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著名藝術批評家、作家、畫家約翰·伯格（John Berger）2017年1月2日在法國病逝，享年90歲。作為當今最具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蘇珊·桑塔格也曾表達過對約翰·伯格的尊崇并熱愛——“在當代英語作家中，我奉他為翹楚……他是一位杰出的藝術家與思想者。”約翰·伯格在視覺藝術欣賞領域擁有著巨大的影響力，他改變了一代人觀看藝術的方式。

評論人馬小鹽認為，約翰·伯格是繼本雅明、巴爾特、桑塔格之后，又一位對影像藝術如癡如醉的批評家。而在其關于“看”的著作中，名氣最大的《觀看之道》并非最好的，《另一種講述的方式》《看》《畢加索的成敗》《約定》都要更為厚重與深邃。同時，在藝術批評的光芒下，伯格還是一位擁有巨大才華的小說家，嚴謹的理性思維一點也不曾傷害到他柔軟的感性經驗，稍縱即逝的感性經驗亦一點也不曾抵觸過理性的嚴謹。無論影像理論，還是小說藝術，伯格都深受本雅明的影響。他的離去，對這個世界而言，某種程度上也是文化塌陷的一種隱喻。

伯格，一位著述豐盈，批評、繪畫、小說領域皆有超俗表現的文化大師，元旦剛過，便匆匆離世。相較2016年（2016年2月，埃柯離世），伯格的離世，似乎預示著2017年的文化氣候，將會更為寒冷。文化巨擘的消逝，對這個世界而言，往往是文化塌陷的隱喻。我們身處塌陷之地，唯有目送那些曾在我們的靈魂里留下深深文字印記的前輩就此遠去。

我讀伯格，是在2010年左右，當時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伯格的一套叢書。這套叢書里，令我驚喜的反而不是他的理論文集，而是他的小說集《我們在此相遇》。這本小說集，按傳統的文體分類，似乎不屬于小說，而是一本卓絕的隨筆集。實際上這本集子是典型的跨文體寫作:整部作品間于真實與虛幻、小說與隨筆、當下與追憶之間。以個人經驗為底色的半回憶錄小說，在世界范圍內寫得如此詩意優美的并不多見。在我看來，這本小說結構上的地志學寫作可與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相媲美，編織語言絲線的記憶術則可與納博科夫的《說吧，記憶》一比高低，只是納博科夫用循環往復的長句編織著他的記憶神毯，伯格則是長短句兼而有之。

《我們在此相遇》，是一本追憶逝者之書，也是一本追憶自身消逝時光之書。整部小說在書寫消逝而去的人物與安放人物所處的空間意象之間，處處匠心獨具。伯格將他記憶里的每一位值得追憶的逝者，安放在一個與逝者精神氣質完全吻合的城市之中。這是一種令人吃驚的地志學寫作方式。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所有的人物與城市都是虛構的，伯格這本小說中的所有城市與人物卻是真實的存在。這種真假參半的敘事方式，比起純虛構更有挑戰性。這顯然是一位藝術批評家給予自身小說文本特意制造的一道難題，也只有批評家才會以一種美學的分類法來書寫小說。整本小說，語言輕盈，情感哀傷，虛構奇麗，一些段落讀起來宛若在閱讀不曾分行的詩歌。讀完合上書籍的剎那，令人震驚的同時悵然若失。伯格的這本小說，對我而言，是秘而不宣的珍寶。今天，他已遠消逝，讓我再次復述當初閱讀它時給予我難以解釋的閱讀經驗，唯有一個詞：震驚。

在我看來，國內關于伯格文本的翻譯，由于偏重其藝術批評家的光芒，遮蓋了其作為小說家的巨大才華。到目前為止，關于伯格的小說翻譯，我只讀到《我們在此相遇》這一本書。事實上，伯格是一個非常會講故事的人。這一點，他深受本雅明《講故事的人》一文的影響。本雅明把講故事的人分為兩類，一類是定居者，一類是旅行者。早年生活在英國，中年之后移居至法國阿爾比斯山下的一個小村莊的伯格，定居者和旅行者的身份皆而有之。在那個小村莊里，他既是一個前來定居的人，也是一個異鄉人來的“講故事的人”。我期待在國內，早點看到伯格其他小說的漢譯本書籍。

