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表述本身已靠近某一種情緒和氛圍的精確甚至極致，如何再用語言去闡釋這種到位呢？自足是顯而易見的，文字的附會甚至容易引起畫蛇添足的嫌疑。《山河袈裟》于我，便是如此。做一個沉默的閱讀者，在字里行間安靜地共情，“重新發現此時此刻”，大約是閱讀這本書最理想的一種狀態了。

《山河袈裟》是朋友送給的，沒說它的好，只是口吻里帶著一種務必認真待之的懇切。李修文的文，此前倒是在不同場合里聽到過不同人的推崇，此次相逢，便有了幾分盲目期待，提醒自己一定找安靜的時刻來面對它。四月的頭兩周，在校園里升起了小小星球般郁金香與一樹一樹熱鬧櫻花倏忽又歸于寂滅的殘忍季節，這本布面的書一直揣在隨手的包里，朝夕相伴我。在地鐵上，在等待友人的飯店里，在樓下傳來幼童叫鬧的黃昏時分，在許多個喧囂時刻如霧氣從四下圍襲而來時，我正好伸手便可碰到它。于是，不曾料想就是這一本但正是這一本竟然給你了書與人最美妙的一種關系——只有文字能給予的熨帖降落下來，鋪灑周遭和我。原來，不是我挑選安靜，而是安靜擊中了我，天地安寧的片刻一直是它贈予的。那兩周，每天只給自己一篇來讀，竟還是依然舍不得。像一個還不懂得大快朵頤的小孩，將所有糖果懷抱，舔一點甜，再舔一點甜，甚至只要看見糖紙就已然富足而歡喜。讀《山河袈裟》，同時又很像給自己抓藥治病，始終調動著情緒的參與，閱讀便會派你的身體暫時成為一所中藥鋪子，是呀，一些書讀來會讓人的身體變香。

對李修文文字的偏愛大概是從這一句開始。“十年了，通過寫下它們，我總算徹底坐實了自己的命運：唯有寫作，既是困頓里的正信，也是游方時的袈裟。”“坐實”兩個字猛然推了我一下，我抬頭，看見一個男人，在翻滾的金黃麥浪里若隱若現，在他所命名的“美”里尋得一處，踏踏實實地坐了下來，四野靜默。我看見這個男人在“山林與小鎮，寺院與片場，小旅館與長途火車”上，揣著一些秘密心事趕路或者發呆，在他的“山河”里，一次又一次地“坐”下來，一支筆，一頁紙張，他以“寫作”確認今夕何夕，今身何在。“在這些地方，我總是忍不住寫下它們，越寫，就越熱愛寫，寫下它們既是本能，也是近在眼前的自我拯救。”因這表述的準確幾乎抵達了某種莊重甚至崇高，我應許了《山河袈裟》的邀請，也幾乎因此再次確認了對一種文體的信任。

散文有時像一種容器。寫作時，它用以盛放作者，閱讀時，它盛放你。所有的文字都如水，會流動，里面有魚，一尾一尾從對岸游來，給你的心帶來不規則的紋理和活的呼吸。我愿意把《山河袈裟》當散文集來讀，以確信這每一種疼痛與感懷都有現實的來處，這種現實感坐實著文字與生活、生命之間一種無法被取消、被取代的關系。文章不是痛感的附麗，它是遭遇被時間凝成的琥珀。也因為“從相信語言開始，我相信了這些語言背后的事物。”但它分明又不止于散文，每一篇的鋪陳與架構若用鏡頭語言重寫，那一定是動人的電影，給人無限心疼的畫面會從幕布上暈進人心。譬如《長安陌上無窮樹》里，萍水相逢同在醫院打工的小伙子與老婦人在一個關頭成為了“母子”，他要去報仇，她狂奔上前緊緊抱住他，小伙子翻臉了，高喊著要她松手，咒罵她，終究沒有用，她好歹就是不松手，被激起了怒氣的小伙子，“就拖著她，生硬地、緩慢地朝前走，走過水果攤、走過鹵肉店，再走過一家小超市，終于挪不動步子了。”這一個無比充滿畫面感甚至電影感的緩慢長鏡頭，讓人世與人心在街景的流轉與腳跡的生硬與艱難中顯現。

甚至是在閱讀《山河袈裟》時，我才第一次意識到散文比小說和詩，更容易成為感覺的容器。你看見那只樣式特別的玻璃瓶子賦予水一種明確的形狀，靜靜站在桌上，四點鐘的光線停泊，在水平面上挑起一些光芒，你靠近它，端起這只瓶子，將水緩緩倒入你的杯子然后喝下一口，這一部分液體就此有了你手中的溫度甚至成為你身體的組織。正如作者的情緒進入你，喚起的不過恰好是你本來擁有也許正在休眠的部分。在一場場驚心動魄的心事里，在每一個他和她的遭逢里，見我，見你。于一個個亦真亦幻的故事中，看見生命的精微、脆弱與神秘。

