小心翼翼地解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