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小傳

馮其庸學術館

“馮其庸先生以文人意趣名世，通書畫以涵養學術，兼文史而心性雙修。其書法逸筆草草、氣韻幽遠；其畫卷師法古人、洗盡鉛華；其學術結集《瓜飯樓叢稿》三十五卷冊，以紅學、西域學獨領風騷，亦因所涉浩瀚而令人欽嘆；其平生書破萬卷，路行萬里，追隨玄奘，十上天山。近年來馮其庸先生倡導國學，弘揚傳統，身體力行，垂范后人。”

——首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頒獎詞

馮其庸，名遲，字其庸，號寬堂。1924年生，江蘇省無錫市人。著名國學研究專家，著名紅學家。1948年畢業于無錫國專。1950年至無錫市第一女中任教。1954年至中國人民大學任教，歷任講師、副教授、教授。1986年調任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2005年5月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首任院長，2008年1月改任名譽院長。2009年任中國文字博物館首任館長。先后兼任中國紅樓夢學會會長、中國漢畫學會會長、《紅樓夢學刊》主編等職。主編《歷代文選》，主持校注新版《紅樓夢》，出版三十三卷本《瓜飯樓叢稿》等。

馮其庸在研究中國文化史、古代文學史、戲曲史、藝術史等方面做出了成就，他研究了中國大西部的歷史文化藝術，出版大型攝影圖冊《瀚海劫塵》，獲得學術界的高度評價。

馮其庸一生成就卓著，著有《逝川集》《夢邊集》《曹學敘論》《〈石頭記〉脂本研究》《瓜飯樓重校評批〈紅樓夢〉》《敝帚集：馮其庸論紅樓夢》《紅樓夢大辭典》《中華藝術百科大辭典》等書籍和專著。1998年8月，馮其庸第二次上帕米爾高原，于海拔4700米的明鐵蓋山口，發現玄奘取經回國的山口古道，這是該古道自玄奘歸國后第一次被發現，這一發現轟動了中外學術界。

2011年12月，馮其庸榮獲文化部頒發的“中華藝文獎”終身成就獎。2012年10月，榮獲中國人民大學首屆吳玉章終身成就獎。

馮其庸的“大國學”

作者：孟憲實

馮其庸先生

【大家】

如何評價馮其庸先生的學術，這是一個難題。

馮先生是書畫家，其書法被認為是“遠宗二王”，在一次研討會上，聽到專家們評說馮其庸與饒宗頤的畫藝，他們認為，基于多年在大西北旅行的經歷，馮先生的畫作意境闊達。

馮先生是漢畫像磚的研究者，他是中國漢畫學會首任會長。他還是中國戲劇學會副會長，撰寫的劇評甚為戲劇大家重視，袁世海先生也因此和馮先生成為至交，曾請他親臨劇場講解歷史背景與劇情設計。馮先生也研究古代戲劇，《〈精忠旗〉箋證稿》就是其在這個領域的研究成果。

馮先生是攝影家，出版過大型攝影集《瀚海劫塵》，專家予以佳評。在中國人民大學講授古代文學課程時，馮先生出版過《歷代文選》和《中國文學史》，對于《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等都有專門研究，他研究北宋詞風，深得夏承燾先生贊同。

當然，對于《紅樓夢》，馮先生在版本、作者家世等多方面研究都卓有建樹，所以，紅學家的身份也最為世人所知。但紅學，顯然概括不了馮先生的學術人生。

到底應該用怎樣的詞匯概括馮先生的學術呢？

2005年，馮其庸先生出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首任院長，他的學術研究，用任何現代學科概括都有困難，或許，只有“國學”這個詞語，概括馮先生的學術人生最合適。

用國學可以點題馮先生的學術人生，用國學也能理解馮先生的學術人生。眾所周知，國學概念是在近代國運背景下為應對西學而產生的，國學因此成為國運的一個影子。艱難困苦，曲折沉痛，國運與國學的背景，就這樣映照著馮其庸先生的一生。

