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典型的文學地域主義概念，“里下河文學流派”被提出、闡釋、傳播的過程，看似理所當然、水到渠成，其實，作為一種與文學史、文學批評話語傳統、話語慣性相關的觀念構筑，它內部天然地隱含著非常復雜的矛盾性。無論創作還是相關研究，目前對其復雜性的揭示似乎還不夠。雖然已經有很多優秀的學者，針對“里下河文學流派”及其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做過一些多元化的、有效的研究和闡釋，但我個人認為，關于“里下河文學流派”的有關討論應該正視以下幾種難以回避的問題：

第一，在經由“里下河文學流派”這樣一個文學地理學的視野考察相關作家的創作時，所使用的理論范疇、美學觀念和歷史性維度，幾乎都是文學史、文學批評固有的、約定俗成的，這就導致這樣一個相對較新的概念的特殊性無法凸顯，其內部的文化肌理的復雜性以及引發的多樣的美學景觀，尚需要更新穎的、更具當下意識的視角來開掘和呈現。尤其針對地域主義、地方性、民間、古典、傳統等文化、美學的諸多范疇，在劇變的當下受到文化同一性、同質化傾向的威脅，所出現的裂變、消散甚至消解的危險，雖然已經在很多作家（包括在鄉的寫作和離鄉的流動的主體的寫作及其相應的鏡像）及其創作中引發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變化，但我們針對這些最具當下性、當代性的變化的研究呈現還很不夠。

第二，無論是創作還是研究，“里下河文學流派”都應該警惕文學地域主義美學的簡單化傾向（比如機械呈現地方性色彩、地方文化心理、文化懷舊、現代化創傷、主流敘事等），不能用地域主義作繭自縛、先入為主，切忌使地方性、地方色彩等符號化敘事成為平庸的、重復性寫作的護身符。這種看法其實并不是舍棄所有具備地方性因素的寫作的價值，而是對這一類型的寫作提出了更加復雜化、精微化的新要求，以免過多地受到地方性的拘囿和限制。

第三，“里下河文學流派”等地域文學流派的描述不能過度強調“大作家”、經典作家的代表性，或者概念化地強調其寫作表征化的地方性，而應當呈現地域文學生態和文學主體的更加多元化的面向，及相關創作溢出“地方性”、“地域性”范疇的路徑、可能性和有益的啟示。比如曉華、汪政在《里下河文學的多樣性與闡釋空間》中調整理論姿態，從田野調查的角度，突破了“大作家”和單一文體（小說）的局限，提出并強調了“業余寫作者”和“潛在寫作者”對于構筑和維護“里下河文學”的重要性。這與何平所說的“數量可觀的‘文學無名者’”是一致的：“我需要正視的恰恰是這些“業余”的地方性寫作者之于其個人的精神建構，之于地方文化建設，之于整個中國當代文學格局的意義。”（《“里下河文學流派”：傳統再造和文學空間的生產》）

第四，面對“里下河文學流派”不可避免的“經典化”形成的陰影，所謂“業余”寫作者（或潛在寫作者）和新的代際寫作者應該有勇氣培育布魯姆針對“強者詩人”所提出的“影響的焦慮”，用充滿野心的寫作實踐去修正、顛覆前輩寫作者或經典作品形成的固定化的“地方性”，而不是匍匐在前輩寫作者的陰影中畏葸不前，或一味重申經典作品的不可超越性，從而習慣性地把自己安置在固有的地方性美學秩序中。盡管像龐羽、周端端等“90后”的寫作者已經嶄露頭角，并且有了更具活力和當下性因素的異質性文學呈現，但對她們來說，如何在表達局部的地方性陣痛的同時，兼顧獨特的個人性和普泛的時代性，仍然需要更艱巨的探索和努力。

