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瑞克·沃爾科特

《奧美羅斯》                  《星蘋果王國》                 《海葡萄》

3月17日，德瑞克·沃爾科特逝世，舉世哀悼，在中國詩人和詩歌愛好者中掀起閱讀其詩歌的熱潮。1949年，年方19歲的沃爾科特出版了他的處女詩集《二十五首詩》（25 Poems），在人口僅僅十幾萬、面積只有616平方公里的圣盧西亞（1979年獨立建國）引起轟動。這個消息傳到不遠的特立尼達，那時還在上中學的奈保爾知道了，為之驚奇、激動不已。多少年后，奈保爾撰文（《奈保爾評沃爾科特》，孫仲旭譯）回憶這段往事，說雖然讀沃爾科特的詩“如墮霧中”，“當時，我覺得很了不起的是，1949、1948年，無疑還有此前幾年，在我原以為一片荒蕪的這些島上，我們中間還出了這么一位天才，這種眼光、這種敏銳感覺、這種語言才能，把我們知道的很多平常事物神圣化。暮色中劃船歸家的漁民意識不到他們穿越的靜寂。我們住在特立尼達，在幾乎完全閉合的帕里亞灣，此海灣在本島和委內瑞拉之間；如此準確描述，細節之上再加細節——漁民和很快暗下來的暮色中的影子，這種景象我們都知道。1955年我在倫敦讀這些詩時，覺得能夠理解普希金對俄羅斯人有多么重要，他為他們做了以前無人做過的事。我當時便是如此推崇沃爾科特。”

就像約翰來到帕特摩斯島，在礁石與藍色清新的空氣之間，

強迫他的心平靜，就像這兒環繞著

波浪上灑滿的銀光、樹木天然的頭發、乳白色海灣的

豐滿乳房、棕櫚樹、鳥群，還有綠色萎謝的

葉子，我臉頰上太陽的銅幣，在那里

獨木舟擁抱陽光的力量，就像約翰在陰冷空氣中，

于是我被這些蔚藍景色更慷慨地歡迎，希臘人在那里，

于是我將不再離家遠航，我可以在這兒言說。

沃爾科特堪稱少年天才，14歲即開始在當地報刊發表詩歌。從一開始，他的詩歌就帶有強烈的自傳性和地域性色彩。他土生土長的地方，正如1992年詩人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致辭《安的列斯群島：史詩往事的斷想》（王永年譯）里所說：“人種混雜，語言繁多，沒有歷史背景的沸騰的生活，像天國似的。這樣的一個城市在新世界就仿佛是天國，作家的天國……湮沒的語言和個人的詞匯早已存在，詩歌創作是挖掘和自我發現的過程……對于每一位詩人來說，世界上永遠是黎明。歷史是被遺忘的失眠之夜……”

沃爾科特就是在這樣的黎明里，睜開了嬰兒般靈性的眼睛，打量面前這個陌生而奇異的世界，開始寫出他的不朽詩篇。最初的《在我的十八歲里》《日記》《給倫敦一位畫家的信》等詩，盡管今天看來，特別是與他后來的作品相比，有些稚嫩青澀，但與同齡人相比，卻已顯得早熟老成——少年的心至少已經嘗到生活的艱辛苦澀了，甚至有些滄桑之感；而他日后的創作方向、價值觀和創作觀也從中初露端倪。

融多元文化于一爐

閑散的八月，大海溫柔的時候，

棕色島嶼的葉子粘附于加勒比海

邊緣，我吹熄了燈

經過瑪麗婭·康色普申無夢的臉

上飛翔號縱帆船做水手。

“現在，他已在一個名叫薩賓的人身上表達了這一主題。這是‘飛翔號’上一個貧窮的黑白混血水手，西印度洋平民的尤利西斯，他的心里充滿了風、詩歌和女人。”愛爾蘭大詩人希尼在《流放的語言》（胡續東譯）所評論的，是沃爾科特頗有自傳色彩的長詩《“飛翔號”縱帆船》。我查詢了幾種辭典和相關外文資料，匯錄如下：薩賓，原文Shabine。蔑視性的稱呼。在多米尼加、瓜德羅普島、圣盧西亞等加勒比海地區，主要用于指稱皮膚白皙或淺膚色的女人，通常是黑白混血兒；加勒比一篇小說中的主人公，名薩賓娜（Shabine），又名賈斯汀娜（Justine），是一個因貧窮和混血兒而被嘲笑的婦女。或喻美德的不幸。總之，在這里，黑人和黑白混血兒失去自己的名字，或者根本就沒有名字，統統被白人叫做“薩賓”或“薩賓娜”，黑人和混血兒之間也用它們來給別人取綽號、辱罵對方。

