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海外華文小說的豐饒和有趣主要來自題材創新，我把它的關鍵詞設定為“謎”，在冗雜的細節謎團中，隱藏著創作者對年代、歷史、人性等核心問題的個性化表達與闡釋。這些謎語，有一個相對集中的設計思路是“逃離”與“尋找”，錯綜復雜的線索鋪設于歷史、現實、家族的網絡，最終被揭示的謎底是人世真心。當然，2016年出版的三個精彩長篇，是歸屬于2015年的重要文學收獲。張翎《流年物語》、袁勁梅《瘋狂的榛子》、葛亮《北鳶》以立足于改革開放、抗戰、民國的年代敘事，傳達生命體驗與中國經驗。

張翎說：“《流年物語》顛覆了我自己對真相的固有概念，使我領悟到，真相的對立面，不一定是謊言，也許僅僅是另外一種真相。”小說的趣味正在于無論是歷史之謎、現實之謎還是心靈之謎，各種謎團的構成和解開都在呼應著一種可能，進而投影出人生的種種圖景，由此也使讀者能對人性始終心懷敬畏和期待。

歷史之謎

陳河的《甲骨時光》是一部“甲骨”密碼，虛實相間的故事不僅撥開了“甲骨球”的迷障，而且梳理了殷商歷史與文明。這是2016年很有特色的一部作品。它仍然是圍繞“中國故事”的主題，卻提供了不同的敘事視角和敘事方法，將歷史、文化、民族、神話、盜墓、靈異等多種元素融合在一起。沉厚的歷史感和鮮活的現代感交互激蕩，同時作用于小說的文學性與可讀性，令人耳目一新。我認為《甲骨時光》的改名，確實優于原名《三折畫》，它如同瞬間打開了時光隧道，讓人物與讀者共同穿梭于殷商和民國。陳河的寫作技巧體現在將歷史、年代、國別、宗教等常規性敘事元素按照嚴肅與通俗兩條敘事鏈組合起來，用推理演繹的方法激發故事性。小說視中國文化象征“甲骨文”為敘事基點，合攏遠古和民國，甲骨球的發現成為整部作品的樞紐。商周，以貞人大犬的寫史故事來埋設甲骨球來歷；民國，通過楊鳴條、藍寶光、明義士、青木的中外尋寶故事來破解甲骨之謎。相比較而言，商周線敘事稍顯冗贅，姬昌與商紂之間的囚禁之恨和殺子之仇，倒可以省略。《甲骨時光》精彩的篇章是對“三折畫”的破譯，中、加、日三方勢力齊聚安陽，在由來、解析、論證、實踐四個角度詳細推算出“甲骨球”的準確位置，敘事完整且生動。貞人大犬和宛丘巫女，楊鳴條和梅冰枝，兩組人物古今對應，喻示從神性到人性的回歸。但在實際文學效果上，梅冰枝這個人物與設計初衷還是表現出一定程度的游離，性格略牽強空洞。《甲骨時光》的最大意義是對既有寫作模式的一次更新，拓展了“中國故事”的題材范疇，不再是單從年代、事件、人物等通識角度切入，而是扎實地設定以文化為突破口，將中國傳統文字、中國歷史故事、中國文化精神凝練于一個生動故事里，以扎實的中國古典文明建構小說風骨的宏偉氣勢。

《北鳶》也是今年重要的歷史題材作品，它延續了《朱雀》的創作思路，葛亮仍將中國故事以家族故事來承載，將中國文化以民國文化來主導。“風箏”意象是小說核心，內蘊“命懸一線”與“一線生機”的特殊釋義，作者在種種不遂人意的人生中設迷局并解迷局，呈現危機與希望永恒并存的命運。2015年發表于《人民文學》第12期的《北鳶》只節選昭如、昭德姐妹在20世紀20年代十面埋伏的命途遭際。而全本《北鳶》是一部“大制作”，時間橫亙軍閥割據與抗日戰爭兩處亂世，家族、性別、地域、詩畫、曲樂、民俗被放置于“年代”框架之中，以盧、馮兩大家族為故事重心，以文笙與仁楨的成長經歷為寫作線索，小說道盡大家族的明雅之義與巧麗之情。《北鳶》在藝術設計上體現出一定程度的對稱性，“文笙線”、“仁楨線”就如同葛亮放飛的兩只“風箏”，牽引著盧、馮兩家的上升和跌落、低徊與突圍。

