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而語言又必須以特定的文字符號來表述。據說世界上原本有6000多種語言，隨著時光的推移，語言的種類正在逐漸減少，這是令人堪憂的現實。有時候，在世界的某一角落，隨著一個老人的逝去，一種語言就會消失，時光就是這樣殘酷。另外，不是所有的語言都有相匹配的文字，所以，對操有自己語言的一些民族，用母語書寫便成了一道難以逾越的歷史鴻溝。他們只能用第二種語言來寫作，而非母語。這是一個世界性的現象。即便是語言和文字都有了， 還得有以這種語言文字為內容的系統教育體系，源源不斷地培養出精于這種語言特殊語法和詞匯的人才，執筆寫作的作家方會出現。而這一切的實現，則是以經濟、社會、文化、法律的保障為先決條件的，否則難以企及。

一個民族，在一條河的兩岸，可能就會使用兩種語言。裕固族就是這樣的民族，這個民族的語言，在河西為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河東為阿爾泰語系蒙古語族，千百年來便這么傳承下來。可是今天，當現代化的步伐急速走到這里，對于這種語言的延續真的帶來了尖銳的挑戰。裕固族作家基本都在用漢語寫作，而分為兩個語族的母語，歷史上雖以口耳相傳的方式產生過《堯熬爾來自西州哈卓》這樣的敘事長詩和大量的民歌、民間故事，但是今天，隨著現代教育的普及和廣播電視、互聯網、云計算的覆蓋，民間文學想象的空間越來越小。因此，對于裕固族母語來說，通常的口語會話還會延續下去，但是以這種語言為支撐的新的文學藝術創作則難以見到。這就是一些母語所面臨的客觀現實。

納西族創造了“東巴文”和“哥巴文”兩種古文字，而且至今還使用著這兩種古文字，這在世界文字發展史上的確是個奇跡。可以說，“東巴文”和“哥巴文”是貨真價實的語言文字文化標識，恪守著一方天地，它們雖然傳承下來了，但在今天僅限于少數專家學者研究使用，與納西族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存在隔膜。這不由得讓人擔心，這樣的母語文化，隨著時間的推移，會成為語言文字的活化石。因為，除了歷史上記載的“東巴經”，由這兩種文字創作的當代文學作品極為鮮見，納西族作家幾乎都在運用漢語創作。這是有文字的母語的另一種真實處境。

同一個民族因生活在不同地域或者不同國度，雖然語言相同，但文字不同的現象也是客觀存在的。比如蒙古語，在內蒙古用的是舊蒙文（當然，在元朝時，元世祖忽必烈還推行過源自藏文的八思巴文），在新疆的蒙古族使用的是托忒蒙文（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獎評獎時，將托忒蒙文作為一種文字授獎），而在蒙古國，使用的是基里爾字母。而現行蒙古文，要到很晚才形成和流行于民間。1648年，咱雅班第達在畏兀兒式蒙古文基礎上創造了適合衛拉特方言的托忒文，差不多與此同時，通行于其他地區的畏兀兒式蒙古文也發生了變化，形成了近代蒙古文。

這種現象在哈薩克語中也存在，我國的哈薩克族使用的是由阿拉伯文轉換過來的老文字（上世紀60年代初期到80年代初期，新疆的維吾爾族、哈薩克族還推行過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新文字）。在上世紀30年代，哈薩克族曾一度改用過拉丁字母，到了40年代，又重新推行基里爾（斯拉夫）字母。現今的哈薩克斯坦使用的便是基里爾字母，而在土耳其的哈薩克人使用的則是拉丁字母。同一種母語，由于文字的不同或更替，在不同文本之間便有了隔閡，需要轉寫成另一種文字才能溝通。這也是一個奇特的母語現實。

而在我國南方，彝族文字在不同地區曾有不同的表述。新中國成立之后，特別是經過60多年的發展，這種差異已經基本消除。我國的傣族文字，與泰國的傣文是相同的，所以我國傣文文學作品走出邊界也很受歡迎。而哈尼族、景頗族、傈僳族等民族，都有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文字，并有以這種文字為基礎的文學創作活動，出版有圖書期刊。我國少數民族人口最多的壯族，也有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文字，有壯語電視節目、期刊、出版物。但是，這些民族的創作主體，大多使用漢語創作。

當然，用第二種語言寫作，出現了許多成功的范例。在拉丁美洲，已經造就出一大批世界級的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作家，其中，最為我們熟悉的便是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印度等國產生了用英文寫作的作家。在非洲等地也有用法語寫作的作家……這是跨文化、跨國界的例子，在一國之內，使用第二種語言寫作的作家也很多。在我國，一大批活躍于文壇的少數民族作家，都在用漢語寫作。由于第二種語言的受眾廣泛，人口眾多，作家作品的影響空間自然要開闊得多。據統計，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10種語言是：漢語、英語、俄語、西班牙語、北印度語、阿拉伯語、葡萄牙語、孟加拉語、德語和日語。有19種語言的使用人口達到5000萬以上，總數約占全球人口的75％。就使用人數來說，漢語居首位；從分布面積而言，通用英語的國家達34個。另外，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語言沒有文字。目前，有20余種語言已經不能對話，瀕臨消亡。