伯格的《觀看之道》，是在世界范圍有著巨大影響的文論集。事實上，這本文集是伯格與他人合著（共五人）的一本影響范圍很廣的關于“看”之理論的文集。它原本是伯格為BBC策劃的一系列關于“看”之藝術的電視節目，后因節目播出后廣受歡迎，從而特意擴充整理而成的一部集子。在我看來，僅就影像理論而言，《觀看之道》并非伯格最好的著作，這本書之所以知名度高，是因當時搭乘了電視媒介的飛揚之翼。事實上，伯格所著的《另一種講述的方式》《看》《畢加索的成敗》《約定》比《觀看之道》更為厚重與深邃。前兩本著作伯格側重于對攝影的闡釋，后兩本的重心則傾向于繪畫藝術，《畢加索的成敗》一看標題便知，是一本專門論述畢加索畫作的批評文集。我想，伯格的這四本書，是每一位負責任的藝術批評家的必讀之書。當然，那些在中國藝術批評界渾水摸魚的藝術批評家，顯然不在此列。

伯格是繼本雅明、巴爾特、桑塔格之后，又一位對影像藝術如癡如醉的批評家。他一生的批評文本，都在強調“被看到”，在強調“看”的獨特經驗，在強調“看”之表象本身。這種對“看”的癡迷，最初源于他對繪畫藝術的熱愛。伯格不但是一位對色彩敏感的畫家，還是一位繪畫教師。在22歲到29歲的青年時期，長達七年之久，他的主要職業便是給學生講授如何繪畫。他對“看”的敏感，應該源于早年的人生經歷。26歲左右，伯格在給學生教授繪畫的同時，開始給倫敦激進的左派雜志《NEW STATESMAN 》（新政治家）撰稿，并迅速崛起，成為英國當時最有影響力的批評家。在流行一時的共產主義思潮的影響下，伯格成為一位秉持左派信念的公共知識分子，他為農民與工人鼓與呼，他信仰共產主義，他是一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徒。

無論影像理論，還是小說藝術，本雅明對伯格的影響，宛若父于子的血脈相承。同樣是本雅明文本的傳承者與闡釋者，比起阿甘本哲學理論的晦澀，伯格的批評文本更為明晰與清澈。這也是伯格在國外，深受大眾歡迎的重要原因之一。當然，伯格的批評文本，對我國大眾而言，似乎已經無比晦澀，因今天他去世的消息，很少看到普通讀者慣性的點蠟燭。這種現象，一方面顯示出民眾正在學習著不盲目跟從，另一方面則說明，伯格這個名字，比起桑塔格，對中國很多讀者而言，顯然無比突兀與陌生。

伯格一生，左手理論，右手小說，嚴謹的理性思維一點也不曾傷害到柔軟的感性經驗，稍縱即逝的感性經驗亦一點也不曾抵觸過理性的嚴謹。感性與理性，在伯格的筆下彼此互補、完美互融。比起桑塔格被理性嚴重殤飭的頗顯固化的小說文本，伯格的小說文本更為柔軟、優美與詩意。伯格曾言：大多數故事以死亡為開端，從這個意義上講，講故事的人是死亡的秘書（大意如此）。在我看來，伯格本人，便是一位將批評文本與小說藝術完美結合的死亡秘書。我相信，作為一名死亡的秘書，即若在公眾的視野消逝，亦從未真的死去。他會在很多年后，在與心有靈犀的閱讀者的驚喜相遇里，再度從紀錄下來的文本中，翩然復活。

文章來源：鳳凰文化原創欄目《洞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