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進入了高速發展期，城鄉之間的平衡發展問題變得越來越重要。因此，中央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希望通過這個系統工程使農村成為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和儲水池。土家族作家李傳鋒的長篇小說《白虎寨》就是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下完成的，講述了世界金融危機爆發之后，以幺妹子為代表的土家族打工青年回到古老的山寨，帶領鄉親們在脫貧致富的過程中重建價值理想、建設新生活的故事，文學化地展現了一幅“新農村建設”的理想圖景。李傳鋒曾以《退役軍犬》《最后一只白虎》《紅豺》等動物小說為人所知，盡管動物世界隱喻的也是人類生存狀況，但像這樣將筆觸直接瞄準當下社會重大問題，近距離與現實展開對話，對他而言不啻于一次自我挑戰。令人欣喜的是，這位土家族的后裔，立足歷史與現實的交匯點，從自己的內心出發，憑借對現實生活的高度敏感和深入思考，以獨立的價值立場審視鄉土中國在21世紀的轉型，以富有個性的書寫為當代中國鄉土文學提供了新的經驗。這部作品獲得第十一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也充分說明了文學界對作家努力探索與思考的認可。

在《白虎寨》一書中，李傳鋒以飽含深情的筆墨，比較成功地塑造了一批農民形象和基層干部形象，像憨厚老實的大谷、聰明癡情的春花、老成仗義的蕎麥、世故善良的胡喳喳、有情有義的剛而立，還有精明強干的彭鄉長、單純執著的科技專家向思明，個個鮮活生動、令人難忘。尤其難得的是，不少人物還具有較為深刻的歷史內涵。像主人公幺妹子，就是負載了作者深厚感情的一個社會主義新農民形象。這位土家妹子讀過高中，心地善良，為人正直，敢做敢為，不安于現狀，對生活充滿激情。盡管她在作品中的強烈政治話語場域中偶爾顯得失真，但就整體而言，仍不失為一個符合小說內在發展邏輯的鮮活人物。她出生于武陵深山，耳濡目染土家文化長大；在南方打工期間，當過生產流水線的組長，感受過現代工業文明的沖擊；回到家鄉當支書之后，她又受到技術專家向思民、自由知識分子顧博士的影響，同時還在培訓中接受了國家主流意識形態觀念。在古老的山寨中，對幺妹子的精神底色起到決定性影響的有兩個人，一個是她的父親、老支書覃建國，另一個是都無隊長。覃建國當過兵，身上烙著強烈的紅色革命文化印痕，內心秉持著集體主義、理想主義精神，富有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是一個傳統的共產黨人形象。他一生克己奉公，盡管生活清貧、壯志未酬，卻擁有一片豐饒的精神高地，受到村民的敬仰。都無隊長年輕時與覃建國搭檔、聲氣相投，他的腦子出現問題之后，就將修路作為自己生命的惟一——每天去敲梆巖上鑿石——這顯然具有強烈的象征色彩。都無隊長有一支古老的牛角號，每當它嗚嗚吹響的時候，都會讓人聯想起土家創世神話以及土家先民的精魂。在作者的深情敘述中，都無隊長成為土家文化傳統的某種象征。這兩個人的魂魄與幺妹子是息息相通的。作為一個現代女性，幺妹子的心靈是敞開的、包容的，她既對代表傳統的父輩有著深刻的理解，主動承襲了他們的精神資源，又對現代文明充滿渴望，積極吸納。她在挫折中不斷成長，逐漸走向成熟。看似互相抵牾的種種觀念有機地凝聚在這位鄉村女性身上，使她煥發出獨特的時代光彩。當作家以一種飽含理解，同時也是充滿贊賞的敘述語調完成了幺妹子這個理想化形象的塑造時，也傳達出了他的有別于文學傳統的一種文化價值觀。

我們知道，自新文學發軔以來，鄉土中國的現代轉型就是作家們書寫的重要主題之一。魯迅高舉啟蒙主義大旗，深刻解剖封建倫理籠罩下的蒙昧鄉村；沈從文著力發掘世外桃源的詩意，藉此抵御現代文明的侵襲；茅盾描寫階級壓迫下的鄉土世界，并以此論證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合理性；柳青則通過鄉村合作化運動的宏大規劃來與過去決裂，試圖確立社會主義現代文化價值立場。到了新時期，大量的鄉土文學都著力書寫市場經濟沖擊下農村土地的破碎和人心的失落，反映依靠土地為生的個體在兩種文化或者文明沖突下的痛楚、掙扎。穿透復雜的歷史表象，我們可以窺見這樣一個事實：在鄉土中國的書寫中，傳統與現代始終是尖銳對立的，盡管不同作家的文化價值立場各不相同，但是，這種異質也只不過是將批判對象進行了置換，從來未曾弱化二者的根本對立性。這種將傳統與現代對立的思維方式，使得20世紀以來的中國鄉土寫作無論是基于傳統價值的現代批判還是基于現代價值的傳統批判，都陷入了一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在《白虎寨》中，作家擯棄了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在整體上認同現代化的發展方向，整合各種思想資源，通過對一系列充滿正能量的人物的塑造，試圖重建一種價值理想，并以此燭照生活。

