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地域的關系一直是文學史上令人感興趣的話題，地域作家群的研究也是學界關心的一個重點。一些文學流派和作家的名字，自然而然與他們生長的那片土地聯系起來。中國古代許多文學家族和文學流派的產生和傳承，都以地域為依托，甚至于提到某些作家、某些流派，我們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將他們與特定的地域聯系在一起，如“三蘇”“竟陵派”“桐城派”“常州詞派”等。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這種情況也不少見，如沈從文與湘西、老舍與北京、張愛玲與上海、蕭紅與呼蘭河等。新世紀以來，學界則鮮少有“流派”的提法，甚至有學者認為“中國當代文學沒有流派”。這實在令人遺憾，因為文學流派的出現可以說是文學繁榮的重要標志之一。但是，令人欣喜的是，就在學界為當代文學沒有流派而苦惱時，在水汽氤氳的里下河，一個文學流派已經悄然登場……

“水”氣浸染的柔情人性

早在19世紀，法國著名的史學家、美學家丹納就在《法國文學史》的序言中提出了“種族、環境和時代”是決定文學創作和發展的三要素的觀點。環境對文學的影響是潛在的，作家所處的地域不僅影響作家本人的個性氣質、審美情趣，還會影響他表現的內容以及藝術表現方式。里下河文學流派作為一個地域特征鮮明的文學流派，自然與其所處的自然環境有不可分割的關系。正如該派的汪曾祺老先生所說：“我的家鄉是一個水鄉……水不但于不自覺中成了我的一些小說的背景，并且也影響了我的小說的風格。水有時是洶涌澎湃的，但我們那里的水平常總是柔軟的、平和的靜靜地流著。”

與20世紀80年代同時期出現的先鋒、尋根、新歷史等作家刻意追求的“深刻”“技巧”“玄奧”不同，汪曾祺于1980年獲得“北京文學獎”的《受戒》，以及于1981年相繼斬獲“北京文學獎”和“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的《大淖記事》，似乎都在刻意追求一種“平淡”和“淺薄”，作家以清淡的筆墨寫平常的人情，輕輕淺淺間就繪出了江南水鄉里的一派人間煙火。《受戒》寫水不多，但卻充滿了水的感覺。它寫的是小和尚明海與小英子之間懵懵懂懂的戀情，“水”自然是小說的背景：“好大一個湖！”、“蓮蓬”、“荸薺”、“菱角”、“船”等無一不昭示著一個水汽淋漓的江南小鎮。但是，汪曾祺小說的“水”氣不只從外部而來，更源自小說的內在，活在汪曾祺小說中的人物也帶著水的純凈與溫潤，具有水的品格。汪曾祺自己在《受戒》發表后說：“我寫得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時候都需要的。”《受戒》中明海與小英子之間懵懂而純美的感情正是優美、健康的人性的一種展現，童年特有的天真讓以往在文學作品中被扭曲、壓抑的人性重新回到了樸素和美好之中。人性通過這樣一種方式，重新回到文學中來。

汪曾祺慣以清淡筆寫平常情，他說，我“只能用平平常常的思想感情去了解他們，用平平常常的方法表現他們”。這樣，我們就會發現汪曾祺的小說中往往沒有特別強烈的情感。即使有，也都經過了水的軟化。歡喜是，悲慟是。汪曾祺說：“我的作品的內在的情緒是歡樂的，我們有過各種創傷，但是我們今天應該快樂。一個作家，有責任給予人們一分快樂，尤其是今天。”

　活色鮮香的“水妹子”

讀里下河文學流派的作品，印象最深的就是作品中一個個鮮活的人物形象，真是“筆下處處是人”。汪曾祺回憶說，沈先生上課經常講的一句話是：“要貼到人物來寫”。這也就是說，“在小說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導的，其余的都是次要的，派生的。作者的心要和人物貼近，富同情，共哀樂。什么時候作者的筆貼不住人物，就會虛假。寫景，是制造人物生活的環境。寫景處即是寫人，景和人不能游離。”這深深影響著里下河作家群的創作。

