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風格吾最愛，六朝文論晚唐詩”。為里下河文學“命名”的汪曾祺以其豐厚的佳作，開創了里下河文學的“一種風格”，它迥異于當時的“傷痕、反思、改革”等文學背景，在主題開掘、審美意蘊上走出了一條新路。近幾年，自然生長出來的里下河文學正在走向全國，它的“一種風格”漸趨走入當代文學研究視野。繼小說卷、散文卷出版后，6卷本的《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叢書詩歌卷》也隆重面世了，這標志著里下河文學完成了基礎性的文學資料庫建設，以開放的胸襟面迎世界的關注。關于里下河文學的研究，目前多以小說、散文為主，而龐大的里下河詩人群體正逐步吸引著傾注的目光。若以《詩歌卷》觀察，書中收錄了100多位詩人，集束亮相的陣容讓人側目。沙白、子川、小海、龐余亮、沈浩波等實力詩人有著全國聲望，丁捷、雷默、義海、姜樺、莊曉明、崔益穩、蒲白、汪向榮、王干榮、王玉清、蘇若兮、翟明、王壟、劉艦平、龐羽等詩人的創作均有上佳表現。這一詩人群落對里下河區域的詩性書寫，為當代詩壇輸送了新鮮的經驗和藝術探索，他們展現出來的共生性，越來越凸顯出里下河詩歌群體的意義。

作為施耐庵、鄭板橋、汪曾祺、曹文軒、畢飛宇等一大批作家、詩人的故鄉，里下河獨特的區域性引人關注，不自覺規定著他們的生活和思維程式，他們的作品自然生長出一種標識性極強的群體性特點。《詩歌卷》記述了里下河詩人聚集的盛況，也以豐厚的詩歌文本留下了里下河詩歌群體的共生性——身份共生、經驗共生、文化共生。

里下河詩歌群體對出生地的詩性表現趨近于身份共生。如王玉清的詩句所述，“里下河深黑的河底/一定有決定我們基因的東西”，他們的生活不在別處，而在靈魂扎根的“里下河”。以里下河為出生地的詩人星散各地，帶著不同口音的方言，目光卻聚焦一處，并將此作為靈魂棲息地，在此將不同的人生境遇予以詩化。里下河詩人眾多，他們正將“里下河”從地理標識逐漸過渡到精神地理學意義上的標識。他們依賴里下河地域賦予的精神內涵，在詩作中呈現出了較為一致的意義表達，這些聲音匯集到一起，顯得真切、壯觀和盛大。他們是里下河風景的歌唱者，超越時代和空間而呈現出不同的藝術范式。老詩人沙白婉約中又融進豪放的《水鄉行》《江南人家》等作品，其簡筆畫的描摹和精心的點染，在新時期詩壇產生過不小反響。丁捷的組詩《蒼茫之歌》鋪陳著故土蒼茫、雄性的大江海、紅辣椒、黃橋燒餅等頗似北方氣質的物象，祁鴻升的灘涂系列詩歌一派粗糲景象，彰顯了里下河人豪邁、頑強的品性。他們以鮮潤的感官認知記錄著里下河的時代變遷，這并非一味贊美，而是不斷摻入時代的理性反思：子川的組詩《1970年》更像用詩寫成的史書，當“里下河終于響起小火輪的汽笛”時，詩人看到的是改天換地的新開始，能“把一個少年的夢捎向遠方”，而在對故土的不斷打量中，“江河水，蘆江怨，低凹的土地是琴箱/無名河流操著歲月悠長的琴弓/搓揉苦難生涯的琴弦”，他看到了苦難及其產生的根源，留下痛切感人的悲聲。在不同的時代，詩人們的歌唱始終不離“里下河”這個心靈的根據地。他們的一生，不論在鄉、離鄉、返鄉，筆端始終向里下河回轉，傳達的感受如里下河的平原一樣質樸無邊，像大大小小的河流一樣綿綿不絕。

“鄉愁是一串串數不清的腳印/悲傷像小偷，隱匿在行人中間/風從何而來，記憶在晶體管集結星辰/祠堂破舊，筵席惶恐”風子在詩作《一只患有夢游癥的蘋果》里坦陳了從故園到荒原的無限感傷。里下河詩人早已在城市中遙望故鄉，而時代變遷下的“里下河”并不等于記憶中的“故鄉”，潰散中的“故鄉”也漸漸成為一種揮之不去的真實情感。但他們詩筆下的里下河，多少帶些前現代的影子，留存的鄉愁距離讓人絕望的“鄉悲”相對遙遠一些。無論如何，這是里下河的天然優勢，仿佛被疏遠的邊界一樣，有助于貯存以原初、清純、溫厚為美質的原鄉記憶。

