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武康路巴金故居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的生活曾經有過不止一次的遷徙；一些書物，有的丟失了，有的一時找不到了。這次，偶然翻書，竟找到了巴金先生于七十年代的四封來信，一時的欣喜，自不待言。

巴金先生是我敬重的一位前輩作家，也是我閱讀生活中，最早接觸和受到影響的一位新文學作家。小時候，在我故鄉——江南小城面對獅子林的那座老屋里，我能讀到的，就是一本本塵封著的惲鐵樵編的《小說月報》、趙苕狂編的《紅玫瑰》、王鈍根編的《禮拜六》、周瘦鵑編的《紫羅蘭》；以后，能夠找得到的，也仍然是《彭公案》《施公案》《永慶升平》之類的小說。時間久了，對于鴛鴦蝴蝶的才子佳人，對于英雄豪杰的劫富濟貧，不免產生了厭膩。我們就讀的晏成中學附屬小學，原是教會辦的，是一所新型的氣氛活躍的學校。一天放學回家，只見姊姊捧了一本厚厚的書，擲下書包，就讀了起來。幾天以后，我也擠著時間，大家輪流著讀。這就是那一本巴金的名著，“向一個垂死的制度叫出我底‘我控訴’”的“激流三部曲”之一的《家》。

在這本書里，巴金所刻畫的人物，所安排的情節，想不到，對我們是如此的熟悉。這個“家”，應該就是舊中國千千萬萬家的一個縮影。它受歡迎是如此的熱烈，也就不是什么偶然的事了。

看完了《家》，一時無法借到《春》，只能把別人才看完的一本《秋》借來先讀。僅僅看了幾個章節，就被書中人物苦難的命運所感動。說來好笑，忍不住還掉下了眼淚，一時為小伙伴傳為笑談。后來知道，巴金早就宣告過：“生活現實使我痛苦。”又說過，他就是“流著淚，寫完了這本書的”。作家寫書的目的，不就是要通過他筆下的故事，感動讀者，要讓千萬讀者像他一樣，懂得愛，懂得恨嗎？我琢磨到了這點，一些笑談，盡可坦然處之。

看完了《激流三部曲》之后，在臨近小學畢業前夕，我以我的家為雛形，也動筆寫了一篇題名“駝鈴”的習作，順利刊登在四十年代初《蘇報》的副刊上。得到稿費，又興沖沖向上海開明書店郵購到了巴金另一長篇《愛情的三部曲》。翻開書頁，一個人物的一句話“人生就是奮斗，生活只有前進”，閃耀在我的眼前，深深吸引了我。從此，這句話，似乎鐫刻在我的心上。它陪伴著我，激勵著我，使我度過了異常艱難的青少年時代……歲月悠悠，一晃，七八十年的歲月，過去了。

“文革”結束后，我和一些師友們的往來陸續恢復。而在略早些時，我在蘇州九如巷張家見到了沈從文，在他處耽了兩個半天。臨別時，沈從文寫了給巴金的信，要我返回上海后寄給他。他牽掛著老友在蕭珊逝去后的生活……他們的心是連在一塊的。他再三囑咐我，要多去看看巴金。由此，我和巴金開始了往來。

