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吃飯’這件事情，已經有了越來越多深層的意義，超過了飯菜本身。生死與年節，也成為了我人生中重要的斷代，阻隔了一重又一重傷痛，像好了又壞，壞了又好的血痂。以至于回望起來，我甚至只記得那些或寡淡，或哀愁的飯局，而忘記了平凡日子里的傷逝是如何一分一秒地流淌過生命，形成不可逆轉的家庭形態。”——張怡微《細民盛宴》

幾分鐘功夫，杯盞碗筷統統就位，還有父親親手打造的八只冷菜。四喜烤麩、糟黃泥螺、水果色拉、鹽烤鴿子蛋、上海熏魚、鹽鹵拼盤、碧綠青翠馬蘭頭、紅棗糯米心。最后在大伯的宣布下，飯菜開動了。一句“飯菜開動了”的力度，不亞于宣布“時間開始了”。喜歡看張怡微鄭重地列出每次盛宴的琳瑯菜品，好似大幕拉開，才子佳人，帝王將相一一亮相。也喜歡看她每一次篤悠悠地以菜肴為話頭，一語揭穿主人公袁佳喬心里的愛與怕，譬如“后來我吃盡了一桌的涼菜，咸雞、咸鴨、咸毛豆、咸鰻鲞、咸墨魚大烤。沒有一樣比得過父親親手打造。也沒有人會為我多藏一塊雞一片鴨。”與前述引文相比，同樣的涼菜，盡數冠以枯索的“咸”字，食之無味，是袁佳喬在父親再婚筵席上的心灰與心酸。飲食男女，嬉笑怒罵，自明代以降，世情小說中最俗的“俗根”，正伏藏于市井細民的日常大欲中。而摹窮人情悲歡，從一桌家宴里見炎涼，見世態，是《細民盛宴》自覺內在于世情傳統的用心與用情。“或刻露而盡相，或幽伏而含機”（魯迅語，《中國小說史略》），于筋骨分寸，肌理細膩之外還有超越神采，于炎涼世態之外還有寬諒，有內在成長，深受馮夢龍啟發的張怡微亦做到了。

在《細民盛宴》中，張怡微總共寫了單親少女袁佳喬參與的大大小小八次“家宴”。不管是家常飯局，還是正式筵席，袁佳喬堅持將每次家庭聚餐都稱為“盛宴”，增添了莊重的儀式感，也流露出一次次如臨大敵的心理負重。從爺爺臨終前父親家族荒唐的“死亡盛宴”，17歲的袁佳喬第 一次見到日后的“梅娘”（上海話里的“繼母”），到父親與“梅娘”的婚禮；從與“梅娘”家人“莫名其妙的團圓”，到第 一次帶未婚夫小茂回母親和繼父家的便飯，到原生家庭別別扭扭重逢于“我”的新婚家宴。隨著父母離異，家庭形態不可逆轉地發生變化，每次的食肆檔次、菜品規格皆不同，參與“盛宴”的人員也在悄然更替。袁佳喬卻始終保持著與這些“集體主義”場面格格不入的驕矜。家人的種種可笑，被她鄙夷為“細民”的精怪愚蠢，恥與為伍；而上海偏偏最不缺的，就是這樣的市井細民。

含蓄壓抑的中國人，常常需要借助一桌飯局才能心安理得地坐在一起，借著敬酒勸菜交流情感，也借著杯盤碰撞，傳遞一點點親密。飯局本是“和稀泥”，把矛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求團圓的事，大多經不起細究。但張怡微偏偏創造了一個敏感，刻薄又厭世的袁佳喬，安排其冷眼旁觀的一席之地，沉默著，對飯局進行在場的審判。家宴遂變成道場，臺上明槍暗箭，察言觀色；臺下時移世易，人心似海。真的和假的親密，可見與不可見的風波，都巨細靡遺地收入袁佳喬的眼底。張怡微的筆力，彰示出從《紅樓夢》到張愛玲、王安憶，近至金宇澄一脈對人情世相的迷戀與駕馭。或更具體地說，在承繼某種海派世情寫作傳統的層面上，張怡微充分展現了一種有分寸感，裁奪感的寫作，加之對滬上方言有節制的經營，更添一段風情。其筆下的生活越是平淡瑣屑，所有的波瀾就越是向內翻涌，正如一次又一次的“大團圓”，從來都比表面的太平世相蕪雜百倍。