第五，“里下河文學流派”是一個歷史范疇，其社會學和美學根基來自于80年代，其所謂的傳統性和相應的輝煌基本無法再現和復制，與其相關的基層的文學氛圍、文化多樣性和文學主體視野的深度、寬度和廣度，都在呈現一種不可遏制的衰微態勢（文學權力過度集中的后果），地方性寫作的危機正在消解文學地域主義的理念。因此，對于“里下河文學流派”而言，激勵和扶持是比歷史性回顧、研究和頌揚更重要的態度，但已有的經驗教訓告誡我們，應當避免讓激勵和扶持成為一種抑制性因素，一種對故步自封的美學和權力秩序的強化（即扶持和激勵要有必要的尺度和價值判定，不能為扶持而扶持）。比如所謂的“潛在寫作者”、“地方性寫作者”和“文學無名者”的豐富性和普遍性，在當下乃至未來的一二十年還會不會存在？如果這樣的文學根基、文學土壤在衰敗，甚或消失了，那“里下河文學流派”的未來如何維系？比如當下文學場域中經由獎勵、簽約、培訓等多種方式進行的扶持和激勵行為，是否具備充分的有效性和可持續性？尤其在針對新的代際寫作所引發的“青年焦慮”中，是否存在很多拔苗助長的現象？這些疑問和憂慮并非杞人憂天，而是關乎“里下河文學流派”是否可以延續繁榮的一些至關重要的問題。

當然，對“里下河文學流派”面臨的困境的呈現不是最終取消地域主義、地方性寫作的合法性和可能性，而是從文學無法回避的逐漸衰微的當代性的角度，對這種寫作未來將要面臨的挑戰的提醒，以及相應的探索路徑和向度的一種啟示。眾所周知，對文學地域主義或地方性寫作帶來最大威脅的恰恰是生產它的全球化、現代性，后者是地域主義視野的激勵者和終結者。因此，作為20世紀80年代美學遺產和理論遺產的“里下河文學流派”這一理論范疇，必須盡快建構自身成熟的當代性、當下性美學，而不是停留在鄉土文學的陳舊秩序中。當下及未來文學的肉身主要是城市化的，而城市化是單一的、同質性的，地方性在與城市化對峙的過程中，也構筑出一個與單一化空間和美學形成復雜張力的美學地帶，其可挖掘和呈現的可能性已經在現代主義的發展中被驗證過了。地方性既是歷史的，也是當下的，對中國地方性寫作而言，它是可生長的、可重塑的。怎樣把地方性的陳舊的、固定化的語言外觀、美學外觀撕碎，然后重鑄為瞬時的、碎片式的、彈孔式的、棱鏡式的、鑲嵌式的、不確定的地方性，也許是將來“里下河文學流派”繼續蓬勃生長的可能的方向。套用一個建筑學的概念，文學地域主義需要從固有的階段過渡到“批判的地域主義”（Critical Regionalism）階段，即在極端的傳統主義和現代主義之上找到更恰當、更有文學性的位置。因此我們有必要把“批判的地域主義”的6個核心要素贅述如下，以期為“里下河文學流派”的未來重塑提供一些更有挑戰性和創新性的方向：

一是批判的地域主義被理解為是一種邊緣性的建筑實踐，它雖然對現代主義持批判的態度，但它拒絕拋棄現代建筑遺產中有關進步和解放的內容。

二是批判的地域主義表明這是一種有意識有良知的建筑思想。它并不強調和炫耀那種不顧場址而設計的孤零零的建筑，而是強調場址對建筑的決定作用。

三是批判的地域主義強調對建筑的建構（Tectonic）要素的實現和使用，而不鼓勵將環境簡化為一系列無規則的布景和道具式的風景景象系列。

四是批判的地域主義不可避免地要強調特定場址的要素，這種要素包括從地形地貌到光線在結構要素中所起的作用。

五是批判的地域主義不僅僅強調視覺，而且強調觸覺。它反對當代信息媒介時代那種真實的經驗被信息所取代的傾向。

六是批判的地域主義雖然反對那種對地方和鄉土建筑的煽情模仿，但它并不反對偶爾對地方和鄉土要素進行解釋，并將其作為一種選擇和分離性的手法或片段注入建筑整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