巴金寄我的四封信，現抄錄在下面：

一、1976年2月20日

香還同志：

來信收到。從文處我上月中旬去過信，還沒有得到回音，可能他還在蘇州。

魯迅先生日記中提到的“南京飯店吃飯”，是1934年10月的事情，我那年11月去日本，先生和一些朋友在南京飯店替我餞行，保宗就是茅盾先生。

匆匆覆。祝

好！

巴金 廿日

二、1977年1月17日

香還同志：

信收到。謝謝您的鼓勵。

文章我不曾寫。沒有報刊的人來組織我寫，寫了也不可能發表。想寫文章的人太多，而發表文章的地方又太少，這個矛盾一時也難解決。

從文至今無信來，可能他仍在蘇州。

匆匆覆。祝

好！

芾甘 廿七日

三、 1977年4月1日

香還同志：

信收到。我的舊作的目錄勉強給您補全了，不過沒有整理，一時也記不出寫作和出版的時間，請原諒。將來或者可以找一份別人過去搞的目錄寄給您，但目前還無辦法。

從文一直沒有來信，不知道他回京后情況怎樣？病是否已經完全好了？

匆匆覆。祝

好！

芾甘 四月一日

《滅亡》、《新生》、《家》、《春》、《秋》

《霧》、《雨》、《電》（愛情的三部曲）、《春天里的秋天》、《將軍》、《憩園》、《第四病室》、《神鬼人》

《長生塔》、《巴金短篇小說一集、二集、三集》

《小人小事》、《懷念》。

《旅途隨筆》、《海行雜記》、《懷念》、《短簡》

《火》（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寒夜》

短篇：《復仇》、《光明》、《電椅》、《沉默》、《沉落》

散文：《旅途通訊》、《旅途雜記》、《夢與醉》、《點滴》

短篇：《發的故事》、《還魂草》、《生之懺悔》、《龍·虎·狗》、《靜夜的悲劇》。

雜文：《無題》、《感想》、《控訴》。

解放后寫的：《大歡樂的日子》、《新聲集》、《贊歌集》、《傾吐不盡的感情》。

《慰問信及其他》、《華沙城的節日》、《英雄的故事》（短篇）、《生活在英雄們的中間》、《保衛和平的人們》、《談契訶夫》、《大寨行》、《友誼集》、《李大海》（短篇）

《賢良橋畔》、《明珠和玉姬》（短篇）。

（按：黑體字篇目，為巴金先生添加——作者）

四、1978年11月22日

香還同志：

謝謝您轉來的從文的信，我已把回信寄到蘇州了，好些時候沒有得到他的消息，我正惦念著他。

柯靈住在我家附近，他現在在電影局群文組（？）工作，大概下午休息。他的身體還不錯。

我平時下午在家，很少出去，（除了偶爾參加大會外）。要來暫時都行，當然歡迎。

匆覆。祝

好。

巴金 廿二日

巴老寫這幾封信的時間，實際上離他被批斗、污蔑之為“黑老K”的那一長串黑暗日子并沒有多久，身心傷害更無法一時消除。在這樣的時刻，把老朋友對他的惦念告訴他，或許可以讓他從中得到些許安慰。

關于這幾封信，也仍得作一些必要的說明：

其一，過去讀《魯迅日記》，有關魯迅先生1934年10月6日在南京路飯店招宴的事，是《魯迅日記》有關巴金的僅見的記載。“夜公餞巴金于南京路飯店，與保宗同去，全席八人”。為巴金東渡學日文，魯迅先生竟特此邀請多人送行。這是非比尋常的友愛的體現，似可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后來，巴金在魯迅先生喪禮中，扶柩執紼，也就是情理中必然的事了。

其二，當初寫這封信，其實是出之于我的忽然想到。巴金回信寫出了特殊環境中，他的無可奈何的心態。

其三，巴金作品目錄，是我在“文革”后期，應一位文學青年的要求執筆的。當時，既無書本參考，又沒法找到圖書館，更不可能尋求巴金本人的幫助，憑記憶斷斷續續寫了一些。寄給巴金后，他補充了很多篇目。不過最后，這個目錄也沒有派什么用場，還是一擱了事。

其四，“文革”中間，在我年輕時曾給過我極大幫助的柯靈先生，也遭到了迫害。我多年無法聯系上他。巴金信中說柯靈在電影局“群文組”，其處境之尷尬可知。

那一年，在得到巴金信后，我就去了武康路113號，看望巴金先生。

那天是初冬下午，一個沒有陽光的日子。來到門前，但見門庭冷落；甚至荒涼而空寂。

巴老親自開了門，引領著我，走進那間原是會客室的屋子。只見一張臥床，橫置中央。旁邊桌子上，有一個鏡框，置放著蕭珊的遺像。在陰暗的光線中，只見周圍局促又凌亂。

他招呼我，在屋邊兩把椅子上坐了下來。

這是一個不善言辭的人，但是，只要面對面相處，就會在默契中，自然地感到，他是那么和藹，那么真誠，那么熱情。我面對著的是一個會把心掏出來的人，因此，初時的那種隔膜、那種拘束，很快就消失了。