這個除了綽號“薩賓”沒有自己名字的小伙子，滿腦子是他愛戀的女人“瑪麗婭·康色普申”的形象，自述“離開墮落，我的靈魂插上翅膀，/但他們已開始用大房子、大車、紅極一時的波波、/苦力、黑鬼、敘利亞語和克里奧耳法語/使我的靈魂中毒”，但他毅然決然將這些誘惑丟棄在身后，走向大海和動蕩不安的生活，踏上跨越西印度群島的航程，同時也走上孤獨的自我探索之路。

他目睹殖民地官員的種種腐敗，“我看見了讓一個奴隸在特里尼達/所厭惡的一切，街頭小混混的共和國”。他試圖探尋種族的歷史，但是,“我看見它們珊蝴：腦，火，海扇，/死人的手指，而且有，死人。/我看見粉末似的沙，是他們的骨頭/從塞內加爾到圣薩爾瓦多被磨得雪白。”愛的幻想破滅之后他尋求肉體刺激，“但是，一旦她們被剝得赤條條，她們釘子般的陰戶/長滿海膽似的刺毛，我無法潛入。”他窮困潦倒，到處漂泊，無家可歸，“天哪！哪里是我歇息的地方？哪里是我的海港？/哪里是我不花錢就能得到的枕頭，還有那能從窗框里看我的生活的窗戶？”

沃爾科特的父親是英國人，祖母和外祖母都是黑奴的后裔，在《“飛翔號”縱帆船》中他說，“我只是一個熱愛大海的紅黑鬼，/我受過健全的殖民地教育，/我身體里有荷蘭人、黑人和英國人，/要么我什么都不是，要么我就是一個民族。”這幾行詩可以說是對自身血統及文化背景的“尋根”，但同時又透出外在身份與內心世界的矛盾和分裂。

現在我沒有民族只有想象。

在白人之后，黑人也不想要我了

一旦權力朝他們那一邊搖擺。

第一次用鐵鏈鎖住我的雙手并道歉：“歷史”，

第二次說對于他們的自尊而言，我還不夠黑。

既受到白人排斥又被黑人拒絕，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冷幽默中自嘲之意溢于言表。他是黑人和白人兩個社會的“他者”和“異數”，一個永遠的陌生人、邊緣人，這不能不讓他深感悲哀。然而，對于真正的強者，苦難會成為巨大的精神財富，這些也是成就沃爾科特之偉大的因素。薩賓在污穢現實和厄運處境中掙扎，在寫作中找到了精神寄托：

很好，當我寫下

這首詩，每個詩句都在鹽水里浸透；

我把每一行牽引、打結，像系緊

索具上的繩索；在樸素的言說中

我普通的語言去成為風，

我的書頁是飛翔號縱帆船的帆。

他在船上偷偷寫詩，卻因此受到船員的嘲笑，他的詩歌“練習本”被一個廚師奪去，“并拋擲給左右其他船員，/大聲叫喊著，‘抓住，’/還開始拿腔捏調地學我，/就像我由于詩歌/成了一只母雞。/某些情況下動拳頭，某些情況下動漿叉，某些要動刀子——這一回動了刀子。”在經歷過侮辱、干架、風暴中死里逃生等種種磨難之后，重歸心靈的平靜，他坐在星空下航行的船頭，恍有所悟：

我最初的朋友是海。如今是我最終的。

我緘口不言。工作，而后閱讀，

悠然坐在桅桿鉤掛的提燈下。

試圖遺忘幸福為何物，

無法排遣時，我察看星星。

殖民地歷史、殘酷現實、身份困惑、語言詰難、自我放逐及尋找家園等多重意蘊，在長詩中交替出現。象征、典故、比喻、反諷及雙關、寫實、反諷、意識流、魔幻等等，傳統詩歌手法和現代派詩歌技巧運用嫻熟，不著痕跡；抒寫自我而又能超越自我，富于地域色彩而又能超越地域性的局限，充滿“加勒比意識”又上升到“普世真理”。那里的底層眾生和被海水環繞著的地球邊緣上被遺忘的人們, 那些多少年來“沉默的大多數”，終于通過沃爾科特發出自己的聲音。

在另一首詩《來自非洲的遙遠呼喊》里，詩人拷問自己，撕裂的痛苦、靈魂深處的掙扎，使他發出的幾乎是喑啞而憤懣難解的呻吟：“我因他們雙方的血而中毒。/該轉向哪一方，分裂到血管的我？/我詛咒了/醉醺醺的英國治轄官，該如何/在這非洲與我愛的英語之間抉擇？/背叛這兩者，/或歸還它們給予的一切？/我豈能面對如此殺戮而冷漠？/我豈能背離非洲而生活？”這些內心的糾結與沖突，在他許多詩歌中反復出現；即使在文壇嶄露頭角之后，他仍然發現自己深陷兩邊不討好的尷尬處境，無法擺脫——加勒比評論家指責他是叛徒，英美文學傳統衛道士將他視為盜用文學經典的賊。

