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真正接觸普希金,是從《普希金文集》開始的。這是六十多年前父親從北京給我買的，現在，市面上已經見不到了。1947年，為紀念普希金逝世110周年，戈寶權和蘇聯友人羅果夫共同編譯了這個文集，并于當年12月出版。（符拉基米爾·尼古拉耶維奇·羅果夫，1909—1988,俄羅斯人,蘇聯共產黨員,從1937年起任塔斯社駐中國記者,一直致力于中蘇文學的交流事業，與郭沫若、茅盾、曹靖宇等中國作家，都有密切的交往。）1954年,時代出版社根據1947年的版本修訂并再版（我手中的這本書是1955年的再印本），據戈寶權先生言，截止1957年，共印九次，發行12萬4千冊！可見其受歡迎的程度。近幾年不時看到有關普希金的文章，同時又發現了戈寶權先生生前（1913-2000）的幾個新的選本（如《普希金詩選》、《我記得那美妙的瞬間》等），為了對照，便又把自己保存的這本已經發黃的的舊書翻了出來。

自1903年從日譯本翻譯為中文的《上尉的女兒》在中國問世以來，如今，幾乎所有普希金的作品都已被翻譯過來。據統計，今日，普希金作品的各類中譯版本已多達千萬冊，僅全集就有三種。譯者之多，版本之繁，裝幀之華美，足使讀者眼花繚亂，甚至無可適從。每位譯者，無論新老，都會在譯作的前言后語中說明自己重譯或再譯的理由，言下之意不外是：此前的譯本皆不盡人意。筆者非俄語專業出身，更非俄羅斯文學研究者，本無資格，而且也無意來對各種譯本進行評論；然而，作為一個普通的讀者，一個俄羅斯文學的愛好者，尤其是普希金作品的忠實推崇者，我只能有這樣的表白：對比我手頭上所有的幾種新譯本（包括戈寶權先生以外的譯者），這本《普希金文集》仍是我的最愛。

它的部頭不大，總共334頁，除抒情詩40首，長詩三首，戲劇兩部，短篇小說四篇外，后面還附有普希金的生平簡介及蘇聯當代和普希金同時代的作家、詩人的評論。普希金的作品種類繁多，卷帙浩瀚，僅抒情詩就有800多首；而通常的選本總是單錄一類，如詩選，又分抒情詩選、長詩選等；小說選，又分分詩體小說選、短篇小說選，中篇小說選等。一般說來，這樣的分類是清晰而分明的，但是，一個單一的選本實難概括普希金作品的全貌。這本《普希金文集》則不僅有詩歌（抒情詩、故事詩和童話詩），還有小說及戲劇。編者著意通過有限的篇幅，選取盡量多的門類，以全面地展現作者集詩人與小說家和戲劇家于一身的卓絕才華，從而將讀者引入普希金所獨有的文學世界。隨著閱歷和知識的增長，今日讀來，自有一種不同于少年時代的滋味。

文集收錄的都是我國老一輩翻譯家的作品，除編者戈寶權先生外，還有水夫、磊然、耿濟之等；而尤令人注目的是，其中還有瞿秋白的遺作——《茨岡》。作為蘇俄文學的積極推介者，瞿秋白早在上世紀20年代就開始翻譯果戈里、高爾基等作家的作品；1923年還曾與其在俄專（1917-1919）的同窗耿濟之（1899-1947）合譯了《托爾斯泰短篇小說集》。1933年，在離開上海去蘇區的時候，他將未完成的《茨岡》手稿交給了朋友。1935年6月，瞿秋白犧牲。1937年，這部未完成的手稿曾發表在詩歌期刊《五月》上；1939年，上海萬葉書店又發行了單行本。此后，直到1954年,時代出版社在修訂《普希金文集》時，才收入了李何的補譯（原詩569行，瞿秋白先生翻譯到433行，而此前，人們只能讀到蔣錫金先生的散文補譯）。據丁玲回憶，在上個世紀20年代，她曾跟著秋白先生學俄語，秋白為了讓她們更快地領略普希金詩句的美，曾特別用俄語來朗讀和講解普希金的詩。魯迅先生也說，瞿秋白“中文俄文都好，像他那樣的，我看中國現在少有”。1936年，在瞿秋白被害的第二年，魯迅抱病編印了瞿秋白200多萬字的譯作——《海上述林》，以寄哀思。但是，1936年10月，魯迅就逝世了，竟未能看到他付之心血的《海上述林》下冊的出版。1939年，蔣錫金先生曾在《茨岡》單行本的后記中說：“秋白先生譯這首詩，是一個莊嚴的‘第一次用最普通的白話寫詩的的嘗試’……是秋白先生曾經思慮過許久的詩歌口語化問題的實踐。”《茨岡》的重復出版，說明秋白先生的實踐是成功的——它得到了廣大讀者的認可，而且不只是一代讀者。我們在《茨岡》中，既可見秋白先生所欣賞的普希金詩歌之美，亦可領略其駕馭漢語的不凡功力。