2005年，馮先生早已辦好離休手續，誰也沒有想到，中國人民大學隆重迎請他出任國學院首任院長之職。就這樣，“國學”造就了他的又一次輝煌。

一

1924年，馮其庸出生在江蘇無錫前洲鎮一個貧苦農民家庭。這一年的中國，在北方，馮玉祥發動北京事變，把末代皇帝趕出故宮；在南方，國民黨與共產黨開始第一次正式合作。

飽經磨難的中國大地，繼續著努力掙扎，那是一段苦難的歲月。如今已年過九旬的馮先生，每每說起母親因無米下鍋在廚房暗自抹淚的情景時，都會難以自抑地哽咽片刻。

客廳里，高掛著劉海粟先生題寫的匾額——瓜飯樓，那是馮先生的書齋名，為的是不忘早年“以瓜當飯”的艱難歲月。2012年，青島出版社出版的馮先生著作集共33巨冊，總題目就叫《瓜飯樓叢稿》。早年的苦難，為馮先生提供了巨大的人生動力，這是顯而易見的。

貧窮是一種苦難。因為上學要交學費，費盡周折借錢還債，是當時家中最糾結的焦點。幼小的馮其庸，目睹此狀，曾經要求停學，但上學才有未來，家長不同意。

馮其庸就努力幫家里勞動，田間的事，沒有他不熟悉的。他常說，自己是農民出身，詩意一點，就說這是“稻香世家”。抗戰時期，少年馮其庸，經歷過死亡威脅和失親之痛。他的一個姑媽，為了保護女兒，與日本人拼命，最后被日本人亂刀砍死。他的三舅，被日本人吊在樹上鞭打致死。

馮其庸與母親聞訊趕來，剛剛把親人從樹上放下，就聽說鬼子又回來了，趕緊躲藏。他被母親藏在草垛里，聽見外面鬼子的說話聲，緊接著就是刺刀向草垛里刺，一次又一次。聽上去鬼子好像走了，可是很快又回來了，依舊是刺刀直刺。

直到天黑，母親來叫，馮其庸才從草垛中爬出來。這事就是聽聽，也能感受到恐懼。這種事太多了，馮先生已經記不起具體的次數，但亡國奴的滋味，牢牢地記在心里。

因為家貧，讀書變得艱難，也變得奢侈。如果別人把讀書當作義務，馮其庸則把讀書當成享受。書給馮其庸打開了另外一扇門，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在他眼前逐漸打開。

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挑燈夜讀。在馮其庸看來，夜讀便是休息。讀得興奮之處，看看外面的夜色，月光透過桂花樹照到屋內，書香與花香散漫交織，他漸漸體會到了一種意境。

馮先生到晚年，還能背得許多篇章，他說都是少年時書少，得到一本就如獲至寶，拼命多讀，于是成誦。想想，這反而是家貧無書的好處了。小學之后，馮其庸手里長期只有一部《三國演義》，于是一讀再讀，最先讀故事，然后讀詩詞，最后連毛宗崗的評點也仔細讀了。不期然，這暗合了蘇軾的讀書法，于是連如何寫作，如何作詩也有了很大提高。

不僅如此，從此以后馮其庸就更重視評點的閱讀，讀到金圣嘆評點《水滸傳》之后，感覺精美，于是再去求借金圣嘆評點的《西廂記》。接下去再讀《古詩源》《唐詩三百首》時，背誦和摹寫已經頗具功夫了。

1935年1月，何炳松等十位先生在《文化建設》雜志上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認為作為文化的中國已經消失，今后應該努力建設以中國為本位的文化。這相當于中國文化危機的宣言書。

然而，從馮先生的經歷看，他的國學修養，不能不歸功于江南之地傳統文化的豐富存留。馮先生總是說當年書少，讀不夠，他讀《論語》《孟子》《史記精華錄》《三藏法師傳》都是小學之后、初中之前。有一次，二哥幫他一次性從蘇州買來史震林的《西青散記》、張岱的《陶庵夢憶》《西湖夢尋》《瑯嬛文集》，還有葉紹袁、葉小鸞、沈宜修等人的作品。

有一個朋友，家里富有圖書但不愛讀，隨手送馮其庸兩冊，一部是王士禛的《古詩箋》，一部是袁昶的《安般簃詩續鈔》。說實話，今天的中文系大學生的閱讀書目，也未必有這么多，但馮先生當年還是一名小學畢業生。我們不得不承認，江南的國學氛圍之濃厚，在當時的中國，絕對是一流的。經濟雖然貧困，但文化環境卻是富饒的。

追問馮先生的國學修為，早年的這些經歷是不能忽略的。

馮先生的戲劇愛好和修養，也離不開鄉土的氣息。秋天的時候，無錫各地都保存著社戲的傳統，每當西瓜成熟時，各地的社戲也正式開鑼，有的地方大戲二天，有的三天，甚至還有一種“雙臺”方式，兩出戲同時上演，觀眾同時為兩個演出喝彩。這是鄉村生活的一個高潮，也為馮先生的戲劇愛好和后來的研究打下了最初的基礎。