從《海葡萄》開始，沃爾科特早期作品中加勒比環境與歐洲文學的沖突意識不再那么明顯。他轉身含著淚水審視這種種族疏離和文化沖突，克服了難以排解的痛苦，詩人所遭受的現實戕害和心靈磨難轉化為不無抒情的吟唱。自傳性長詩《另一種人生》被認為是沃爾科特藝術生命的新起點，他拋棄了短小詩歌中的復雜風格，以新的透視法反思了自己的鄉間生活，從中也可看出他長期以來的轉益多師,已經讓他成為一個綜合性的大師，藝術水準達到爐火純青的程度。其中，第15章向安娜·阿赫瑪托娃致敬的長詩，寫得尤其動人：

你是麥田與堤堰的安娜，

你是濃密冬雨的安娜，

煙霧彌漫的月臺和寒冷列車的安娜，

在那不在場的戰爭中，沸騰站臺的安娜。

從沼澤邊緣消逝，

從下著毛毛雨，凍得

起雞皮疙瘩的灘涂上消逝，

早期青綠詩篇初現雛形的安娜。

……

冰雪般異國的，

初戀般遙遠的，

我的阿赫瑪托娃！

重鑄史詩的當代荷馬

沃爾克特在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致辭中說：“我們的群島成了脫離原先大陸的碎片的同義詞。這也正是詩歌創作的過程，或者說得更確切一些，再創作的過程，拼湊破碎的記憶，搭成神像的框架，甚至最后把神像付之一炬的儀式……從《羅摩衍那》到《征討》，從瓜德羅普到特立尼達，到處可以看到破滅的非洲王國、亞洲的斷垣殘壁、敘利亞和黎巴嫩的遺跡的斷片，不是埋在地底，而是在我們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搏動。”

在《星蘋果王國》的開頭，一種文化的鄉愁撲面而來：

在島上各郡里，依舊有古代田園畫

碎片——牲畜在那兒啜飲，它們的池塘

有著更古老的天空的陰影，從風景畫摹仿

“瓦伊河谷日落時赫里福德牛群”

這類題材時就存在。

但這種文化卻深深地打上了殖民主義的烙印，似乎是摹仿的贗品。“奇怪地，憎恨的敵意隱藏于緩慢流淌的河/與陽傘般百合花的夢中，在古老的殖民地家族/漂亮的快照里”，而在這個“歷史遺孤的島嶼”，“村里底層的善良黑人們，/他們的嘴在閉鎖的下巴里，緘默尖叫聲。”

1990年問世的敘事長詩《奧美羅斯》（Omeros）是沃爾科特的代表作，它長達300多頁，分64章。Omeros即荷馬的古希臘語名字。作品借鑒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框架，挪用基本情節、場景和人物原型，如特洛伊戰爭中的兩位大英雄阿基琉斯和赫克托爾，搖身一變，分別成了加勒比海一個講英語、一個講法語的漁民，海倫成了漁民之妻——圣盧西亞被稱為“西印度群島的海倫”——象征著英法殖民主義者對它的反復爭奪，歷史上先后發生過十幾次大大小小的戰爭，就好像當年為了爭奪海倫而爆發的特洛伊之戰。此詩堪稱宏篇巨制，氣勢恢弘，描繪了加勒比地區的民俗風情和廣闊的社會生活圖景，也反映了他們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命運及所遇到的挑戰。這部作品被稱為“加勒比的莊嚴史詩”。1992年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詞（鄒海譯）中說，“我們在他的作品中找到另一個線索：‘新愛琴傳統’。加勒比海群島可以說是愛琴海群島的轉世再生——希臘的古代文明在加勒比的今日風采中得到自然的體現。”

在《潮汐的聲音》（程一身譯）一文中，布羅茨基將沃爾科特與古希臘詩人荷馬和古羅馬詩人、哲學家盧克萊修相提并論：“確實，如果有一個似乎與沃爾科特有許多共同之處的詩人，它不可能是英國人，而是《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作者，要不然是《物性論》的作者。”瑞典皇家學院認為他“忠于三樣東西——他所生活的加勒比海、英語和他的非洲祖先”。他的生活經歷、加勒比海、非洲血統、英語文化都成了他的創作源泉。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將加勒比海一并納入西方和非洲歷史文化傳統，調用并融多元文化于一爐，重寫甚至解構、顛覆史詩，在無人言說的地方開始言說，在沒有歷史的地方創造自己的歷史。他本人也為“西印度文化找到了自己的偉大詩人”而自豪。這位當代荷馬的詩歌將永遠在月光下的世界上被人們世代吟誦：

細雨漸緊，像一把豎琴的弦。

一個眼神陰郁的男人拾起雨點

撥響奧德賽的第一行。

（注：本文所引詩歌均為作者遠洋所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