“一大群熱鬧的茨岡，沿著柏薩拉比游蕩。他們今天過夜，就在那河上搭起破爛的蓬帳。……”

流水般活潑的文字，歌唱般跳動的旋律，令人感嘆不已。

戈寶權先生既是編者，又是文集的主要譯者。文集中的詩歌幾乎全是戈寶權先生翻的（除了《茨岡》）。鄙人僅粗識俄語，對俄語詩歌的韻律一竅不通，但是，在讀戈寶權先生的譯詩時，對照普希金的原詩，竟發現戈寶權先生的文風與普希金的詩句是那樣的契合，絲毫不感覺有任何生硬和雕砌。譯詩的語言樸素而流暢，因此極易上口和吟誦。當年對這本文集的閱讀印象是那樣深，以致如今看到戈寶權先生自己修改過的版本時，我依然固執地誦讀著舊版。當然，我也不得不承認，改動的文字是更確切了，但總是難舍自己原本讀得爛熟的詩句。

附錄幾乎占了文集篇幅的三分之一（92頁），包括普希金的傳略和歷代作家的評論，以及普希金的生平和著作年表。雖為附錄，卻是本書的一個頗具特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讀者了解和認識普希金其人其作所不可缺的資料。其中，魏列薩耶夫（1867-1945，蘇聯著名作家和普希金的研究者）所撰寫的《普希金傳略》，是我迄今所見到的最簡明，但也是最全面的普希金中文介紹。大約正因為如此，在2008年花城出版社的《普希金集》（劉文飛主編）中，也選用了這篇傳記。這篇只有三萬多字的傳記，不僅對普希金從求學到被放逐幽禁和最后決斗致死的短暫人生作清晰的描述，同時也精辟地分析了其精神的成長和文學創作的歷程。

在學界有一種看法，即在蘇俄時代，普希金被視為詩圣，因此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也就成為一種必然的傾向。但是，魏列薩耶夫這篇傳記卻并未給人這種印象。他所描述的普希金是一個擁有血肉之軀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尊供人瞻仰的冰涼的青銅藝術品。在作者的筆下，這位詩人具有和常人一樣的喜怒哀樂和愛恨情仇，但又擁有和常人不一樣的個性和思想。他是熱情的，也是易沖動的；他是深沉的，又是率性的。也許，正是這種雙重的氣質造就了他的天才，同時也釀就了他的悲劇？

作者贊美詩人的天才，但是也不回避或掩飾他性格中的弱點。作者曾這樣描述普希金在1817年中學畢業后在彼得堡的生活：

“他在舞會上跳舞，鬧戀愛，好游蕩。喝起酒來，總要充好漢，表示不落人后。還有盛氣凌人的向人家挑釁。在戲院里，他就像他后來所寫的詩體小說《葉甫根尼·奧涅金》中的主人公奧涅金一樣，‘踏著人家伸在座位當中的腳上，’或者就站在一排排的座位中間，擋住觀眾的視線。要是有人要他讓開，他就口出狂言。他可以為了每一件極小的事情向人家挑戰決斗。”

人們會感到奇怪，就是這樣一個花花公子似的普希金，剛二十歲出頭，竟然在1820年3月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長詩《露絲蘭和柳德米拉》，從而震驚文壇。他哪兒來的那么多時間？哪兒那么多靈感？輕松典雅的詩句，樸素而不避通俗的語言，優美而藝術的畫面，使其成為俄羅斯詩歌史上的新起點。老作家們感嘆不已：“是怎樣的詩呀！他的天賦像魔鬼一樣地苦惱著我！”（茹科夫斯基）