馮先生到了17歲才算上了初中，是一個半工半讀的“青城中學”，就位于前洲鎮。

當時正值抗戰的艱苦時期，各行各業舉步維艱。一個以演昆劇著稱的蘇昆劇團，此時來到前洲鎮演出，僅僅為掙口飯吃，因為有位鄉紳愿意保證最基本的演出費用。包括馮其庸在內的一幫學生，不用買票就可以入場聽戲，這成為他們的節日。

劇團在前洲鎮演出了很長時間，馮其庸與一些演員漸漸熟絡起來，如王傳淞、周傳瑛、張嫻等，后來都成為昆曲名角。馮先生則與他們保持了終生的友誼。

馮先生的書畫愛好和最初訓練，也要從早年的經歷說起。1942年，他考入省立無錫工業專科學校，因為對紡織印染專業沒有興趣，所以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語文課和圖畫課之中，樂此不疲。

此前，馮其庸已經有了一定的書畫臨摹經驗，現在又有了老師指導，進步飛快。一本《芥子園畫譜》，不知道被他臨摹了多少遍，頭腦里，不是花鳥就是書法字體。有一次與朋友去公園，偶遇大畫家諸健秋。諸健秋看了馮其庸的扇面，決定讓他作為自己的不拜師弟子。

從此，馮先生常常入室觀諸先生作畫，或聽諸先生分析各家作品的得失。諸健秋的一句話讓馮先生受用終生，對于書畫學習，“看就是學”。

這個時期，也是馮先生癡迷詩詞創作的季節。恰好，他的語文老師張潮象和諸健秋領導著一個詩社——湖山詩社，張先生便邀請他參與進來。馮先生的入社詩是寫東林書院的，很能表達年輕學子的愛國之心——

東林剩有草縱橫，海內何人續舊盟。今日湖山重結社，振興絕學仗先生。

此時的中國正值災難深重，但在無錫這個小小的角落里，因緣地方傳統文化的濃郁氛圍，馮先生的國學基礎，正在逐漸牢固。

1943年夏天，還是因為學費，馮其庸再次失學。先是回鄉務農，后來以教書為業。但讀書寫作，已經成為其日常功課，是他每天的精神愉悅，馮先生的國學素養，就是在這樣艱難的環境中，“饑一頓飽一頓”地持續修煉著。

2012年，為了鼓勵后人，無錫前洲鎮修建了馮其庸學術館，以此表彰他的學術成就。

二

1945年，馮其庸的人生跟著中國，進入了一個新時期。抗戰勝利，日本投降，一切都該恢復正軌了。這一年的下半年，他一邊在一所小學教書，一邊在剛剛復校的蘇州美術專科學校讀書。但這個過程不到二個月，馮先生再次失學，因為美專搬到蘇州去了，他沒有學費跟到蘇州。

貧窮讓馮其庸失去了一個當職業畫家的機會，卻讓他迎來了無錫國專系統的國學教育。

1946年初，馮其庸入學無錫國專。

此前的國學訓練，對于進入無錫國專的馮其庸而言，僅僅是打下一定基礎而已，而無錫國專的訓練，不僅稱得上是學術性的，而且算得上是中國頂級的。彼時的國學教育，就大學階段而言，因為缺乏整體設計，所以各所學校皆因擁有自主性而各具特色。如清華大學研究院的國學門，從1925年到1929年，僅僅堅持了四年，而且“國學門”這三個字遠不如“四大導師”的名聲響亮。

無錫國專，從1920年開始籌辦，轉年正式招生，一直堅持到1949年。在當時西風勁吹的大環境下，無錫國專在中國傳統學術的教育上，幾乎是一枝獨秀。

無錫國專的國學教育，最強調經典教育，即使接受當時教育部建議后，依然是通識課與經典課并重。比如，《國學概論》《文字學》《文學史》《中國文化史》《版本目錄學》《中國哲學史》《哲學概論》《西洋文學史》《中國韻文選》《音韻學》等，都是通識課，而《論語》《孟子》《文史通義》《荀子》《王荊公文》《毛詩》《左傳》《史記》《禮記》《史通》《老子》《昭明文選》《韓昌黎文》《鐘嶸詩品》《呂氏春秋》《韓非子》《尚書》《周易》《爾雅》《漢書》《楚辭》等都是選修課。此外還有各類專題學術講座。

