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館藏有蕭三書信近千封，大部分為葉華捐贈）。由于通信對象不少是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人，比如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胡耀邦，還有江青，或者多是文學界的經典作家，比如魯迅、郭沫若、茅盾、丁玲、臧克家，又不乏外國文學界友人，比如法捷耶夫、綏拉菲莫維奇、布萊希特，而且，通信內容往往涉及重大歷史事件，比如，“左聯”的解散、魯迅與前蘇聯的關系、從“反右”到“文革”等歷次政治運動中的大事件，故其在歷史與文學研究中的價值不可小覷。

目前，除了《蕭三致魯迅》《蕭三蘇聯來信》《毛澤東致蕭三》等幾封具有重大文獻價值的書信被公開，并得到較為充分的研究之外，絕大部分信件依然處于待發掘、待考證、待整理狀態。特公開以下四封信，并作簡要闡釋，以供讀者參考。需要說明的是，由于“肖”與“蕭”常被混用（包括他本人），本文“點評”中的姓氏統一為“蕭”，書信原文則照實錄之。

甘露致蕭三：

肖三：

你真會開玩笑！！你太無聊了！！剛才接市委組織部電話，告訴我你給我叁十萬元，托劉長勝同志捎給我。劉交市委組織部，但組織部叫我去取。我不能忍受這樣的侮辱，我已告訴他們，請他們把錢退還給你。錢是舊社會壓迫人用的唯一工具，領你一個老共產黨員，一個世界聞名的最高尚的詩人！！你也用錢來壓迫我，你企圖用錢來彌補你的罪惡嗎？不可能！八九年來，尤其是最近五年來，我為你所遭受的損失、痛苦（這是無盡期的呵！）不是任何東西可以償還的，錢就更不用說了。

還是拿出一點良心吧！

也許，這對于你們倒是有用處的，用它來把洋婆、洋娃打扮一下，到新年時，在北京街上逛逛吧！！在各種宴會里擺一擺吧，這樣倒是可以引起許多人注意的。

甘露

1949年12月29日

點評：談及蕭三，不得不談葉華、甘露這兩位女人。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的成立，賦予作為“革命者”的甘露以巨大幸福感，然而，當1949年的某一天，蕭三帶著葉華母子回國，對渴望過上正常生活的甘露而言，那種家破夫離的傷痛，該是多么巨大！蕭三與葉華重修舊好，也許受制于過多的“政治因素”的考量，但無論有意還是無意，他給甘露帶來的心理創傷，終究是無法彌補了。“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但對甘露而言，即使“生死相許”，也無濟于事。他們上演的也不過是當代版的“癡情女子負心漢”故事。愛而不得，進而不能，退而無助，恨而無奈，這實在是徹頭徹尾的悲劇！

蕭三致臧克家：

克家同志：

剪報讀了，我不敢肯定魯迅先生那首“無題”詩中“蕭艾密”三字是何所指，當然作者的解釋也言之成理。我只能告訴你：“蕭愛梅”也不是我的原名，這是1936年曹靖華同志給我取的中文名字——從“Emi”音譯成的，為了在“中流”雜志上翻譯我在“真理報”上寫的悼念魯迅逝世的文章用。

Emi原為Emile，1921年起在法國用這個名字。那時音譯為“埃彌”二字。1924年回國后寫文章就用這個筆名，有時作“哀米耳”。

在蘇聯音譯Emi Siao/埃彌·蕭（或蕭埃彌）這個名姓。魯迅先生是知道的，所以他給我寫信時或稱“小山兄”，或稱“E.S.兄”。在他寫這首無題詩的1933年，我們通過信互寄過書刊。我那時是“左聯”的代表，在“國際革命作家聯盟”工作，在那邊，有些活動，魯迅先生也是知情的。

63.5.21

點評：這封信也是一封很重要的信件，為文學史研究提供了很多重要的線索。一、蕭三完整地梳理了自己筆名的變遷及用途。他對蕭愛梅、“Emi”、Emi Siao、埃彌·蕭、蕭埃彌、“哀米耳”、“小山兄”，“E.S.兄”等稱謂所做的說明，都可為后續資料發掘與研究提供難得的線索。二、蕭三明確申明“蕭艾密”與自己的筆名無關聯。其實，魯迅《無題詩》“一支青采采湘靈，九畹貞風慰獨醒。無奈終輸蕭艾密，卻成遷客播芳馨。”中的“蕭艾密”，本指一種惡草。在此，魯迅通過用典，即“余既滋蘭于九畹兮”（屈原《離騷》）、“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楚辭·漁父》），借對屈原高潔品性及美好形象的贊美，間接表達了對時局的厭惡和批判。

臧克家致蕭三：

蕭三老友：

今天下午，你的詩集和你的信，同時到我手。我燈下一一將錯別字改正。在扉頁上題上了下面這樣的四句：“去年七月贈我書，今年二月才收到。收發室中積壓如此之久，你說可笑不可笑。”

你的詩，爽快易上口，心中有豪氣，我喜歡這樣性格，不喜歡“朦朧詩”，也不喜歡太散漫的“自由體”。

你年高，身體弱（？）些，望珍重。我小于你，也七十七歲了。

雖不常見，但常懷念。老友，老友，心中老肖（有）呵！

握手

克家

1982年2月8日

點評：臧克家的幽默、直率、重情，由此可見一斑。此信既可見證臧克家與蕭三的真摯友誼，亦可顯示晚年臧克家在“朦朧詩”論戰中的立場、觀點。

蕭三致中國作協黨組：

作協黨組：

我因久病沒有痊愈，不能出席這次的理事會（擴大）會議，很是抱歉！但是，我對作協的工作，特別是對繁榮創作問題，還是很想提點意見的。最近讀了蕭洛霍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覺得對這個問題——創作問題很有參考價值。我建議趕快請人把這篇尖銳的發言翻譯出來，發給大家看看，一定可以得到許多啟發。

