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文學以來的鄉村書寫，作為中國現代化進程和啟蒙的產物，在國別性、時代性、書寫主體三個層面，皆表現出迥異于他者的特性。其中，國別性指的是亞細亞生產方式及因地域廣博而產生的差異性存在；所謂時代性則內涵眾多，其中城鄉二元對立的結構則為突出的單元；所謂書寫主體指的是“離去-歸來”模式下的知識分子書寫范式。具體到散文領域，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鄉土寫作，或者集中到親情題材的領域，或者是知青一代的回憶式觸角以及相應的對鄉土的他者化處理。總的來說，鄉土散文的內視角一直處于模糊、不明晰的狀態之中。新世紀以來，親情題材依然慣性地延續，但其主體地位已然淹沒于眾聲喧嘩之中。此外，美文和詩化路數筑就的田園牧歌，初學者往往奉之為圭臬，但在成熟作者那里，業已產生足夠的警惕。深入性的鄉土散文書寫就此擁有了相應的轉向，與鄉土人物、鄉村器物、鄉間植物、鄉土生態相關的內向性處理方式脫穎而出。而在上述題材領域內，又集中到兩個熱點之上。

一方面是表現鄉土淪陷主題的散文，在“每個人的故鄉都在凋零”的大背景之下，直面自我的困惑和傷痛。江西的江子，安徽的江少賓，甘肅的王選，山東的王月鵬，等等作家，皆有系列篇章直筆鄉土的困境。而吸收了社會學田野調查手法的部分非虛構散文，則以零距離的方式逼近鄉土空心化的現實，梁鴻的梁莊系列以及微信上大熱的返鄉筆記，皆可歸入其類；另一方面是涌現出來的大量書寫鄉土器物、植物的散文作品，并以系列寫作的形式與讀者見面。就鄉土器物而言，附著肉身的撫摸和體溫，直接對應了個人經歷的起起落落，以文字的方式返回現場，其實質為對往事的重溫，以此舒展自我的懷舊情緒。而草木植物的主題開掘，則向著打撈剔透的童年經驗而去，這種童年的經驗帶有更多的心靈化的色彩。河南作家馮杰的北中國系列，山東劉學剛的《草木記》 ，湖北舒飛廉的草木系列，廣西朱千華的南方草木，江蘇杜懷超以及錢俊梅的農具系列，安徽項麗敏的皖南民間器物系列，以上作品，為鄉土器物、植物類型化寫作所結出的果實。

鄉土人物考量的是寫作主體的經驗凝結能力，鄉土生態考量的是主體的思維能力和視野拓寬程度。而鄉土器物和鄉間植物兩種，則關乎主體的根植性生存記憶和經驗，換句話來說，單靠寫作主體的情感投射的濃郁度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更重要的是，對器物和植物的熟悉程度以及知識考古學的進入，方能支撐起這一寫作框架的確立。如此一來，鄉土寫作內視角的確立就不可避免，不管寫作者此時此地的身份如何，創作主體皆需要擁有直接的、有一定長度的、嵌入刨根問底精神的農村生活歷史。內向性視角當然不同于寫景狀物或者一事一議的處理方式，與傳統散文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取消了“以我觀物，物皆著我之顏色”式的情感投射方式，鄉土人物或者器物植物作為另一個主體在文本中得以樹立，作家的心靈不再直接擁抱對象，覆蓋對象，而是在與對象的凝望中相互激發，并在此基礎上生長出胡塞爾所言的“思性” 。比如在河南作家馮杰筆下，人學視角盡可能地被隱匿，一種比之人學法更為闊大的自然法則被確立。一花一草，一事一物，它們的敞開或者敗亡皆遵從了自我的生存倫理和敘事邏輯。內向性視角的確立，為新世紀以來鄉土散文寫作的獨特性所在。其間的優秀散文作品，與賈平凹、李佩甫等小說作家的鄉土根性寫作，構成一種遙相呼應的關系。一方面，通過記憶性的再現試圖在紙張上留住鄉愁，另一方面，以現實的凋零和衰敗來寄托內心深處的隱憂和現實關懷。

毫無疑問，人是鄉土世界中的主體。隨著大批農民工進入城市或者城鎮討生活，隨著留守者的老去和不斷凋謝，自然村落的數量正以驚人的速度減少，鄉土生活的景觀在整體上在本質上，有了新的走向。這樣的大背景之下，一味地感傷顯然不可取，散文文體如何應對這種變局，如何去鉤沉時代轉型中的變與不變？確實是個巨大的考驗，不過，就現實關懷層面而言，還有兩個題材領域可作為新的生長點所在，一是鄉土民間信仰的嬗變，另一個是鄉土人倫關系的迅速更迭。畢竟，信仰和人倫關系兩個因素，將觸及鄉土世界的深層文化因子，比之現實邏輯的位移，它們的轉換，將更具備象征的意義和隱喻的功能。

法蘭克福學派的創始人霍克海默認為，宗教是世世代代的希冀、欲望的記錄。對于東方的中國而言，鄉土世界同樣承載了世世代代的希冀和欲望。小說可以通過地域性的深沉勾描構建原鄉的圖景，而對于散文而言，在呈現鄉土世界的林林總總方面，則可以趨于立體和多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