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現代文學館館藏中，有一封師陀在1966年4月24日寫給巴金的信。師陀當時因高血壓病到華東療養院療養，住院10多天后，他特意寫了此信給巴金，在信中他建議巴金應早日加入中國共產黨：

老巴：……另外一個問題，本來我在上海就想向你提出，但是想到你可能一句普通話，不加考慮，說過就忘記了。所以現在寫在這里，希望你認真考慮一下。本來你好幾年前已具備入黨條件，當時你自稱過慣了自由散漫的生活，怕給黨帶來不良影響，自己又怕太受拘束。你說這話是誠懇的，我完全相信。可是根據你幾年來的工作與活動，事實證明并不自由散漫，你接受黨的命令工作生活，盡可能參加各種會議，有什么必要老留在黨外呢？請你自己認真考慮一下，和肖珊商量一下。……問你們好并祝闔宅平安！ 師陀 一九六六年四月廿四日

師陀之所以特意寫信建議巴金入黨，是因為巴金的非黨員身份問題正在給巴金自己帶來越來越多的困擾和麻煩。在反右運動中，文藝界對于《收獲》雜志的指責中就列有一條：《收獲》雜志是獨立王國，作為主要成員的巴金和靳以都不是黨員，這就是不要黨的領導。50年代中后期，文學界出現了著名作家爭相入黨的高潮：歐陽予倩1955年入黨，曹禺1956年入黨，唐弢1956年入黨，鄭君里1958年入黨，老舍、蕭乾等著名作家也積極向黨組織提出了入黨申請。連巴金在《收獲》雜志的同事和好友靳以也于1959年5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而作為那個時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的巴金卻遲遲沒有提出入黨申請。

巴金的這種態度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滿。1959年《沫若文集》第十卷出版，郭沫若在《賣淫婦的饒舌》一文中怒斥了“一位無政府主義的青年”并專門加了一條注釋：此人乃李芾甘，即今之巴金。——沫若注。1962年5月作為上海作協主席的巴金在上海第二次文代會上做了《作家的勇氣和責任心》的講話，這篇講話在當時的文藝界引起了極大反響，但這讓上海市委的柯慶施、張春橋、姚文元極為不滿，在黨內會議上把它作為反面材料對巴金大加批判。

在師陀心中，巴金是一個非常善良值得信任的朋友，他不愿自己的好友受到傷害，所以在1966年暴風雨來臨前夕，拖著病體語重心長地向他建議入黨問題，足見巴金在他心中的位置，也足見師陀對朋友的真誠。

