蕾拉·斯利馬尼

《甜蜜的歌》法文版

《食人魔的花園》法文版

2016年11月3日，摩洛哥裔法國作家蕾拉·斯利馬尼（Leila Slimani）的第二部作品《甜蜜的歌》（Chanson douce）一舉獲得了龔古爾獎。作為法國最權威的文學獎項之一，龔古爾文學獎已經有113年的歷史了，蕾拉·斯利馬尼是第12位獲此獎項的女作家。那么，是什么讓這位有著北非摩洛哥血統的“80后”女作家，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呢？

1981年，蕾拉·斯利馬尼出生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父親是摩洛哥人，而母親兼有法國阿爾薩斯和北非阿爾及利亞血統。雖然擁有法國和摩洛哥雙重國籍，但蕾拉從出生到高中一直待在摩洛哥，高中就讀于拉巴特的笛卡爾中學。父親是赫赫有名的銀行家和負責經濟事務的國務秘書 ，母親是摩洛哥第一批女醫生之一，蕾拉還有兩個姐妹。蕾拉一直用法語和雙親交流，阿拉伯語反倒說得并不太好。雖然父母非常開明，但蕾拉還是更向往巴黎的自由空氣。1999年，她來到巴黎，先在巴黎政治學院讀大學，畢業后嘗試著做女演員，隨后又去法國商校求學，攻讀傳媒專業，在那里她遇到了《快報》的主編克里斯多夫·巴爾比耶，這位伯樂提供給她實習的機會，蕾拉由此成為一名職業記者，后來就職于《年輕的非洲》雜志，專門為北非問題撰稿，從2008年一直工作到2012年才離職，專心從事文學創作，同時也發表些新聞報道。

2014年，蕾拉發表了第一部小說《食人魔的花園》（Dans le jardin de l’ogre）, 女性性癮者的題材選擇十分大膽，小說源于一則新聞報道的“DSK事件”——DSK是法國經濟學家、律師、政治家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名字的縮寫。2011年5月他涉嫌在紐約市的一家飯店侵害一名女性服務生，之后企圖逃回法國，在機場被捕，美國警方以性侵害、非法監禁、強暴未遂等罪名起訴。同年7月，事件出現逆轉，檢查方發現該女服務生在性侵犯指控和個人經歷的細節上有許多漏洞和不實之處。受到案件的啟發，蕾拉決定寫一個關于女性“性癮”的故事。小說一經出版，就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在當年的花神獎評選中，這部小說一度闖入最后一輪五選一的角逐。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記者，名叫阿黛爾，她對工作缺乏熱忱，慵懶閑散，卻熱衷于男歡女愛的性生活，并且樂此不疲，甚至沉醉成癮。她過著雙重生活，在巴黎她生活富裕，嫁給了醫生，自己作為記者也有收入，但是當夜晚來臨，她就會搖身一變，悄無聲息地進入另一片天地，以另一種身份生活。小說繼承了法國作家杜拉斯自傳和杜撰融為一體的寫作風格，虛虛實實、亦真亦假，讓讀者不禁懷疑是否蕾拉本人就是這樣的雙面嬌娃：一面陽光，一面陰暗；一面滿懷希望，一面感到絕望；一面冷靜，一面瘋狂。

對這樣的揣度蕾拉不予理睬，在她看來，阿黛爾并非她本人的寫照，而是一個沉迷于感官快感，失去對身體和存在方式的控制力，迷失了自我，并因為墮落而感到眩暈和迷醉的人物。這部小說同時也在彰顯勇氣和愛的力量，只有勇氣和愛，才能讓人們面對存在中的種種背叛永不言敗、自強不息。小說介于赤裸裸的色情描寫和路漫漫的自我找尋之間，始終充滿了神秘色彩：阿黛爾愛這些男人們嗎？她或許愛的是男人們投向她的目光，是她在男人們身上激起的欲望和感動。阿黛爾喜歡收集情人嗎？不完全是這樣。蕾拉這樣詮釋：“她對每一次征服既沒有榮耀感，也沒有羞恥心。她不記錄流水賬，記不住對方的名字，更不用說當時的情景了。她很快就忘了，這樣豈不是很好。”阿黛爾所追尋的僅僅是最簡單粗俗的，最具動物性的，只有離開小資的舒適生活，只有身處險境，才感到自我的存在和生命力，才能逃離生存中的尷尬和對自尊的傷害。

在不久的將來，這部小說將被改編成影視作品。如果美劇《欲望都市》是在謳歌女性自由的性解放，那么蕾拉的作品恰恰相反，她展現的是關于女性兩性關系這一話題所引發的爭論和寓言般的啟示：一旦靈魂迷失，肉體成為禁錮人們的囚籠，性癮者和毒癮者一樣，走向了自我毀滅的地獄之門。