作者的敘事功力與文字經營，不妨以小說開篇的第 一次家宴為例。爺爺尚有最后一口氣未斷，袁家大小在病床前支起了送終的飯桌，五歲的小侄子卻“猛然發嗲要吃瀨尿蝦”。人物傳神的身段情態，小市民的譏誚，加上“我母親”告誡的閃回，使得時間，生死，親疏，在短短兩百字里被裁成一幕精彩的荒誕劇：可小天王不依不饒，往大表嫂臉上就是兩只耳光。這個令人咋舌的大動作，我們都假裝沒看到。但因為他的手太小，表嫂看起來并沒有生氣，只是將那幾句話翻來覆去念叨著哄他，充滿了柔情蜜意的溫存。當母親真是不容易。

“‘寧跟討飯的媽，不跟當官的爸。’我母親曾經對我說。

“‘小祖宗要死咧你，真是和我們家貓貓一樣，我打它是假打，它打我倒是真的，嘿嘿嘿小物什。’大表嫂圓場說。

“‘是呀，我們小區里的貓貓狗狗都哈兇！畜生難養啊！’我二姑不緊不慢地答。

“突然間，那小天王仿佛頓悟了什么似的，從母親腿上一躍而下。

“他從圓臺面的地洞里鉆到我爺爺床邊，指著他的鼻子問：‘太爺爺，你到底什么時候死啊？我要吃瀨尿蝦啦。’”

二

原生家庭破碎以后，漫長的親情格局重組，與袁佳喬被父母忽視的青春期重疊在了一起。然而飯還是要吃，日子還是要過。早已失去了原初滋味、卻又躲避不掉的“團圓飯”，變成了袁佳喬硬著頭皮也要上的難關。舊家瓦解，新家接替，間雜著大家族與小家庭的因為拆遷、分家引發的利害糾纏。“盛宴”是這一滄海桑田的見證者，更是直接參與者。于是眼看著新人起朱樓，宴賓客，舊人樓塌了，舊境丟難掉。

在小說中，袁佳喬渴望又恐懼著能逃離紅白喜事的家族負累，與父親單獨吃一頓簡單的家常便飯，這一微小卻難以實現的愿望成為貫穿小說始終的懸念。父女隔閡，是實實在在的情節，卻經由張怡微之手，剝露出親緣關系與親密關系的悖謬：袁佳喬的悲哀，在于舉目席間皆是“家人”，卻無一人可與之建立真正的親密關系。故而小說不厭其煩地鋪陳八頓之多的“團圓飯”，或來自更深的情感動機：即取得“表面的和平”之后，不善直白表露感情的兩代人，究竟要如何在沉默的，積少成多的歲月中獲得真正的和解？

這一和解，顯然來自不足為外人道也的艱難努力，正如小說中所寫的：“小茂怎會懂得這些家常菜背后的滋味。又怎會懂得我們這個再生家庭曾經走過的萬水千山。”

對于“團圓飯”與家庭關系重組的光影與文字再現，令人想起李安90年代的“家庭三部曲“（《推手》《喜宴》《飲食男女》），以及同樣表現再生家庭問題的魯敏的《六人晚餐》。在這些作品中，飯菜的隆重或樸素，個中親疏隱喻實已豐富，掌勺者所象征的父權與話語交替，席間的聲音與沉默皆大可玩味。《細民盛宴》的突破，在于借“家宴”起事，對“家”的概念進行重新審視。張怡微曾在創作談中提及，自己的初衷“是想寫一部以次要人物為主的家庭小說，即不以‘祖父、父親、我’為主干的故事，相反聚焦家族中的一些‘毛刺’人物”，類似于繼父、繼母、繼子、繼女，那些家族墓碑上不會有的人，他們之間的關系。”（張怡微：《“有情”與“無情”之間——與＜細民盛宴＞有關的兩點想法》）對“毛刺”的擇選，是張怡微作為年輕的“80后”寫作者，有意跳出前輩家族小說窠臼的眼光。在小說里，繼父繼母，繼子繼女，這些本無交集的人生，因為新的稱謂圍桌坐定，有如加冕儀式。而一場接一場的“團圓飯”，都在重新劃定“家”的邊界，也讓“家人”身份變得更加曖昧和多元。