現實之謎

海外華人文學一個有意思的創作現象是漢語作品常以書寫異國生活和域外經驗為特點，如《又見棕櫚》的苦、《芝加哥之死》的痛、《叢林下的冰河》的執、《少女小漁》的忍、《北京人在紐約》的喜；而英語作品更青睞以中國古代、近現代故事為創作藍本。近年來這一趨勢被扭轉，越來越多的華文文學創作者致力于“中國故事”的寫作，特別集中在20世紀40-80年代的大陸歷史事件與民間景況，而華裔作家轉向對西方故事的開掘和記錄。因此，當華文文學再度出現能緊扣和反映異國當下生活的小說時，反而制造出題材的新意，它直接沖破了讀者對異域生活的思維慣性，即邊緣人、隔膜感、他國夢，更重要的是能重構現時理想與現實的鏖戰，哪怕是野蠻生長的欲望。“現在時”的華人故事不應該成為盲點或空白，它仍需要具象寫照。

張惠雯筆下的“新移民”故事格外觀照個體的心理世界和情感空間。她寫的是一種“現代病”，即“如果你有幸和任何一個生活于幸福模式之家的人深談，如果你能窺見哪怕一丁點他的內心世界，你幾乎都會發現那種無法治愈的、現代的煩悶，那種揮之不去也無所寄托的欠缺與失落。”這幾年，我閱讀了《水晶孩童》《愛》《垂老別》《兩次相遇》《歲暮》《旅途》《十年》《歡樂》后，赫然發現2016年的《場景》是她轉向對女性內心探索的作品。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婦，雖過著安逸的中產生活，卻早已對域外生活心生厭倦，“過去，曾經，她很驕傲，不擔心變老，她想如果一個女人堅信她愛的人會一直愛著她，持久而忠誠，就不會害怕老去。現在，她逐漸明白了時間是什么，它像一個怪獸的影子，在你身上緩緩爬行、蔓延，從頭到腳，直至完全地覆蓋住你，把你丟棄在陰暗中。”“她”巧遇了一位從大陸來美國訪問的作家。《場景》倒敘了“她”與作家間愛情的發生、發展與終結。相遇，打破了現有家庭生活的程式，“她”開始留意到了自己蒼白生命里涌動的生機。理智是個形態各異的生活的親歷者和智者，它在最后關頭拉住了“她”，協助“她”草率地結束了這場愛情。“她”躲進懷念，定格與作家相處時的一個個場景，并傾注和寄托“她”的真情，“她明白了過去不曾明白的那些滋味：激情、背叛、愧疚、恐懼、時光的無情，遺忘的殘忍……你聽到冥冥中傳來的遠方的音樂，你走過去，你經歷了、記住了，那里面有刻骨的痛苦，也有生命所能給予你的最大程度的幸福。”

陳謙的《無窮鏡》和《虎妹孟加拉》視角獨特，都蘊含著比較稠密的時代意義。《無窮鏡》以美國范式的硅谷高科技公司為敘事背景，以華人“新移民”中的白領女性為表現對象，珊映、海倫、郭妍、安吉拉四個女性故事互為鏡像，每個人的隱秘都因不經意留下的Evidence（證據）而被逐漸披露。作者揭示了一種具有人類共性的No Evidence（不留證據）式的本能戒備，人生不由得自己來掌控生活。珊映的創業逐夢以失去家庭為代價，而功成名就的海倫正是她的參照。“我知道，總是對別人的生活提建議很不美國，但我還是想對你說，其實夢想跟日常并不矛盾，我們中國人追求和看重的天倫之樂，是最本質的東西。”海倫贏得的成功定位來自“賢妻、良母、好姐妹、出色科學家、杰出的工程師、良師益友”，但無人知道她最渴望是成為小提琴手。陳謙似乎在暗示，正視自己的內心，才能跳出No Evidence的控制，重獲自由。

心靈之謎

小說故事密切地圍繞著人、觀察著人。李鳳群的《大風》和薛憶溈的《希拉里、密和、我》殊途同歸地揭示一個問題：身體逃離是比較簡單的行為，而心靈的尋找卻是相當困難的過程。這兩部作品都不是以故事性見長的小說，由多個人物的心理敘述搭建故事主體，穿插進復雜的身份謎團和情感謎團，需要依賴作家的引領和讀者的理解，共同完成對自我的認知。

《大風》采用的敘事策略是將全部故事交于人物來講述，因為每個人的思路和角度都有不同，所以鋪就小說迷象叢生的事件虛實和路徑分岔，應該說，讀者必須誠懇地從頭至尾仔細閱讀才能理清頭緒。張長工、張廣深、張文亮、張子豪、梅子杰都極力要從“此在”中逃離出來，或因動亂、或因貧窮、或因尊嚴、或因家庭，可他們奔向“彼岸”的途中，又極度懼怕“無根”、“無祖”、“無家”、“無父”的境況，迫不及待地尋根問祖，“錢又不是最重要的，不要以為我稀罕，我們祖上多的是。他的目標是找到祖宗”。我認為，張文亮尋根行為的終極目的是為社會卑微者的尊嚴找到依據。可人與故鄉之間不再能達成諒解，李鳳群把人與故土之間的悲劇性關系推進一層：個人與鄉土之間是互相掛念或互相遺忘的，當人主動選擇漠視和遺忘自己的過去，那么等你想尋回的時候，也終不可得，于是只能把他鄉當故鄉。“倦鳥總會歸巢，而我們卻將一去不返。”大風倏忽間起，為張家四代制造出飄忽不定的人生，但也正因為風，讓私生子梅子杰得以“懸在半空中瞧到的東西比在地面上多”，可以清晰地審視他鄉，審視家族，審視什么是謊言、什么又是真相。

