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西藏開始出現專記藏地的地方志，盡管數量只有20多部，但彌足珍貴。由于可參考、借鑒的成果不多，相關記載零散，藏書地點少且分散，不同抄本、刻本查閱不易以及稿本難覓等諸多困難，清代西藏方志研究要做到系統(tǒng)、全面難度頗大。西南民族大學民族研究院教授趙心愚撰寫的《清代西藏方志研究》就是一部難得的系統(tǒng)、全面之作。

　　該書共分5章，從方志學、文獻學的視角，對清代西藏方志著者及成書時間、資料來源及不同方志著作之間的關系、志書特點與資料價值、志書編撰與方志序、跋、例言、凡例及方志目錄著錄諸問題進行了全面、系統(tǒng)的探討，涉及目前已知的20多部清代西藏方志。該書作者從方志史的視角，對清代西藏方志產生、發(fā)展的過程及這一過程中的階段性變化與變化原因進行了論述。

　　這部學術著作值得稱道的顯著特點是“新”。作者不沿舊說，不受已有看法的束縛，在研究中多有新的發(fā)現，并提出不少新見解，得出不少新結論。

　　首先，按《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對西藏地區(qū)著錄數量的統(tǒng)計，整個清代僅有17部地方志。作者既重視這一方志目錄的有關著錄，但又不受其束縛，在廣泛查閱、認真搜尋的基礎上指出，這一方志目錄存在的問題之一是遺漏了《西藏志考》《三藏志略》等清代西藏方志。

　　其次，作者注意將清代西藏方志的發(fā)展，置于清政府不斷加強對西藏地區(qū)的治理以及方志這一綜合性著述在清代的發(fā)展變化等背景下去觀察、分析，提出清代西藏方志具有階段性發(fā)展特點，清代西藏方志兩個發(fā)展高潮的出現，與清軍反擊準噶爾、廓爾喀的侵擾，恢復西藏穩(wěn)定，以及清代方志發(fā)展在全國出現高潮有關。

　　第三，在仔細分析、對比清代西藏早期的幾部方志的記載及清朝人陳克繩編纂的《西域遺聞》中的資料后，作者得出一個結論：直到乾隆前期，清代西藏方志從體例到資料實際上分為兩個系統(tǒng)，陳克繩編纂《西域遺聞》時，開始將兩個系統(tǒng)資料合一，同時又加入了新刊行的《明史》中的材料及自己在藏區(qū)的所見所聞。這是一個嶄新的結論，對西藏方志史的研究有重要的意義。

　　第四，此書中新發(fā)現、新見解、新結論頗多，反映出作者在研究中具有強烈的創(chuàng)新意識。

　　此外，這部學術著作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特點，就是認真比較、細心考證。此書為古代文獻研究專著，需要考證的問題不少。清朝人李夢皋編纂的道光《拉薩廳志》，近年來有學者指其作偽。對此，趙心愚查閱了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及民族文化宮圖書館所藏此志最早抄本，反復研讀，逐句逐段比較后指出，《拉薩廳志》之“雜記”篇系作偽，因其內容中有光緒《西藏圖考》的材料，這是其作偽的鐵證，并指出其作偽時間當在《西藏圖考》刊行之后。

　　藏學研究及清代西藏史的研究離不開兩類資料，一是藏文資料，二是漢文資料。清代西藏方志是漢文資料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藏學研究及西藏史研究的重要資料源之一。《清代西藏方志研究》作為系統(tǒng)、全面的研究之作，通過特點分析及資料價值評價，為利用這一資料源提供了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