不錯，普希金是浪漫的，放蕩不羈的，但他的作品又不得不讓你承認，他同時也是深沉和嚴肅的。實際上，就在他整日花天酒地，游蕩在彼得堡的上流社會的日子里，他仍在閱讀，而且讀得很多。他結識了很多具有民主思想的貴族青年軍官和知識分子，甚至秘密的革命結社的成員，并有密切的交往。在這期間，他寫了大量抒情詩，充滿激情的帶有強烈反抗精神的詩歌，很快就流傳開來，但也招致了禍災。在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的直接干預下，1820年，20歲的普希金被放逐到南方，四年之后，又被幽禁在他父親的領地——普斯科夫省的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度過了兩年。

無論是偏遠的南方，或僻靜的鄉村，對于習慣了熱鬧的上流社會生活的貴族青年普希金來說，都過于寂寞了。然而，正是這六年的生活，與更廣泛的社會生活的接觸，尤其是與底層民眾的聯系，擴展了他的眼界，深化了他的思考，充實了了他的創作。他完成了長詩《高加索的俘虜》《強盜兄弟》和《茨岡》，同時開始了詩體小說《葉甫根尼·奧涅金》的寫作。在這期間，他寫了約200首抒情詩。比起前期的作品，它們已經完全脫去了模仿和稚氣，變得更加成熟和真實，卻不失他一貫的明朗和熱情。

愛情和友誼是普希金詩歌的一個不變的主題。正如俄國著名的文學評論家別林斯基所言，普希金是一個“可親可愛的人”，“他內心有著許多赤子似的和善、溫良和柔順的成分。這一切也反映在他的優雅的創作中。”至今仍在俄國，同時也在我國讀者中流傳甚廣的《給凱恩》，就是他幽禁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時的作品。詩人借“那美妙的一瞬”，抒發了對“你”的傾慕之情，細膩而真誠。但是，一定不要忽略，就在這首詩中，詩人也流露著一種自己在幽禁中的強烈的落寞：

“在窮鄉僻壤，在流放的陰暗生活中，

我的歲月就那樣靜靜地消逝過去，

失掉了神性，失掉了靈感，

失掉眼淚，失掉生命，也失掉了愛情。”

這種情感在《冬天的黃昏》（戈寶權先生在其后來的詩集中，將這個標題改為《冬天的夜晚》。下面引用的詩句亦為文集中的舊譯。）中表達的更為直接和深沉。

“風暴把煙霧吹蔽了天空，又捲颳得白雪滿地飛旋。它一會兒像野獸在怒吼，一會兒又像小孩在悲泣，

它突然捲颳年久失修的屋頂，把稻草吹得沙沙作響，

一會兒又像一個遲歸的旅人，在敲著我們的門窗。……”

凄涼而愁悶，寂寞而孤獨，陪伴他的只有他稱之為自己“不幸的青春時代的好友”的奶娘。“晚上聽我的奶娘講故事。……她是我唯一的女友，只有和她在一起時我才不寂寞。”普希金在給他的朋友信中說。不難想象，當他的中學同學和好友，后來的十二月黨人普希欽（又譯普辛）在1825年元月一個清晨專程來訪時，會給住在荒僻鄉村里的普希金怎樣的驚喜！他甚至只穿著一件襯衣就奔到白雪覆蓋的院子里去迎接。這年年底，十二月黨人起義失敗，1826年，普希欽被判20年的苦役，流放到了西伯利亞。普希金寫了《致普希欽》——

“我的第一個朋友，我的珍貴的朋友；

我歌頌過命運，就是當我孤寂的庭院

蓋滿了凄涼的白雪時，

響起了你的馬車的鈴聲。……”

直到1828年，普希欽才從另一位十二月黨人的妻子穆拉維約娃那里拿到了這首詩。他后來回憶道：“普希金的聲音在我心里引起了慰安的聲響。”

1826年9月，普希金得到了沙皇的特赦，回到了莫斯科。表面上，他似乎恢復了自由，而實際上，這只是沙皇鎮壓了十二月黨人的起義之后，對普希金這個十二月黨人的同情者，但同時又是當代的文化名人的懷柔之舉。普希金可以盡享燈紅酒綠之樂，卻不能任意發表他的作品。在當局眼中，他始終都被看作十二月黨人起義的煽動者，他的一舉一動都在沙皇政府的“監護”之下。在這部傳記里，魏列薩耶夫對詩人和沙皇本人及其政府間的微妙關系的分析特別有助于我們理解普希金最后十年的生活和結局。