蕭洛霍夫發言的某些點，自然還是可以爭論的，但關于作家必需長住在他所描寫英雄所住的地方，真正深入生活這一層，是很有道理的。因此，我建議我們作協要下力動員作家長期地下去，下決心搬到農村，搬到廠區常住，去“立家”，取消現有的“駐會作家”這個怪名稱，這個制度。

作協再不要在北京和各大城市為作家蓋房子，造宿舍了，有錢寧肯幫助下去的作家，在農村和廠區修住所。

現在已有個別作家，或早已住在原來自己的家鄉，或已搬到本省本縣住——這都是很好的。作協還可以動員許多作家這么做。常言道：“要作長期打算”，我意思是：要作產生不愧于我們祖國、人民、時代的真正偉大作品打算。我意思是，不是在幾年之內，我們每個作家都成為非常熟悉當代生活的作家，而要在十年二十年乃至終身，才能“非常熟悉”他所寫的人和生活。

這是我在讀了幾個報告的稿子之后，愿意提出的一點意見。不全面之處，請原諒。我自己這個“作家”已差不多成了蕭洛霍夫所說的“死魂靈”，沒有說的，但望不以人廢言！等病好了，只要能（夠）活動（走動），我一定爭取至少到全國各地去看看，寫點特寫，總該是可以的。

這信斷斷續續寫了幾天，今天本打算去理事會，參加開幕會議的，但一早起來就頭暈得很，只好不去；這封信交通（訊？）員帶去。

順致 同志的敬禮

蕭三 1956.2.27

點評：蕭三曾任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提出過不少有建設性的意見或改革方案。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我們總還是期盼魯迅、茅盾那樣的大家出現，總還一廂情愿地期待《子夜》《山雨》《駱駝祥子》那類足可匹配并超越于時代的偉大作品出現。屬于新生代作家的時代早已來臨，可真正熟悉這個時代城鄉生活、創作展露大氣象、藝術表現超凡脫俗的新生代作家還沒出現。有才華、有抱負的青年作家們應該到基層去——長期扎根在農村、工廠、社區，傾聽當代中國最真實的聲音，記錄當代中國最真實的光影，探索并實踐敘述當代中國最為恰切的藝術形式。

蕭三致甘征文、韓少功：

甘征文、韓少功同志：

關于任弼時同志的生平，我忘記了向你們談一件事，現補充如下：

1943年春夏之交在延安我們談及本年冬天毛主席滿50歲了，弼時同志鄭重地對我說：“肖三同志，你寫一本毛主席傳略慶祝他的五十大壽，何如？”

38年他在蘇聯讀了我在一個刊物上發表的“毛澤東”長文，又為我介紹那時也在莫斯科的李廣同志（后來知道即滕代遠同志）談朱德同志的生平故事，我們談了好幾次。39年初我寫了“朱德”，一篇傳略報告。“國際文學”編者說有藝術性，用英文、法文、德文等發表了。

弼時同志當即用鉛筆（那時在延安領導同志，包括毛主席，都慣用鉛筆寫便信便條）寫了一個（封）信給譚政同志，后又寫信給陳正人同志一信，都是介紹我去談毛主席革命實際（踐）的。

當時在中宣部負責工作的胡喬木同志極力贊助，要我用兩個月的時間找人談話，用兩個月的時間寫，恰好就可以趕上毛主席五十歲生日了。喬木同志并要管理局安排我的生活，并說，我可以不去黨校參加整風，審干，專寫毛傳。

毛主席堅決不肯做壽。我的談話對象也越談越多。當然兩個月是談不完的。以后多年，我在延安、在晉察冀、在北中前線、集平、平山……都找人談了，于1927年冬寫成到粉碎對中央蘇區的三次“圍剿”的初稿，和一篇萬言的關于“七大”的比較全面的文章（當時打算寫到“七大”為止），但這篇材料寶貴的文章在文化大革命時遺失了，以后我又被迫停止寫作十多年。54年寫成的“毛澤東同志的青少年時代和初期革命活動”現在才得以重新拿出來整理、修正、補充。弼時同志的囑咐，我恐怕無法完成了，想來至深慚愧與感忿！但所收集的材料雖筆記本遺失殆盡，但一部分仍散見于我偶存的稿件中，全傳寫不成，至少可以作為修黨史者的參考。黨史是毛史、毛傳；他的青少年時代和初期革命實踐，同志們又可以續寫下去，寫黨史——毛傳，不是嗎？

肖三

78.8.3

點評：蕭三是第一個為毛澤東寫傳的人。他在致甘征文、韓少功的信中，介紹了寫作緣起、經過及涉及到的重要人物、事件。他說：“黨史是毛史、毛傳”的觀點，雖不免偏頗，但確實戳中了述史之根脈。“毛史”有諸種寫法。肖三的“毛史”僅是其中一種。因是初次實踐，意義當然深遠。但真正史學意義上的“毛史”，還有待掌握新史料，運用新史觀、新方法，有膽識、有才華的后來者來寫。寫好“毛史”，也即弄明白了中共黨史，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