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讀者大都熟知韓劇，其實，韓國女性作家在世界文壇上也是一道迷人的風景。最近，《紐約時報》2016年度虛構類十大好書出爐，韓國女作家韓江的長篇小說《素食者》赫然在列。這部小說此前還在2016年曼布克國際文學獎的爭奪中，擊敗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爾罕·帕慕克的《我腦袋里的怪東西》，以及卡夫卡獎得主、中國作家閻連科的《四書》等勁敵而一舉折桂。——豈止是韓江！聯想到新世紀以來，韓國各大文學獎項大部分被女作家收入囊中，更能看出韓國女作家實力之強。可以說，在多元的文化格局中，韓國女作家以其獨特的女性書寫、特有的細膩和柔情，為動蕩歲月中的讀者帶來精神慰藉，也呼應了愈來愈熱的女性寫作世界潮流。

“尋找母親”余波和母親形象反省

自20世紀90年代登上文壇以來，申京淑始終都是韓國文學當仁不讓的領頭羊（盡管發生了令人遺憾的“剽竊”事件）。她以深沉的情感和委婉低徊的個人史敘事贏得了讀者長久的熱愛。其2008年出版的長篇力作《尋找母親》（又譯《媽媽，你在哪里？》）被譽為“母愛圣經”，僅在韓國本土便暢銷300萬冊，并在2011年力挫群雄，斬獲第五屆英仕曼亞洲文學獎。

《尋找母親》可以說是申京淑拋向韓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的“深水炸彈”，余波至今不散。這是因為，小說中的母親也是我們每個人的母親。作家的深意在于：通過生命中的深情回望，重新尋找和發現母親，并且在被社會生活填滿的心靈深處重新留出母親的位置。

當讀者沉浸于親情感動的時候，韓國文學界也在深入討論韓國母親（K-Moms）的傳統由來和具體特征，并對當代韓國母親形象的嬗變作出診斷。評論家鄭弘樹認為，“《尋找母親》是對那些經歷了韓國近現代史的苦難、不得不將自身存在埋藏于歲月之中的無數母親表示遲到卻深切的哀悼”。評論家表晶勛則解讀說，韓國母親的這種形象，與韓國現代史基本上是苦難史這一歷史原因不可分割。韓國1910年被日本吞并，二戰后光復雖取得獨立，然后又爆發朝鮮戰爭，南北分裂。戰后社會現實變化劇烈，生存狀態嚴峻，韓國母親只能繼續以堅定的奉獻和犧牲精神守護家人兒女。然而，韓國母親們的這種極致的“利家主義”也不可避免地凸顯出其負面效應。例如，徘徊于“愛與偏執”之間的母親們以愛的名義強迫孩子拼命學習，結果導致越來越多的喪失了獨立性和責任感的“裙腳仔”；由于母親們統籌家庭經濟和教育大業，致使“父親”在很多家庭地位一落千丈，就像年輕女作家黃貞殷小說寫的那樣，有一天“父親”突然變成了帽子，被棄置于房間的角落而無人理睬，等等。這些現象引起了人們的反思，千云寧的短篇小說集《媽媽也知道》（2013）和金息的長篇小說《女人和進化的敵人》（2013）正是兩部反省母親形象的作品。

《媽媽也知道》共收錄7個短篇，大部分描繪的是看似自然卻又不正常的父母和子女的關系。其中《睜眼閉眼》和《我的殘酷而悲傷的孩子們》兩個短篇相互獨立，內容上又相互關聯。14歲和7歲的姐妹成長于無人看管的環境，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誰。某個公寓區發生了驚人的殺人事件，誰也沒有料到，犯罪嫌疑人竟然是這兩個小女孩！媽媽在接受調查時哭訴說：“這不是我自己要生的孩子，是她們自己出來的……”負責辦案的刑警心里冒出奇妙的快感和共鳴，原來他也是不愿生孩子的男人。顯而易見，時代發展到今天，要求這樣的女性成為具有奉獻精神的母親角色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這種“被迫的母親”已經與傳統意義上的韓國母親拉開了相當大的距離。