令人意外地，張怡微輕輕擊碎了了原生/再生家庭陳舊的親疏框架。她塑造了寬厚的繼父，良善的繼母，相比于無能的父親和任性固執的母親，繼父繼母更多地象征了人間世事之中，無關乎血緣的親暖與善意。以至于袁佳喬雖然沉溺在家庭破碎的自憐情緒中難以自拔，卻始終對闖入青春的繼父繼母心懷感激；某種程度上，這種“善意—感激”的互動，甚至比對親生父母更多。看到恩愛十年如初的母親和繼父的時候，袁佳喬也感到“其實離婚也沒有那么可怕，婚外戀也不像電視里那么討人厭。反倒是結婚太哀涼了，簡直像喪禮一樣。”（第295頁）“在漫長的嚴酷的歲月里，有時我們和繼父繼母的照面，未必是最差的一種相遇。”（第280頁）

三

袁佳喬一步步深陷草率失敗的婚姻，是小說的高潮，也是迎來尾聲和解的大轉折。要等到親身體會過創

建并拆毀一個家庭的委屈和不易，袁佳喬才真正“痛”到自己的親生父母，明白了對過往的誤解之深，也就漸漸明白了“細民”卑瑣表象下的韌性。其歷劫后的大成長，又何嘗不是源自同一段細民的隱忍剛柔？兩代人之間，到頭來同途亦同歸。“那是我第 一次發現自己竟然也會在一頓團圓飯上一廂情愿。我覺得自己的老了，我終于和我的父親、母親、繼父、繼母一樣只希望表面的和平，而不追究什么真相了。我終于成為了一個我童年時那么嫌鄙、輕蔑的市井細民，說著彌天大謊來取悅、安慰自己。”（第296頁）其實不善表達情感的父親母親，繼父繼母都沒有變，或許袁佳喬對“細民”的質疑也沒有變，變的是“了解”，難得的，亦是了解。“胎死腹中的嬰兒”和“未完成的母親”作為一組殘酷而不乏自我解構意味的象征，幫助袁佳喬與自憐自艾的“漫長的青春期”割席，超越，并最終以“新生”之身重返自己的兩個家庭。

是另類的青春殘酷物語，另類的家庭寫作，成長小說，又或是另類的海派世情書。總之，少了些怨懟，多了些自嘲；少了些腌臜茍且，多了些良善體諒。

張怡微近年來的寫作，往往不是要“提出什么問題”，或“想象什么其他的可能性”。更多的時候，她是在探索一種對于日常生活的“有同情的理解”，而這并非易事。“事非經過不知難”是其新作《櫻桃青衣》中的一句話，或可概括這種拙樸的同情與理解，慈悲與關懷，非自己設身處地，親歷過一遭不可抵達。就像對于吃了八次家宴的袁佳喬而言，最后終于能夠為父親親手做一桌簡單的、只屬于兩個人的飯。但究竟上海已在二十年間看盡薄涼嬗變，人何以堪。姍姍來遲的父女溫情中，也染上了歲月本相的殘忍：

“我會做的菜都太簡單，連我自己都難以打發。糖醋排骨、酒香豆苗、菠菜肉片、西紅柿牛肉湯。

“但父親速速吃完，而后突然說：‘我現在糖尿病了，其實不好吃糖。’

“我嚇了一跳問：‘那怎么辦啊？’

“他不以為意，‘沒關系的，你的飯我還是要吃一吃，我們很久沒有一起吃飯，大不了去醫院。’

事非經過不知難。這大約是《細民盛宴》里的隱痛，慈悲與大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