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有詩的人，縱然不逞口舌之強、言辭之利，也會用行動寫出“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公元975年，偏安江南近40年的南唐被滅，后主李煜成為北宋的俘虜，被押到汴京。與他同行的，是他已經(jīng)蜚聲海內(nèi)的詞句。“刬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鳳簫吹斷水云閑，重按霓裳歌遍徹。”3年后，他又因回憶故國，寫下“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而被宋太宗毒殺。臺灣文化學者蔣勛說：“李后主是戰(zhàn)爭的失敗者，又是文化上的戰(zhàn)勝者。因為他的詞征服了汴京，整個汴京的文人都開始填詞。”

宋詞，從歌伎酒肆的小調(diào)，轉(zhuǎn)變?yōu)橹袊幕飞吓c唐詩并肩的文化高峰。

文化的魅力，從不、也永遠不會屈從于任何壓力。詩書傳家濟世，是一個不可改變的規(guī)律。

曾有學者在報刊上撰文，批評當下有些人“不會說話”，往往在語言中表現(xiàn)出一種傲慢，或頤指氣使，或口無遮攔，或索然無味，或不知所云。《人民日報》前副總編輯梁衡曾在值夜班時撤下一篇評論，其撤稿意見大意是，一篇千字文連續(xù)出現(xiàn)13個“要”字，“一要再要”的霸道作風、官樣文章令人生厭。不會說、不會寫的問題存在已久，解決這個問題，不妨去學學詩。正如孔夫子所言：“不學詩，無以言。”

學詩不僅僅是學技巧。中國古詩詞中有豐富的表現(xiàn)手法，但只去學技巧，卻難以真正提高自己說與寫的能力，更不能改變自己思考的內(nèi)容和方式。“詩言志”，一個人，境界不高、格局不大、眼界不廣，技巧再多有什么用呢？梁衡說，只會用“要”字寫評論的人，是“權(quán)”的意識、“官”的意識太重了。有了這樣的意識，技巧再多也用不出來，或根本懶得去用，只留下一副高高在上的冷面孔，臭在那里。

學詩是披沙揀金、去粗取精的過程。詩人未必都是君子，更不都是好人，李國文先生在隨筆中就列舉過一系列令人不齒的詩人賤行。但好詩總是人生最美好的部分、最真誠的感情、最真切的心志的反映。經(jīng)過漫長時間的化學作用，去腐朽，凝神奇，“表里俱澄澈”。錢鐘書先生把文章喻為雞蛋，作者喻為母雞。隨著時間的流逝，讀者更多關(guān)心的是雞蛋的質(zhì)量，而不再注意那只母雞當初是否貞潔，或許這就是文化的自凈功能。遠離了詩，就遠離了自省，弱化了趣味，鈍化了對美最初的向往，麻木了心靈中最本真的部分。真心實意親近古詩詞，用詩意抵消生活的粗糲，用壯闊開掘思維的閉塞，用精致磨洗庸常的瑣屑，知恥、知禮、知不可為，這就是詩，讓一個人形端表正，擴大到社會，“再使風俗淳”。因此，《中國詩詞大會》比拼的絕不是記憶力，而是對審美、對感知、對體用的回歸，讓我們的口耳鼻舌觸重新敏感起來，讓我們知道該說什么、該怎樣說。

人人都能讀懂詩，也會被真正的好詩折服。北宋初期的汴京，人人醉迷于李后主的詞，并不在乎他的亡國之君的身份。《紅樓夢》中被人買來賣去的香菱，同樣可以感知“渡頭余落日，墟里上孤煙”的韻味。在中原大地，那些不識字的農(nóng)民也會從“頭戴金冠壓雙鬢，當年的鐵甲又披上了身。帥字旗，飄入云，斗大的穆字震乾坤”的唱詞中熟悉穆桂英、楊家將，把家國情懷刻在心里。心中有詩的人，縱然不逞口舌之強、言辭之利，也會用行動寫出“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這才是打開詩的正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