金息的長篇小說《女人和進化的敵人》則勇敢揭露了隱藏于“犧牲的母親”形象之后的殘忍暴力，同時反思了要求母親必須做出犧牲的集體無意識。新一代人夢想著“比母親那代人更好的生活”，而母親便成了他們成功路上的犧牲品。小說中的兒媳正是如此，為了實現“只想讓我的孩子住進好公寓”的信念，兒媳決心和婆婆同住卻像使喚傭人似地使喚婆婆，為了成為“我兒子”的“優秀媽媽”，她自認為理所當然地犧牲“另一個媽媽”。當女作家用這樣的視角來刻畫母親形象的時候，我們有理由相信其真實性和客觀性，同時也必須做好心理準備，以迎接另類的母親。

女作家筆下的“都市生態學”

“80后”女作家金愛爛因兩部短篇小說集《爸爸，快跑》（2005）和《口水打轉》（2007）贏得了巨大的聲譽，不僅橫掃各大文學獎項，甚至贏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勒克萊齊奧的熱烈贊美。

金愛爛作品的主人公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經常思考我是誰的人”，一類是“經常思考你是誰的人”。如果說前者的思考是對自我本質的追問，那么后者的思考就是對于自我與他人關系的追問。迄今為止，金愛爛的短篇小說大都往返于這兩種思考之間，前者可以看作某種“家庭羅曼史”，如《爸爸，快跑》《她有失眠的理由》《愛的問候》等，后者可以看作是“都市生態學”，如《我去便利店》《β星越過子午線的時候》《圣誕特輯》等。作為經歷了亞洲金融危機（韓國稱之為“IMF事態”）、親身見證了父權淪落的新生代，金愛爛將父親刻畫為遺棄子女的無責任感的人和乞食于女兒的無能力的人。金愛爛的敘事主人公并不是浪漫主義者，而是更接近于冷靜的現實主義者。另外，作家的優點同樣發揮于“都市生態學”類型的小說，她動員了細微的觀察、新鮮的感覺和豐富的細節，出色地描寫了周圍年輕人的日常生活和生命狀態。

在金愛爛長篇小說《我的忐忑人生》（2011）中，一位叫阿美的男孩不幸患上了早衰癥，剛滿17歲卻有著80歲的衰老的臉龐，渾身無力，不能出門，只能沉浸在書海里消磨時光。在逐漸走向死亡的過程中，阿美不斷復原自己的生命記憶，親眼目睹了自己的出生和成長，親眼見證了父親和母親，也包括自己在內的家庭面對命運摧折之際的無奈和悲涼。書中，阿美想象自己在運動場上踢足球、打棒球，且隊友都是莎士比亞、荷馬、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這樣的大文豪、大哲學家，這充分顯示出金愛爛的想象力和敘事才華，也使得這個令人唏噓不已的悲劇故事顯得溫暖而從容，主人公對于生命的追問和探索也變得更加積極而富有意義。

片惠英被譽為“韓國的卡夫卡”，其冷酷的描述性短句無絲毫的感傷，這本身就是對早已荒漠化的現代文明的風格模擬。第42屆東仁文學獎獲獎作品《傍晚的求愛》（2011）從早期關注的自然主題轉向城市文明的深處，整個現代社會成了迷宮，徹底變成了沒有差異和區別的混沌，成為無可依賴也無從改善的相同的空間和時間支配的噩夢世界。作品描繪的韓國現代城市風景讓人聯想到卡夫卡在《城堡》中描繪的現代文明寓言。白英玉奉獻給讀者的是現代人為了打造“名片”而失去的靈魂風景，在其小說集《小戀愛》（2011）中，出現了很多從事現代性職業的人物，他們擁有體面的工作，卻因為表達自身欲望的職業活動而逐漸喪失了本質。