如果深入到故事的層面，我們同樣也能感受到作者對于重建價值理想和鄉土精神世界的努力。

從《白虎寨》的主要線索和故事來看，主要集中于兩個方面，一是要打通敲梆巖天險脫貧致富，二是科學種植魔芋發展生產。前一個難題是通過個人威權來解決的（借助趙書記的社會資源和省委領導的批示），這顯然與現代性理念是相悖的；后一個問題也并非那么迫切（從小說中的描述可以看出，白虎寨的經濟貧困是相對貧困；從縣委書記的口中也可知，種植魔芋只是為了開發新的經濟支柱）。如果這部小說的敘事僅止于此的話，那么它的思想內涵和美學價值將大打折扣。所幸的是，作品中還用大量的筆墨敘述了白虎的傳說、土司的故事、紅軍洞的故事等，而且巧妙地穿插了許多關于土家風俗人情的描寫，在不經意間擴大了小說的意義空間，增強了文本的美學張力。這些書寫不僅在追憶中發掘出那些業已彌散的精神——篳路藍縷、自力更生、開放進取、自強不息、勇于犧牲、敢于擔當等等，還通過逼真的細節描繪，重建了一種生機勃勃、令人神往的文化場域，讓讀者感受到，土家山民在經濟生活之外，還有著豐富而充實的精神生活。正是在這個層面上，這部小說與一般的貼近現實、圖解政治的口號式作品拉開了距離，呈現出較高的文學和美學價值。

在當代農村，對于很多農民而言，最大的問題也許不再是苦于溫飽問題沒有解決，而是苦于消費主義文化帶來的巨大壓力；不是苦于經濟收入沒有增加，而是苦于未來生活預期的不確定；不是苦于現實生活物質的絕對匱乏，而是苦于喪失生活的意義。改革開發進行了30多年，當前農村的問題顯然已經不純粹是經濟問題，而是文化的問題，不純粹是生產方式的問題，而是生活方式的問題。李傳鋒顯然敏銳地捕捉到了這種現實存在，并在作品中進行了藝術化的表現。譬如小說中有一節寫到 “活喪”，表達的就是山民對于人生意義的追尋。從平叔臨死前的奮力一舞，自然而然地引發出何謂人的尊嚴、何謂幸福感、什么是活著的意義等等精神層面的思考。顯然，只有在這片白虎庇佑的靈性土地之上，村民們才能找到靈魂的安棲之所——這里是他們的真正家園。小說結尾有一段話：“大家都不敢相信白虎寨還有這般美麗的容顏。祖祖輩輩住在寨子里，大家習慣于往山外看，怎么就沒有人回頭來看看故鄉呢？”回頭能看到什么呢？薅草鑼鼓、擺手舞、南曲、對歌、西蘭卡普，還有由城市里傳來的健身舞、電視、手機……白虎寨人在覺醒，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拒絕了經濟的過速發展對鄉土文化的侵蝕和對鄉村的誘惑，并在努力重建著民間道德和鄉村文化秩序。小說形象地告訴我們：要讓農民的生活有根，對未來有預期，能夠回得去家；要讓村莊有文化，有生活感，有道德感，有價值感。

歷史已經證明，立足于傳統文化現代轉化之上的社會現代化工程的充分展開，才是中國人物質與精神追求的最終皈依。《白虎寨》正是依托這一價值理念展開敘事，生動地書寫了中國社會現代轉型所導致的農村城市化過程中“民族心靈的秘史”，并形象地揭示了一種新的時代精神的生成。盡管這部小說有著較多的理想主義成分，但是，它對于價值理想的追尋，對于“正統”審美趣味的張揚，還有對于鄉村的未來作出的與當下流行的作品截然不同的判斷和預期，顯示了一位成熟作家藝術化地處理生活的能力以及有別于流俗的思想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