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馬圖 徐悲鴻

誰來“筑就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時代的文藝高峰”？一種回答可能覺得當然是那些能創造出藝術精品、佳作或杰作的大藝術家了！這一理解固然不錯，能有資格登上文藝頂峰的，只能是那為數極少的杰出藝術家了。不過，嚴格說來，這樣的看法還是有些簡單和淺表。只要靜下心來稍稍全面而綜合地衡量就可知道，文藝高峰的筑就，不僅確實依賴于那極少數頂尖藝術家，而且也依賴于那些數量巨大、分工各異的文藝人才乃至普通藝術觀眾。因為，不僅文藝高峰使命的完成，就連一般的藝術事業本身，都是一項綜合的和全面的人類社會生活活動。這一活動假如沒有國民多方面和不同程度的共同參與，文藝高峰的筑就則是萬萬不可能的。也就是說，文藝高峰的筑就實際上需要數量眾多而功能不同的各類藝術人才共同參與。這里不妨對共同參與筑就文藝高峰的幾類人才，做點初步分析。

首先，那些勇攀高峰并憑借自身的作品而屹立為高峰的少數頂尖藝術家，屬于文藝立峰人。他們被時代和歷史認可的巔峰之作，足以配得上文藝高峰的美譽。且不論從先秦到清代我國出現過多少文藝立峰人，如屈原、陶淵明、顧愷之、王羲之、李白、杜甫、蘇軾、張擇端、關漢卿、范寬、黃公望、湯顯祖、曹雪芹、石濤、鄭板橋和吳昌碩等，單就現代中國畫來說，齊白石在魚蝦花鳥等日常動植物身上鑄就新的美學輝煌、黃賓虹的筆墨成就、徐悲鴻大膽引進西方寫實技藝以推進中國繪畫藝術介入社會變革、林風眠之融貫中西、張大千在重彩與水墨融合以及潑墨與潑彩上的獨創、傅抱石山水畫的豪放與雄健、潘天壽的雄闊奇崛與高華質樸風格、李可染在山水畫現代轉變上的開拓、蔣兆和《流民圖》在中國現代水墨人物畫上的巨大成就等，可謂是中國現代視覺藝術領域屹立的一座座高峰。而就中國現當代文學來說，前有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后又可增列冰（心）沈（從文）艾（青）丁（玲）趙（樹理）等等，這些大作家多年來就深得廣大公眾喜愛，堪稱過去近百年時間里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立峰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時代的文藝高峰，無疑就需要這樣堪與古代文藝高峰和現當代文藝高峰的立峰人相媲美的文藝立峰人，無論他們是小說家、作曲家、畫家，還是編劇、導演、設計家等。同時，他們還能在與來自當代外國林林總總的文藝高峰的跨文化比較中，彰顯出自身獨特的美學與文化品格。

同時，文藝高峰的筑就還需要數量巨大的文藝造峰人。地學知識表明，喜馬拉雅山脈的隆起，來自于亞歐板塊、太平洋板塊和印度洋板塊等幾大地理板塊之間的相互碰撞作用所產生的巨大張力。而文藝高峰的筑就，也必然依賴于高度的社會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支撐。文藝造峰人，其實就是一大批有名或無名的為文藝立峰人提供社會物質與精神條件保障的人們，包括普通人。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重要講話中所指出的那樣：“今天，在我國960多萬平方公里的大地上，13億多人民正上演著波瀾壯闊的活劇，國家蓬勃發展，家庭酸甜苦辣，百姓歡樂憂傷，構成了氣象萬千的生活景象，充滿著感人肺腑的故事，洋溢著激昂跳動的樂章，展現出色彩斑斕的畫面。”他們的社會生活境遇、思想狀況及藝術鑒賞經驗等，必然地成為新的文藝高峰賴以矗立源源不斷的根本資源、條件或環境。這其中還包括那些能夠提供精神資源或文化滋養的文化界專家，例如哲學家、歷史學家、倫理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等。他們的精神探索和創造，有可能為文藝立峰人提供多方面的思想啟迪。假如沒有溫克爾曼、萊辛、康德等奠定的思想資源，很難想象會有歐洲浪漫主義藝術潮流的興起。特別是在全球多元文化相互激蕩、人們的社會生活受到諸多價值觀競相牽引的當代，優秀的哲學家、歷史學家、倫理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的風起云涌，才更可能給予新的文藝高峰的筑就施加寶貴的精神導引。以唐詩為代表的盛唐文藝的繁榮，離不開盛唐文化生態（開放、包容、進取、青春氣息等）以及更廣闊的社會生態。以宋詩和宋詞為標志的宋代文藝的說理特色，假如離開了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和朱熹等所代表的宋代理學思潮，也是難以解釋的。