馮先生至今清晰記得朱東潤先生開設的《史記》課和“杜甫專題”，朱先生會朗誦，聲情并茂，引人入勝，然后備引諸家觀點，在仔細對比評論后，得出自己結論。正確的學問方法，很自然引得學生登堂入室。老師們的學問高度，讓馮其庸領略到了學問的魅力。馮振心先生開設的《說文解字》課，讓他看到了學問的深奧，看到老學者的深厚與精良。

如今，關于每個老師的絕活，馮先生仍然能夠一一道來，語氣中透露出感佩和幸福。有一次，錢穆來國專講學，告訴學子要從大處著眼，稱作“我見其大”，這讓馮先生特感震撼。馮先生一生都與無錫國專的師友保持著密切的來往，如王蘧常、錢仲聯、夏承燾、饒宗頤等。

馮先生在無錫國專時期，最重要的思想升華是國家觀念的成長，他開始參與學生活動，被中共地下黨組織認定為進步青年。想想馮先生的苦出身，政治上的這種選擇具有必然性。參加學生活動，抗議當局，是他國專時代的重要內容之一，當然，國專學運其實也是全國學運的一部分。唐文治校長反對空談，但積極支持學生，在老一代學人之中，確實開明，也深獲學生愛戴。

1949年，作為中學教師的馮先生被中共地下黨派去迎接解放軍渡江，然后參軍。本來計劃繼續南下，后來為了鞏固解放區，黨組織要他留下，于是，馮先生在無錫女中擔任教師。一直到1954年，他被調到中國人民大學。

中國人民大學來自延安，“老革命”特別多。馮先生說，在人大，連看大門的都是老紅軍出身。一個江南才子，就在這里投入到了火熱的新生活之中。新中國成立后所有的成績，都從這里起步，所有的磨難，都在這里發生。

1986年，馮先生的工作關系正式調離中國人民大學，但他始終滿懷著一顆人大之心。

在所有的運動沖擊過后，馮先生留下了累累碩果。《瓜飯樓叢稿》分作三個部分，《馮其庸文集》共十六卷，《馮其庸輯校集》共七卷，《馮其庸評批集》共十卷，叢稿共三十三卷。另外，還有《瓜飯樓外集》十五卷已經提交商務印書館。

其實，馮先生的學術創作，文學一直是他的主攻方向，然而早年打下的國學基礎，尤其對于傳統文化的繼承發揚，文學的范疇似乎過于狹窄。尤其是，他的許多國學之思，在后來的新學科中，無處投放。直到2005年，中國人民大學決定成立國學院，校領導親自登門，盛情邀請已經離休十年的馮先生出山。

馮先生一生的國學積累，終于找到了安身之所，80多歲的老人，忽然再次煥發出了國學青春。

作為首任院長，馮其庸先生為人大國學院設計了最基本的規范。國學院的課程體系來自馮先生的建議，在此之前，學校多次邀請專家研討，一直莫衷一是。原因很簡單，專家自己就沒有受過國學教育，完全沒有經驗。現在看馮先生的課程設置，其實就是無錫國專體系的活用。看看上文的課程名單，差不多都在國學院的課程之中。

2008年，國學院成立三周年之際，馮先生在《光明日報》上發表《大國學即新國學》，為國學院的理念正名，這說明馮先生的國學理念是與時俱進的。馮先生當初倡導三個辦學特色，至今都在國學院施行，一是導師制，加強師生的聯系；二是游學制，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培養扎實學風；三是辦國學論壇，領略大師風采，博采眾家之長。

馮先生的國學情懷，終于在人大國學院找到了托付，對于國學的未來，馮先生充滿信心。人大每月給馮先生發放一定數額的津貼，在馮先生離職三年之后，悉數還給了國學院，為學生設立獎學金，自己分文未取。他把自己一部分重要圖書，捐獻給國學院，希望同學認真研究國學，發揚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

在馮先生看來，一個人的學術成績永遠是有限的，教育的希望才是無限的，孔子說，后生可畏，那就是國學的希望，中國文化的希望。這是學者的情懷，也是教育家特有的情懷。

孟憲實,1962年出生于黑龍江省訥河市，現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專業方向為隋唐歷史、敦煌吐魯番學，出版專著《漢唐文化與高昌歷史》《敦煌民間結社研究》等。1995年跟隨馮其庸進行環塔里木盆地的考察，2005年與馮其庸一起深入羅布泊，考察古樓蘭城和絲綢之路。在馮其庸任國學院院長期間，擔任院長助理一職。

（本版圖片均為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