韓國社會的“單人家庭”正在逐漸增加，住“單人房”，獨自生活、獨自吃飯、獨自死去，孤獨的人們越來越多。而在幾十年之前，三代同堂的大家庭制度在韓國社會還很普遍，但現在的社會已經開始質疑“家庭”這個概念本身。面對這種社會現象，女作家們以敏銳的感覺，努力探究逐漸被韓國人遺忘的“家庭”的歷史和意義。尹成姬的長篇小說《看客》（2010）講述了某個少年三度戰勝死亡幸存下來的故事，同時刻畫了八口之家在生活之中相互影響的過程。孔善玉長篇小說《英蘭》（2010）講述了事故中失去丈夫和兒子的“我”，如何撫平往日創傷，重生為“英蘭”的故事。在黃貞殷長篇小說《我還要繼續》（2014）中，小蘿和娜娜對母性、愛情和人際關系產生了深深的懷疑，而住在隔壁的順子母子便成了兩姐妹的救贖。這幾部小說都提醒我們，相互之間的信任何其重要，來自人際關系的創傷也只能在人與人之間得到治愈。

走出香閨 直面殘酷現實

韓江是著名作家韓勝源的女兒，也是“70后”作家中最早斬獲李箱文學獎的作家，更因父女同獲該獎而創造了韓國文學史上的奇跡。韓江不像別的女作家那樣細膩婉約，筆調異常沉重，尖銳而深刻，出道以來深受評論界和讀者的推崇。《少年來了》（2014）是韓江的第六部長篇小說，背景設定在1980年5月的光州，講述1980年5月18日之后10天時間里的光州民主化運動情景，以及幸存者的后續故事。這部小說延續了韓江精巧而綿密的語言，全部敘事以嚴格考證和實地采訪為基礎，踏實而可信。“失去你們之后，我們的時間變成了黑夜。我們的家、我們的街道變成了黑夜。我們在越來越黑，再也不會明亮起來的夜里吃飯，走路，睡覺。”韓江細致入微地刻畫了在黑暗和暴力的世界上受傷的人們，勇敢地直視五月光州的殘酷大屠殺。

河在英的長篇處女作《丑聞》（2010）講述了在互聯網時代，由不實傳聞而引發的女演員之死。傳聞通過回帖迅速膨脹，我們每個人作為大眾的一分子，也被動地參與了這個過程。作家尖銳地揭示了新媒體社會中通過回帖和傳聞歪曲與重構“真實”的恐怖機制。

鄭裕靜的長篇小說《28》（2013）描寫了首爾衛星城——花陽因怪病“紅眼”而被封鎖28天的故事。這種病可以在人與犬之間傳播，且傳染力相當可怕。正如禽流感發生的時候，人類理直氣壯地捕殺禽類，花陽市同樣選擇了捕殺犬類，以保障人類的生存。鄭裕靜的初衷當然不是歌頌危急關頭挺身而出、化解危難的英雄人物，她要追問的乃是生存與毀滅之間的道德問題：我們人類的生命難道總是比其他生命更寶貴嗎？如果是犧牲其他生命換取人的生存權，那么人們該如何克服愧疚感和負罪感？韓江在她的《素食者》中也發出了同樣的追問。女作家在獲得曼布克國際文學獎后曾向法新社表示，這部作品刻畫出主人公想成為一株植物，遠離世俗，擺脫人性黑暗的一面，“透過這種極端的描述，我想對生而為人的難題提出質疑”。

除了上述作家，像近年涌現出的丁柚井、金思果、金美月、尹高溵、尹異形等年輕女作家也都展示出非凡的實力。她們以嶄新的感受力和迥異于前輩作家的表現力，勇敢卻又不失溫柔地描繪這個日新月異的世界，力求在資本無孔不入的時代留下心靈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