再有就是文藝測峰人。他們是一大批文藝理論家、文藝批評家和文藝史家等，擅長于運用研究手段和批評的方式去測量和評價文藝高峰，辨別真假高峰，分清真山與假山等等。在其中，當前更加重要的就是名副其實的批評：“文藝批評要的就是批評，不能都是表揚甚至庸俗吹捧、阿諛奉承，不能套用西方理論來剪裁中國人的審美，更不能用簡單的商業標準取代藝術標準。”真正的文藝批評家應當“像魯迅所說的那樣，批評家要做‘剜爛蘋果’的工作，‘把爛的剜掉，把好的留下來吃’。不能因為彼此是朋友，低頭不見抬頭見，抹不開面子，就不敢批評”。只有這樣，文藝測峰人才能承擔起測量出真假高峰的使命。相反，“文藝批評褒貶甄別功能弱化，缺乏戰斗力、說服力，不利于文藝健康發展”。當我們今天高度禮贊明清白話長篇小說的巨大成就時，切莫忘記李贄、葉晝、馮夢龍、金圣嘆、李漁、張竹坡、脂硯齋等一批小說批評家（或小說評點家）通過“評點”而對小說成就的卓越藝術發現和精辟美學評價。齊白石為人稱道的“衰年變法”，同美術史家、畫家及美術教育家陳師曾當年的關鍵啟迪是分不開的，這種啟迪從美術史和美術評論視角，為迷茫中急切尋求突破的齊白石，開啟了一條邁向其一生繪畫成就頂峰的新坦途。法國文學家雨果、拉馬丁和喬治·桑等作家的文藝成就，同法國文學批評家、將傳記引入文學批評的開創者圣伯夫的卓越建樹是分不開的，正是他通過自己的《星期一漫談》和《新的星期一漫談》等傳記批評名著，開創了通過文學家傳記而評判當代文學家成就的傳記批評道路，并使得作為一種現代職業的文藝批評家為世人所認可。美國詩人兼批評家埃茲拉·龐德的事跡更是令人矚目：他曾給予一批尚未出名的青年詩人、作家以巨大的早期幫助，例如為詹姆斯·喬伊斯出版《青年藝術家肖像》和《尤利西斯》、為托馬斯·艾略特整理刪節其長詩《荒原》初稿并向出版社推薦出版，還幫助海明威出版第一本書，等等。完全可以說，沒有龐德的批判性眼光和善意推薦的測量，就不可能有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杰作《荒原》的橫空出世和赫然聳立。

還應當提到那些文藝觀峰人。正像險峻的高峰依賴于登山者的勝利征服和傾心觀賞才更顯其壯麗巍峨一樣，文藝觀峰人是千千萬萬具備優良藝術素養、懂得并善于鑒賞真正文藝高峰的大量公眾。馬克思指出：“只有音樂才激起人的音樂感；對于沒有音樂感的耳朵來說，最美的音樂毫無意義。”只有經受住了高素養公眾的挑剔目光，真正的文藝高峰才可能得到時代和歷史的權威鑒定，而新的文藝高峰也才可能在這種權威鑒定所形成的優質文藝生態中繼續生成和涌現。

最后，文藝護峰人也并非可有可無。他們應當是那些有名或無名的善于守護或維護文藝高峰的各級各類文藝管理者，懂得運用法律、政策、法規及倫理等多種方式或手段，去多方面地保障、支持或維護文藝高峰事業，為其保駕護航、掃清障礙、轉危為安或添磚加瓦。

上面所說的五種文藝人才，自然不可能窮盡承擔筑就文藝高峰使命的全部各類文藝人才。實際上，直接或間接參與筑就文藝高峰事業的，應當是包括這五種文藝人才在內的所有國民——他們的作用雖各有不同，但都需要真誠的人生體驗、寬博的胸懷、敏銳的生活嗅覺、高遠的想象力、強烈的好奇心、堅韌不拔的獨創性追求、熟練的符號表達技巧等素養或能力。只有高素養的國民整體，才有可能成為涵養文藝高峰的優質文化生態環境，而這正意味著，不只是極少數藝術家，而是包括他們在內的所有五種文藝人才乃至整個國民整體，才是筑就文藝高峰的真正主體。由此看，“筑就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時代的文藝高峰”這一命題的重要而又深遠的戰略意義之一在于，通過設定這一高遠愿景，促進社會各界及全體民眾都自覺行動起來，全力推進全民族文化藝術素養的長期涵養和整體提升。

應當看到，這樣的主體養成及文化生態環境的涵濡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長期的持續過程，這其中必然需要依托各級各類教育機構的悉心孵化之功。藝術院校和藝術學科應自覺承擔起為筑就中國文藝高峰而培育一大批文藝立峰人、文藝造峰人、文藝測峰人、文藝觀峰人和文藝護峰人的使命。與此同時，作為文藝評論工作者和高校藝術學科教師，我們也需自覺分擔文藝高峰的測峰人職責，為了真正文藝高峰的崛起而努力盡到自己的藝術理論、藝術批評及藝術教育責任。

（作者：王一川，系北京大學藝術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