里下河詩歌群體對出生地的詩藝呈現趨向于經驗共生。里下河詩人的作品有著精細的經驗刻度，在詩意生成上切近直覺。“我贊美過春天、灘涂以及遼闊的祖國/我的血液里流動著愛和悲憫”，風子的詩句代表了群體性的心靈呼聲。晚近的里下河詩歌群體很少使用圣詞大腔，他們愿意使用“鎖骨法”，試圖用減法將濃烈遼闊厚重的情感投射到更小的事物上去。此種見微知著的詩意誕生，正好顯露出里下河詩人的獨特才情來。“夜航船總是馱著黑色的煤駛過”，龐余亮在熟悉的事物里發現了新鮮的詩意，“看見痛苦的幸福的我/它就會鳴笛致意”，南方特有的水鄉柔情是詩意的起點，“那條黑暗中發著幽光的淮河”承載的記憶，事關詩人關注世界的角度與廣度，而洋溢其間的曠達無疑有著蘇南文學未曾有的積極明朗的色調。里下河詩歌群體慣用的方言，多以直白、爽快的民間話語，抒發里下河人敢作敢當的磊落之情。這些詩歌“糾纏著一股強勁又復雜的民間力量”，直白干脆的蘇北土語與精巧雅致的水鄉語言，共同玉成了里下河獨有的詩歌語言。他們的絕大部分詩作跳動著里下河水鄉的畫面，小橋、流水、蓮花、荸薺、茨菰等意象頻繁入詩，而“麥子”“棉花”等北方意象則為江蘇詩歌注入了許多蒼勁和寬闊的因素，詩歌氣質上實現了壯美與秀美共存。不論情狀如何，里下河詩人習慣到熟悉的鄉村尋找物象作為替代物。他們總是樂于在詩中插入鄉土世界的動植物意象，基于他們對動植物生命的熟稔和深切的感情，使得他們即便在表達觀察城市時也不自覺地以物自況。弗洛伊德把此種原始認知方式稱為“原發過程”，遷居到他處的里下河詩人對鄉土世界的認可情緒藏在深層的潛意識中，一旦遇見觸媒就會本能地進入“原發過程”。慣常到熟悉的鄉土世界尋找客觀對應物，邏輯上合情合理，詩味因之濃郁起來。

值得注意的是，里下河詩歌群體雖然有隱逸的傾向，但在群體心態上高度關注現實，深切眷懷故鄉。他們注重現代經驗的植入，卻依然葆有鮮明的地域性。現代性像一束強光，催促著里下河詩人自省，以便他們在新時代的語境里安穩回鄉，此舉頗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套路。蘇若兮的詩作較多的是現代韻致的書寫，她習慣用里下河的植物來寫城市感覺和個人情感；張大勇的里下河充滿神性，滿是鄉土的自然膜拜；義海、風子的詩作始終貼近故鄉，頻繁使用后現代主義常見的錯覺、錯愕，意在提醒人們克服人類中心主義，重返自然以恢復人性。雷默和姜樺的詩歌堅實硬朗，在簡潔中接近事物的本原。里下河詩歌群體有著多元復現的美學奇觀，既有漢語的古典意蘊和張力，也有洗亮事物之上灰塵的現代靈光。

里下河詩歌群體對出生地的終極追問趨等于文化共生。汪曾祺說，風俗使一個民族永不衰老。里下河詩歌群體不乏對風俗的抒寫，一種“鄉關何處”式的精神追問始終洋溢詩中，此種人文憂慮指向終極關懷。受古文化和傳統思想的熏陶和浸淫，他們詩筆下的“里下河”具備道德拯救的光芒，在崔益穩看來，“唯有辛勞才人心所向”，而龐余亮更看重里下河文化中的鄉賢文化。里下河詩人承繼古老的文化傳統，用詩歌記錄他們對記憶的表達。他們將里下河作為精神策源地，借用里下河的能量來擺脫經驗世界的困擾；無疑，回憶成了最優秀的模式。

“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里下河詩歌群體的詩人多半寫詩多年，晚近的詩作敘事性因素大為增加，不但增添了素樸的成分和多維的觀察路徑，而且有利于沉思的展開。瞧，這些里下河詩人，始終以里下河為記憶的源泉，不斷喚醒個體的創造力，以具體的共相偎近時代，悉心描摹著故土的生存狀況、精神風貌，為當代詩壇塑造著極具研究價值的“里下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