薛憶溈小說《希拉里、密和、我》，故事的背景是蒙特利爾，他以三個人物的經歷重復提醒讀者，血緣、愛情、鄉愁，是鐫刻在生命里的“最古老的喜悅和悲傷”。妻子的死、女兒的疏離、與韓國女孩的一次偶遇，使“我”想到可以去溜冰場釋放并找回自己。“我”意外地結識了兩個健康的“病人”：希拉里和密和。好奇心驅使“我”渴望獲悉她們的所有秘密。希拉里自困情感之牢，密和糾結身世之謎，而兩個謎的破譯又逼迫“我”揭開真正的“移民”動機。“我”自以為窺探的是別人心靈，可實際上“我”被迫直面的是自己。“中國”成為三人故事聯結的紐帶，它是希拉里畏懼的地方、密和向往的地方、“我”逃離的地方，最終他們都因對“中國故事”的正視和理解而獲得心靈救贖。

這個冬天的奇特，并非是在異國遇到又失去兩個謎一樣的女人，《希拉里、密和、我》的更大創意體現在探究了新移民“海歸”的心路。薛憶溈安排“我”的回鄉，思考一個全球化時代的共性問題：“移民最大的神秘之處就是它讓移民的人永遠都只能過著移民的生活，永遠都不可能再回到自己的家。‘回家’對移民的人意味著第二次移民。”“我”的歸來，與查建英《叢林下的冰河》里“我”的回去，形成了相當有價值的對比。前者“我”與父親和解，并嘗試與護士長開始國內新生活。后者“我”回國后，沒有發瘋“跳樓”，而是跳上飛機回了美國。薛憶溈對“我”的留下作出解釋：“我決定回到已面目全非的故鄉去。我知道我已經不習慣那里的空氣和風氣。我知道我已經不習慣那里的喜悅和焦慮。我知道，經過這15年的移民生活，我的故鄉已經變成了異鄉。或者應該說是我自己已經變成了異客？……在這個‘全球化’的大時代，在這個信息共享的大時代，我們都變得無法理解對方了，我們都變得以為是對方變了……”

2016年有一部必須被閱讀的作品。白先勇說“人一生的掙扎都蠻值得同情的”，《Silent Night》續寫了《孽子》里深陷墮落的“青春鳥”被拯救后的生活。余凡、保羅、喬舅、阿猛，小說沒有詳述他們的具體生活處境，但作者卻以一以貫之的悲憫抒情訴盡他們一生的精神困境。紐約“四十二街收容院”是救贖之所，它給予了“邊緣人”互相攙扶和互相慰藉的機會。白先勇小說如30多年前一樣，讓人心泛漣漪，始終以生命不易、人間有情喚醒讀者對一切人事的寬容和憐憫。

海外華人小說有兩個方向需要特別被關注。一是通俗文學的發展。今年的通俗小說，在武俠、言情、推理、諜戰等方面都已有一定數量的作品儲備。比如薛海翔《潛伏在黎明之前》是故事性和技巧性兼具的電視劇作品。薛海翔與影視的緣分，在1998年寫作《情感簽證》時已有伏筆。作品采用“后設小說”的敘事技巧，圍繞著作家“我”創作一個名為《情感簽證》的劇本而展開。他不斷打破所講述故事的真實性，對邏輯、理性和秩序重新拆解，記憶和思想碎片的組接使文本升騰出黑色幽默的意趣。二是新生代作家作品。張惠雯、葛亮、李鳳群、山颯、柳營、周潔茹這些“70后”作家，都具備獨立的文學理念和藝術風格。

同時，我想說，年代故事也沒有過時，它是有其獨特意義的，“每一個時代，在不同的家族歷史中都有著各自的、甚至是迥異的記憶和詮釋，這也是為什么書寫同一年代同一事件的文學作品，會有許多個不同的版本。小說能做的，就是盡量真實地呈現一段私人版本的歷史。”（張翎：《真相的對立面，不一定是謊言》）不同閱歷，積累不同經驗，再結構不同故事，才能衍生與綻放五彩斑斕的人生和千姿百態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