在巴金眾多朋友中，師陀與巴金的相識是比較晚的。根據巴金在散文《懷念師陀》一文中的記述，他們直到1935年年底才相識。那年11月靳以因為要回天津老家照顧病重的母親，他請巴金到北平幫助他辦理《文學季刊》的停刊工作。一天師陀到三座門大街十四號找靳以，進門就問靳以：“聽說巴金來了。”靳以回答：“是。”但靳以卻并沒有把坐在桌子后面看雜志的巴金介紹給師陀，而進了門的師陀居然也沒有再問誰是巴金，而是直接和靳以聊起了稿子的事情，聊完后他就匆匆地離開了。當時巴金并不習慣站起來自報家門，只是靜靜地翻看書桌上原有的幾本雜志。結果那次見面師陀并沒有認識巴金，這也就出現了二人第一次相遇卻并不相識的奇特場面。巴金后來分析靳以不給他們介紹，可能有自己的原因，他可能當時很忙，外加心情不好，沒時間去閑聊。1936年8月師陀從北平到上海定居后，在靳以的介紹下兩人才開始漸漸熟悉起來。也從那時起巴金對于師陀的文學才華逐漸欣賞，并大力提攜。1937年巴金在自己主編的《文叢》雜志上，從創刊號、第一卷第1-4期，每期都刊登了師陀作品。（《里門拾記》發表在《文叢》創刊號上、《萊亞先生的淚》發表在第一卷第1期上，《靈異—掠影記》《還鄉—掠影記》《苦役—掠影記》先后發表在第一卷的2-4期上）；抗戰爆發后巴金在其主編的《烽火》雜志上也常發表師陀作品（《戰兒行》發表在《烽火》創刊號、《事實如此》發表在《烽火》第5期、《但愿如此》發表在《烽火》第10期）；正是因為巴金的大力支持，師陀在1936年至1949年間出版的《谷》（1936年5月）、《里門拾記》（1937年1月）、《野鳥集》(1938年1月）、《無名氏》（1939年1月）、《馬蘭》（1948年1月）、《大馬戲團》（1948年6月）均先后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可以說巴金對于師陀的文學創作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兩人也由此結下了深厚的友誼。1937年6月他們與卞之琳三人同游杭州西湖時，更是留下了文學史上有名的“十年之約”。根據巴金在《西湖之夢——寫給端端》一文中回憶：1937年6月，巴金送師陀、卞之琳到杭州，師陀與卞之琳要到浙江臨安天目山旅行。三人在杭州分別的前一天到天香樓吃飯，席間巴金講到他從日本報紙上讀到的故事：兩位好友被迫分開，臨行前相約10年后某日某時在一個地方會見。10年后，一個朋友去赴約了，但左等右等不見人來，突然一個送電報的人叫了他的名字，接過電報見上面寫著：“我生病，不能來東京踐約，請原諒。請寫信來，告訴我你的地址，我仍是孤零零的一個人。”聽了故事，師陀當即笑著說：“我們也訂個約，10年后在這里見面吧。”巴金說：“好，就在杭州天香樓，菜單也有了：魚頭豆腐、龍井蝦仁、東坡肉、西湖魚……”（巴金《再思錄》增訂本，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4月版）。除去抗戰中巴金去內地的幾年，因同在上海，隨著兩人的不斷交往，師陀與巴金成為了越來越好的朋友。對于巴金，師陀曾說過：要說對我進入文壇幫助最大的人，那是巴金，他不但出過我的很多書，對我的私人生活方面也很關心。50年代，師陀曾先后去河南、山東、東北長期深入生活。不在上海期間，巴金都快成了他的代理人，為他結算版稅，為他寄錢。師陀在1950年4月1日寫給巴金的信中講到：“……自然，假使可能，我預備在鄉下住半年。可是家里要錢吃飯，這也還是希望罷了。……”同年4月15日師陀在致巴金的信中直接講到：“請你從存款中提出25萬，匯給開封河南省政府勞動局段佩明君收。”新中國成立后，師陀、巴金都以極大熱情投入到新文學事業之中，他們試圖以自己手中的筆謳歌新時代、新生活。師陀一直在努力追隨新時代下的新文學政策，他努力將自己融入新時代的政治語境之中，他努力創作、積極塑造符合政治要求的新的人物形象，展現新的精神風貌，但師陀卻總感覺力不從心。對于寫出的文章，師陀自己都認為是“干澀無味”，他感到自己總是處在政治需要與文學追求的撕扯之中，這種狀態使他漸漸身心俱疲。在師陀五六十年代致巴金的書信中，師陀毫不掩飾地向老朋友巴金訴說著自己在創作中遇到的困難。師陀1953年1月12日在山東莒縣致巴金的信中講到：“在這里工作也有困難，首先是語言問題，老鄉的話都還聽得懂，但老鄉們和外面接觸的少，我雖然講北方話，字音上和本地語言有距離，他們往往聽不懂。只聽不講，他們認為對自己沒有什么幫助，思想感情上便很難發生聯系。我想這歸罪于我對政策的把握與工作能力都欠缺吧！”1960年12月16日師陀從鄭州給巴金寫了一封信，在信中師陀對于自己在創作中遇到的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講述：我原說過向記者學習，但是寫的結果，遠不如記者。因為知識差，抓不住關鍵問題，同時也沒有他們那種耐性。他們寫一篇稿子光采訪材料就要好幾天，往往是集體干，寫了又來對證材料，又要當地領導提意見，一改再改。我光憑印象，隨便談談，當然不行了。這不是替自己開脫的話，其實即便多花點時間，自己單干，看問題不尖銳，寫了也不一定有用。在豫東時寫了四篇，都不好，有一篇寄給上海文學，蕭珊和魏老看過后退了回來，都提出很寶貴的意見，特別是蕭珊的意見比較具體，可以幫助我改進。……隨信寄上的兩篇都是在豫東時寫的，干澀無味，將來想改。……我本來寫的慢，開頭尤其慢，材料組織不起來，寫法不明確，心沉不下去。……”而巴金也盡自己的努力去幫助師陀，讓他振作、讓他從困擾中走出來，巴金建議師陀寫慢點，不要性急。多看看，多弄一點材料，慢慢消化一番之后，再來動筆，一定好得多。

在收到師陀4月24日來信后，巴金知道師陀建議自己入黨是為了自己的安全考慮，他對于老友在政治環境愈發緊張的時候，還能為自己設身處地地考慮而感動。他在1966年5月6日給師陀的回信中也表達了他的謝意：“……你這次提到組織問題，你在病中還想到我的事情，還關心我的進步，很感謝你的好意。……”但在該信中巴金也委婉拒絕了師陀的建議，“不過說實話，我目前實在不夠條件。根據今天的標準，像我這樣一個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只有認真接受改造，在興無滅資的斗爭中做出一點成績以后，才有資格談別的。這次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個考驗。我要是能過好這一關，要是能有較好的表現，我可能要考慮組織的問題。我腦子里資產階級的東西太多了，這些年也在進行思想斗爭，也在改，但是改得太慢。以后得加倍努力。”師陀的建議并沒有改變巴金即將到來的困厄命運，但這封信讓我們看到了師陀對于巴金的那份深深的情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