在人類歷史上，一些語言曾經面臨很大的困境，但最后又復興起來了，比如希伯來語和希伯來文。公元前70年，羅馬人攻毀猶太人的都城耶路撒冷，自此猶太人被逐出家園流落世界各地，他們有時不得不使用寄居國的語言，以致希伯來口語慢慢衰弱。所幸書面語言保留在《圣經》、死海古卷和大量猶太教法典及文獻之中。這便是文字記載母語的另一種力量。

直至約2000年后，在19世紀下半葉，出生在立陶宛的一位猶太青年埃里澤·本·耶胡達決心復興希伯來語。1879年，他發表論文《事關大局的問題》，提出在現代世俗世界同化壓力下，猶太民族面臨作為一個民族如何生存下去的重大問題，擁有共同的語言和共同的家園，才是猶太民族存在的必要條件。1884年，他開始發行一份周報，并著手編纂一部希伯來語字典，并不斷充實詞匯量。1890年12月，他組建了一個希伯來語委員會——即希伯來語研究院前身——以推動猶太人重新學會說希伯來語。此后，耶胡達找到了一些志同道合者。他不僅要求他們使用希伯來語，還堅持要求讓他們的子女把希伯來語作為母語來學。有志者事竟成。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巴勒斯坦地區全部使用希伯來語的幼兒園、中小學和專業學校已達64所。后來，希伯來語在以色列國建立前后也經受過多次挑戰，但是希伯來語作為存活語言的地位并未受到影響。今天的希伯來語，與2000多年前的希伯來語竟然相通，這還要感謝對于一種母語的原初文字記載。

《蒙古秘史》的傳承則是另外一個奇跡。《蒙古秘史》是一部關于蒙古民族和北方草原民族的歷史文化著作，翔實記載了成吉思汗家族、蒙古民族的崛起，以及窩闊臺汗統治時期的歷史，個別內容甚至涉及窩闊臺汗以后的史實，以及有關北方草原民族的大量史料、傳說、故事、風俗、習慣、詞匯、諺語、歌謠等，也是一部大量采用散文體和韻文體（詩體）語言敘述的古典文學名著。

《蒙古秘史》，又稱《元朝秘史》，在《元史》中由蒙古語音譯名為《脫卜赤顏》（或《脫必赤顏》《蒙古脫不赤顏》），漢譯名為《國史》。沿傳于今的《蒙古秘史》，最初由畏兀兒文書寫而成，但在元朝時期只許皇室御覽，密藏于金柜，沒有傳布民間。后經編纂《永樂大典》的明朝史家篩選，題名為《元朝秘史》，作為蒙古語漢語對照本，收進大典。這是一本由明朝四夷館用漢字音寫蒙古語原文的奇書，逐詞傍注漢譯，音譯擇字自成一體，由此保存了這部重要典籍。后人由漢字標音記載，將之恢復為蒙古語，并轉譯成多種語言。后來，西方學者為學術研究方便起見，在原有分卷分段基礎上，對《元朝秘史》做了“學術分節”，共282節，按節編序的做法沿用至今。可以說，這是一個失而復得、死而復生的文本。史實證明，無論用哪種文字記載，只要是文本存在，就可以還原一種母語范本，《蒙古秘史》便是一個生動的實例。

《古蘭經》是一部優美的阿拉伯語韻文巨著。《古蘭經》共分114章，其中麥加章為86章，麥地那章為28章，共6666句。到了近代，《古蘭經》有了更多不同語種的譯文，但是，吟誦時則必須以阿拉伯語發聲。全世界大概有16億人信奉伊斯蘭教，這又是另一道奇特的母語風景線。

現在通行的朝鮮文，創制于1444年。在此之前的朝鮮語，長期使用漢文記載，存在言文不一的現象。后又取漢字音義記錄朝鮮語，史稱“吏讀文”，但依然無法精確記錄朝鮮語。李氏朝鮮建立后，至世宗朝（1418-1450），為鞏固政權，加強文治，創制民族文字“訓民正音”。創制當初是由左向右、自上而下縱寫。而現在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和我國朝鮮族通行自左到右橫寫。韓國兩種均可，當以自左至右橫排為主。朝鮮于1948年取消夾用漢字，用純朝鮮文。韓國迄今仍允許夾用一定數量的漢字。

人類充滿了夢想，世界語的創制與使用便是一個實證。1887年波蘭猶太裔醫生柴門霍夫博士在印歐語系基礎上創立世界語，意在消除國際交往中的語言障礙，便于全世界不同種族、不同膚色的人們都能在人類大家庭中親如兄弟姐妹一樣和睦共處。在現實世界中，世界語已經成為使用最為廣泛的國際輔助語，全球150多個國家和地區都有世界語組織和兼用世界語者。

有趣的是，在進入信息化時代以后，人類所有的語言文字，統一由一個“1”和一個“0”編入程序。而在云計算時代，人類的所有言行都將納入虛擬空間，這才是最為壯觀的母語現象。

當然，歷史上也有不同語言和文字的消亡，在我國就有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成為了一種歷史現象。目前，除了極個別專家能夠破解譯讀，已無人群使用。其實，任何一種語言的消失，都將是人類社會共同的損失。我們應該鼓勵那些最小的族群用自己的母語書寫美麗的詩行，以留下人類社會共同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