這個時期的普希金，無論在思想上，或生活上，都充滿了矛盾。作為一個貴族知識分子，一方面，他追求自由，強烈地反對專制主義；但另一方面，又對代表專制政體的沙皇缺乏認識。對沙皇個人，尼古拉一世，甚至還抱有幻想。他曾天真地期待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十二月黨人得到赦免，期待著自己自由寫作的空間……。然而，殘酷的現實不給他任何希望。文稿一次次被禁出版，一次次因作品接受審訊；且家庭生活也受到各懷惡意的社會因素的干擾，徒添煩惱。

普希金感受到一種無形的黑暗勢力的的壓迫。他寫道：

“烏云又重新在靜寂中聚集在我的頭頂上；

羨嫉的命運又重新要拿災厄來把我威脅……”（《預感》）

他又一次陷入了孤獨，但是一種不同于被幽禁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的孤獨。曾經的的孤獨是一種既無眷屬可親，又無朋友可樂的形影之隔，是一種只身獨處的寂寞；而今的孤獨卻是一種身處喧囂的精神上的苦悶和超然。他問自己：

“我要對命運保持蔑視嗎？

或者就用我驕傲的青年時代的

不屈不撓與忍耐的精神，去和它相抗？”（《預感》）

但這時的普希金，意氣風發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我因為狂暴的生活而疲乏，正平心靜氣地等待著風暴；也許，我還會得救，

重新找到避難的埠頭……”（《預感》）

實際上，到了20年代后期，在其而立之年，普希金對待生活和寫作的態度都發生了改變。雖然他仍出入各種社交場合，但已不像年輕時那樣熱衷和瘋狂。在這個時期，他的不少詩歌都流露出一種回歸家居生活的愿望。1830年在題為《茨岡》的短詩中，他隱秘地暗示，——

“他忘記了那漂泊的夜宿生活和舊日的惡作劇，只為了鄉野的安逸

和家居的寧靜。”

他的創作更加嚴謹和樸素，題材也更為廣闊和堅實。在放逐歸來的頭幾年，他寫的很多，且效率很高。長詩《波爾塔瓦》短篇小說集《拜爾金小說集》等，都是在此期間完成的。

1831年3月，普希金如愿與他心儀的女孩舉行了婚禮，然而，這個新建的家庭并未成為他所期望的平靜港灣。在婚后幾年里出版的幾部重要作品，如長詩《波爾塔瓦》、戲劇《波利斯·戈杜諾夫》，甚至后來被公認為最輝煌的杰作《葉甫根尼·奧涅金》，都遭到了批評界的冷遇。孤傲不馴的普希金激憤地寫道：

“詩人，不要重視群眾的愛好。狂熱的贊美的喧聲，瞬息就會消逝；

你一定會聽到愚人的批評和冷淡的人的嘲笑，

但你應該堅決、鎮靜和沉著。……你要獨自生活下去，

你要隨著自由的心靈的引導，沿著自由之路前進，

……”（《致詩人》）

他不肯媚俗，他有足夠的自信堅持既有的立場。嫉妒、誹謗接踵而來，而最令他不能忍受的則是因為其美貌的妻子而招致的屈辱——來自宮廷，亦來自上流社會。

面對無形的兇惡的攻擊，他的對抗是那樣無力。幾乎在絕望中，他喊道：

“是時候啦，我的朋友，是時候啦，心兒要求安靜——

……在世界上沒有幸福，但卻有安靜和志向。”（《是時候啦》）

他不能容忍掛著貴族頭銜的無恥之徒挑逗自己年輕無知的妻子，更不能容忍來自上流社會蓄意的惡毒侮辱。終于，普希金走上了決斗場。他倒下了，只有37歲。

我一直在猜想，在他握槍赴死的時刻，也許會記起農奴暴動領袖普加喬夫講的故事：寧可學鷹食取鮮血，僅活30年，而不愿像烏鴉那樣食取腐肉，長生300年（《上尉的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