蕾拉的第二部作品《甜蜜的歌》并不像小說的名字一樣充滿了甜蜜的味道，而是一個飽含辛酸和苦澀意味的關于愛恨和階級的故事：兩個年幼的孩子亞當和米拉被保姆路易斯殺害了，整部小說就是在回放釀成慘劇的一幕幕。小說可以稱得上是可怕的噩夢：死去的是幼童，殺死他們的是保姆，是人們往往很信任但其實非常不了解的人。孩子的父母都出自富有的資產階級階層，父親保羅制作音樂，母親米莉亞姆曾是律師。因為感到與社會脫節，孩子們的母親想要重新開始工作，開始面試保姆。路易斯是最完美的保姆：溫柔、靈巧、謹言慎行，會打掃房間，準備飯菜，孩子們也喜歡她，受到別人沖撞她竟然說對不起。但是路易斯也有些反常和怪異的舉止行為，感情起伏也很大，社會階層的隔閡和性格的不可控制導致她一步步走向癲狂。小說一開始就交代了結局，采用 “閃回”式的往事倒敘展開故事。

故事的靈感來自2012年10月發生在紐約的一則社會新聞：一位波多黎各裔的保姆殺死了她看護的孩子，而且對殺人動機諱莫如深。于是蕾拉把這個故事搬到了巴黎，在書中她描寫了法國中產階級家庭中的金錢關系、不可調和又十分隱蔽的階級矛盾，以及人性的瘋狂和陰暗：表面上看來路易斯是個忠誠、謹慎和倔強的保姆，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她還是一個內心陰暗的求偶狂。孩子的母親和保姆這兩名女性在小說中形成了不對稱關系，她們代表了社會階層的兩個極端，孩子的母親信任保姆卻不了解她，保姆嫉妒女主人，表面上卻十分恭順。蕾拉的筆觸冷峻而犀利，直言不諱又細致入微，仿佛是世界著名的偵探小說家喬治·西默農再世。

喬治·西默農是用法語創作的比利時作家，后世贊譽他將偵探小說變成了真文學。西默農的文字簡潔、清晰，重在心理分析，挖掘人性黑暗面。他的作品所營造的犯罪氣氛，往往令人膽戰心驚。蕾拉頗有西默農遺風，在創作這部小說時，她正孕育著第二個孩子，但她絲毫沒有表現出悲憫之情，而是冷酷地講述著殘忍的故事，始終與作品保持著距離。“嬰兒死了”是小說的開頭，伴以孩子母親的尖叫聲，宛若冰山一角被撕裂開，一則令人膽寒的悲劇寓言拉開了帷幕。

在讀者看來，第二部小說比第一部小說有了長足的進步，蕾拉認為這很正常，寫作就是一次次永不停歇的重新開始，她認為兩部小說之間是有一定關聯的。也有人質疑蕾拉的身份認同問題，她到底是法國人還是摩洛哥人？她回答說自己一出生就是擁有雙重國籍的人，也長著一副兩國混血兒的面孔，并且從來沒有為此而產生過困惑。不論是作為法國人還是作為摩洛哥公民，她都樂在其中。

作為記者，她在一次采訪中結識了摩洛哥著名作家塔哈爾·本·杰隆（Tahar Ben Jelloun），兩人成了忘年交，塔哈爾很欣賞蕾拉的作品，傳授給她一些經驗。在交往中，兩人談論摩洛哥的時局，用摩洛哥的方式開玩笑，也會交流對文學和藝術的見解。雖然蕾拉聲稱其作品沒有影射任何國家或任何文化，但仍然會引起摩洛哥的阿拉伯文化圈中信奉伊斯蘭教的人們的不滿。而蕾拉小說暢銷的原因，除了她自身的文學才華以外，恐怕就是讀者對蕾拉的好奇心了：一個摩洛哥女子竟敢如此大膽露骨地在全世界范圍內談論性愛！此外，評論家們也對蕾拉在情節的把握和處理方面表示欣賞，她的一氣呵成，避免了老生常談的女性話題，沖破了宗教禁忌的束縛，也沒有留給人們任何道德說教的余地。

僅僅出版了兩部小說，蕾拉就躋身法國文壇，龔古爾獎此次頒給“80后”作家，對青年寫作者來說無疑也是一種鼓舞。“我想把這本書獻給我的父母：獻給我那十多年前就去世了的父親，獻給我那今早剛剛從摩洛哥坐飛機趕過來的母親，因為她今天凌晨4點鐘有一種預感（我會獲獎），而我的母親總是很相信她的預感，所以她來了巴黎，她才剛剛到這兒半個小時，結果就是這樣（我獲獎了）……”通過獲獎感言的只言片語，蕾拉向世界展示了她率真的一面。雖然說“甜蜜的歌”作為這部悲劇寓言小說的題目有些名不副實，但蕾拉是可以擔當起“甜蜜的歌者”這一稱謂的，因為她為法國文壇注入了新鮮活力，唱出了新風尚和新韻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