如果說閱讀增益我們某一種教養，共情的能力，體諒的態度，大概是文學教人溫良的美好所在。趙園先生在《家人父子》的自序中這樣說，“人事體察與人情體貼是一種能力，尤應為文學研究者所具備。人倫即檢驗此種能力的考察對象。有‘體察’‘體貼’，才能由文字（或許只是極有限的文字）間讀出人情，讀出人的世界。”盡管這段話主要是講給文學研究者聽的，我卻以為，以文學喚起對日常的敏感和體諒將不斷敦促生命狀態接近一種豐盛。海德格爾說，人僅有一個世界是不夠的。“唯有與同類相逢，他們才能在對方的存在之中確認自己的存在。”

李修文的散文，還有著詩的底子。這不僅因為他珍藏著一些詩人與他們金子般的句子在人生的艱難處擺渡，還因為，他的言說本身，那些日常里傳奇般的遭逢使散文在暈上小說氣息的同時，更成為著長詩。他特別會講故事，但更善于收納和擺放細節，他目睹生活中炸裂的瞬間，也收藏生命里開花的時刻，他縱容該炸裂的炸裂還給它一把火，溫柔該開花的開花還掐給它好的時節。凡此種種，你若是也曾歷經，它便喚醒你“命運共同體”的歸屬感，在文字里認一處故鄉，是閱讀散文豐盛的報償。

所以，這場近乎于放逐理性的閱讀給了我一簇一簇的情緒，心忽兒被攥緊忽而被熨平，心里的山山水水在一些合時宜與不合時宜的時刻千回百轉，全都活了。看到他“把信寫給艾米莉”，便也動心給摯愛的作家去信一封；看他寫“小病號”喊出“長安陌上無窮樹，唯有垂楊管別離”，便按不住念頭再去翻翻古詩，為定會撿出的好句子預支一些欣悅；看他寫大年三十，一群“上天送來的弟兄們”在冰凍的黃河上唱起“花兒”，那些沉默隱忍的西北漢子就暈上了桃花般的溫柔婉轉；看他寫在從東京去往北海道的列車上，一位老婦人面對雪中的雪，說出一句“這景色真是讓人害羞，覺得自己是多余的，多余得連話都不好意思說出來了。”，便囑咐自己在未來更多的嚴重時刻，保持靜默。他記得十九年前那個幾乎第一眼就能讓人喜歡上的女孩子，在看守所里一邊拍打著身上的腳鐐，一邊看著看守的MP3對他說：“那能不能快點啊，我馬上就要死了。”；他也記得蓮生只要得來了菜籽便奔向他叢林里的小小烏托邦，那沉默之島，“在他的歌聲與日漸奔走中越來越顯露出理想國的模樣。”……所有這些掙扎的人生，人生的掙扎，哪一樁不是“懷揣著一點可憐的指望上下翻騰”，和生命執著地較勁兒。

李修文一再書寫的，正是人生的壓抑與掙扎，因為“不是每個人都能認清并且認同自己的處境”，而“人人總歸都有那么幾樁日日趨近又日日恐懼的物事”，所以，“無論是誰，總要找到一種行徑，一種方式，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可能是喝酒，戀愛，也可能就是純粹的暴力。”李修文書寫“掙扎”，帶著一種向死而生的決然，因為他相信，“你至少而且必須留下過反抗的痕跡。”寫作也是一種反抗。它反抗對生活的麻木，反抗因循和沒有想象力的周而復始。在寫作的反抗中，他提問追問繼而解答自我，“上帝造人之后，將一個個的扔到這世上，孤零零的，各自朝著死而活，各自去遭逢疾病，別離，背叛，死亡，這自是一出生就已注定的大不幸，但好在，眼前也并不全都是絕路，上帝又用這些遭逢，讓我們一點點朝外部世界奔去，類似溺水者，死命都要往更遠一點的水域里掙扎，最終，命中注定的人便會來到我們的眼前。”

李修文至少保持著兩種目光的敏感——對終極意義的追索，對現世美好的忠誠。是的，他忠誠于那些“不管不顧的美”，并對它們保有虔誠的謙卑，“面對這眼前萬物的洶涌之美，也不禁心生慚愧，擔心自己恐怕不能匹配他們。”甚至對“美”，他有著自己認同的法則：“我還記得，你說：小動物是美的，美就美在它們的柔弱，因為是柔弱的，也就不給世界添亂，甚至，不讓更多的詞句來形容它們，一個人，一件物事，只要不被形容，就是美的。”《山河袈裟》喚起了我對美的崇拜，有些時刻已然沖動，那些沉靜而洶涌的真情敦促我提筆給一些遙遠的人和遙遠的情緒寫信，當我想到種種遭逢，在時間之后，將會透出琥珀的質地，我感到由衷的喜悅。

我愿意回到一個虔敬的讀者，一筆一劃抄下這一段，愿每一個對文字有信的人懷抱這樣的喜悅。

“那么多喜悅，令人難以置信地在你身上展開：薔薇開了，你是喜悅的；《暗店街》出了新版本，你也是喜悅的；你可能有所不知，你的那些喜悅至少于我而言，是真切的安慰——當我在山河間奔走，又或在片場里打雜，不自禁地經常想起，有一個人，她是喜悅的，說不定，有朝一日，當我拜托了諸多妄念與窘境，我也能如她一般，僅僅依靠種花種草，依靠幾本童話和一本博爾赫斯，我就能夠獲得和她一樣多的喜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