打開話匣，他就提到了沈從文。他很惦記沈從文的近況。慢慢地，他就開始和我述說他和沈從文心心相印的交往。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沈從文和張兆和新婚不久，就邀請他去青島相聚。對他來說，這是一段極為歡暢、不易忘記的日子。在青島，他們一邊忙于各人的寫作，一邊又在閑著的時候，在海邊的沙灘漫步……

他提到了年輕時，也就是1934年那次東渡日本的事。魯迅先生舉辦的宴席，出席的還有黃源、葉圣陶等幾個人。這是他第一次赴日。他喜歡日本文學，對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等一批日本作家的作品，甚為欣賞。他在東京、橫濱僅僅耽了幾個月；第二年，溥儀訪問東京時，幾個警察突然闖進了他的居住地；他被帶進了警察署，關了十幾個小時。由此，就離日返國。以后他再也提不起學習日文的熱情……

他提到了他那篇寫于朝鮮戰場上的散文《我們會見了彭德懷司令員》。我告訴他，我是在“五次戰役”以后，緊接著的“金城阻擊戰”的坑道中讀到它的。描寫我軍高級軍事干部，如此生動、形象、真實的作品，似乎在同類題材的作品中，沒有哪一篇可以超越它，讀了使人難忘。巴金告訴我，彭總是個謙虛、誠懇、親切的人。當初寫畢，初稿曾請彭總看過。彭總把自己看得很渺小，要求很苛刻，對文章提出了意見，刪掉了一些內容。巴金說，寫這篇作品時，他為全新的戰地生活所鼓舞，當時的心是激動的，但執筆卻很輕松，一揮而就。

他提到了當年文化生活出版社由他主編的《文學叢刊》，以及散文作家也是他朋友的李廣田、陸蠡、繆崇群等人，說他們的作品都是很好的，有自己的文采，自己的風格。他稱揚抗日戰爭時期，在上海“孤島時期”被日本憲兵殺害的陸蠡，他的散文蘊藉、凝重，死時年僅三十四歲。他的心靈是崇高的……

好幾年后，記不清為什么事了，我又去拜訪巴金。走進巴金那間臥室兼會客室的時候，他在床上墊被一角，翻出了一個紙包，交到了我的手中。里面整整齊齊地包著兩本書：一本是當年巴金主編，作為《文學叢刊》第一集之一的沈從文的《八駿圖》，米色麻布面精裝本；另一本則是《文學叢刊》第二集之一，巴金自己的作品《憶》，藍色布面，紅色題名的精裝本。《文學叢刊》用此藍色布面精裝，似較少見。在本書扉頁，巴老又題著幾個字：

香還同志：

化成泥土，為前進者暖腳

巴金

八六 . 五 . 一四

這似乎是他對我的希望，更是對他自己的要求。如此光彩奪目的語句，決不是人人都能寫出，都能做到的。只有他。這位稱贊過陸蠡是具有“崇高心靈”的人，他自己不也是具有如此“崇高心靈”的人么？！

他給我寄來的，他的一本本新出版的作品，依然放置在我的書架上，他用以投郵裝書本的封袋——那上邊有他一筆筆親手寫上的地址、收件人姓名以及作為投寄者的他的姓名——我也依然存放在那里。我不忍隨意丟棄。這都體現了他們的深情厚誼。

這一切，我都從心里感激他！雖然，他去世，已經有很長、很長的時間了！

2016年歲暮，上海憶潤苑

本文刊于2017年3月19日《文匯報 · 筆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