里下河作家群的創作中，活躍著各種各樣面目鮮活的小人物。劉仁前的中短篇小說選更像是一本鄉村人物的散記。《故里人物三記》中無甚能耐，卻偏愛“玩牌、聽戲、打老婆”的“祥大少”在老婆自殺后也結束了自己的性命；村里能徒手摸魚、人緣又好的譚駝子卻和村里的干部勾結起來在別人的魚塘里張網偷魚，得知真情的村民都覺得難以置信。中篇小說《謊媒》則講述了香河里幾對青年男女的愛情悲歡。少年們與心愛的人兒蕩舟在香河里的歡樂情景讓人不禁對那個美好、和諧的世界充滿遐想。然而，命運總是充滿了變數，原本相愛的年輕人總會因為各種各樣的意外而走上不同的道路，小說中琴丫頭、楊雪花、柳春雨、陸根水、水妹等的愛情故事讓人唏噓不已。而劉仁前歷經10年創作的“香河三部曲”《香河》《浮沉》《殘月》則堪稱中國當代農村的發展史，它深刻展現了一個個性格不同的農村青年在大時代背景下成長、奮斗的歷史，“愛情”則是“香河三部曲”中最動人的旋律。

一系列富有靈氣又光彩照人的女性人物形象為里下河文學流派的作品增添了不少光彩。胡石言的《秋雪湖之戀》中，心地善良卻被公社掌權人物欺凌的蘆花，意外地與駐扎在秋雪湖邊的飼養班的戰士們發生了一段不解之緣。在那個特殊時期，戰士們卻能突破思想的禁錮，幫助蘆花救回哥哥，這樣的情誼如何不讓人終身銘記？夏堅勇的《秋韻》中，邊收晚稻邊等待丈夫虎生的楊子在暖融融的陽光和新鮮的稻谷旁，散發出的正是秋日明凈而芬芳的韻味。劉仁前的《謊媒》中，當心上人為了前程而拋棄水妹時，她毅然決定生下這個孩子。正是這些敢愛敢恨又如水般充滿靈氣的女性讓小說靈動起來。

水霧氤氳的語言神蘊

汪曾祺說：“我是個安于竹籬茅舍、小橋流水的人。以慣寫小橋流水之筆而寫高大雄奇之山，殆矣。”汪曾祺的這一文學觀深深地影響了里下河作家群的文學創作。讀汪曾祺及其他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的作品，總能感受在“小橋流水”間到一股濃濃的東方神韻，似乎傳統的中國小說就該這樣寫。這種濃濃的文化氛圍首先來自于里下河文學流派的創作姿態。正如汪曾祺所說：“我對一切偉大的東西總有點格格不入”，他寫作時關注的是生活中的各種“小”，那些凡夫俗子的人間煙火構成了他所表現的整個世界。這一作家群的文學創作，是真正“把心沉到了本民族的衣食住行當中”去了的。《歲寒三友》中，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三人無疑帶有中國傳統儒家文化色彩。劉仁前《風俗人物三題》中《吳麻子》一節，走村串舍的“換糖的”也成為鄉村生活中一道獨特的風景。

此外，里下河文學作品中的神韻還與作家所用的語言有關。汪曾祺十分重視語言的積淀，語言中所體現的文化一方面來自于唐詩宋詞，另一方面就源于民間口語。里下河文學流派吸收了許多民間俚語和地方民歌，語言俗白而富有韻味，極大地改善了李陀在《汪曾祺與現代漢語寫作》中提到的五四白話文運動以來“書面語言的貴族化傾向”。那種“文縐縐的脫離日常生活口語甚遠的書面語言”在汪曾祺及其他里下河文學流派的作家那里幾乎看不到。我們常常看到的是各種內容清新的民歌，汪曾祺小說中的自不必說，其他里下河作家中也有很多。如畢飛宇、朱輝、劉仁前小說中大量加入富有地域色彩的方言和民歌，讓小說語言顯得活潑生動，既富有音樂感又具有韻律美。人物語言的親切直白也是形成小說韻味的重要因素。我們在里下河文學流派中看到的對話，往往是簡潔、明快、樸素、自然的。生動活潑的口語頃刻間就把我們帶進了那個淳樸清新的世界。

里下河文學流派中還有許多新生代作家，如畢飛宇、魯敏、朱文、吳晨駿、魯羊等。這些作家寫的多是城市，筆下的“里下河”地域色彩也不明顯，但他們與汪曾祺仍有一種隱秘的聯系。正如項靜所提到的，“他們最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種敘述方式，一種脫離宏大敘事的愿望和氣息，對于生活中看似無關緊要的事件鄭重其事地對待”。這種刻意遠離宏大敘事、專注現實生活的寫作姿態，正是汪曾祺不“以小橋流水之筆而寫高大雄奇之山”的文學主張在新生代作家中的回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