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百年前，瘦削而又衰老的吉哈諾在騎士小說的鼓蕩下決定沖破現實的沉滯，去尋求早已失落的游俠精神。于是，他披掛上陣，云游四方，并以堂·吉訶德的名字與臆想中的壞人惡事展開了勇猛而魯莽的戰斗。不幸的是，等待堂·吉訶德的總是失敗的結局和累累的傷痕。但現實的遭際并未擊垮他擁抱自由與理想的信念，他的不合時宜的舉動恰恰成全了他荷戟獨彷徨的勇士形象。

數百年后，在劉繼明的《人境》中，一位“裝扮是十足的外地人模樣”，“神情舉止都跟周遭的環境格格不入”的馬垃在遍歷人間的熱與冷之后回到了偏遠的鄉村神皇洲。決定扎根農村的馬垃蓋起了一座屋頂上聳立風車的房子，他把自己變成了農民，并以退守的姿態開啟了理想主義的創業之舉。至此，《人境》接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流脈，在業已廢棄的英雄譜上重新指認梁生寶、肖長春、林道靜等社會主義新人的合法地位。更重要的是，劉繼明在《人境》中讓一種久已生疏的理想主義重新進入了中國當代小說的書寫譜系里——這些被他人舍棄，而被作者珍重的文學傳統。

《人境》中集束式地書寫出理想主義者群像。譬如公而忘私、為搶救集體財產英勇犧牲的馬坷；灑脫不羈、懷抱“理想國”愿景的逯永嘉；勤勞忠懇、急公好義的生產隊長大碗伯；獨立清醒、踐行知行合一的大學教授慕容秋；沉靜自守、欲圖重建鄉土中國的何為；犀利清明、選擇與底層人民站在一起的曠西北；抵抗流俗、建立同心合作社的馬垃。此外，還有慕容云天、丁長水、鹿鹿、谷雨等不同階層，不同知識背景的人物，他們的陪襯性出現，豐富和繁榮了理想主義者的生態樣本。總之，壯心不已、心懷家國是這群人共同的精神底座。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相當長時段內，這樣的人，這樣的故事，這樣的建構成為絕對的中心與重心，是文學寫作者必須堅定貫徹的金科玉律。但在社會轉型期，啟蒙主義的二次起航和資本成為巨無霸后，類似的創作理路遭到了抑制與驅逐。在“人”的文學中，在當代文學語境下，它們逐漸變成了迂腐落后、道德可疑的反現代性的寫作。

執拗的劉繼明在《人境》中以逆向而行的冒險之舉重建了在現代寫作倫理中幾乎失去談論必要的社會主義文學規劃下的理想社會——不僅在思想上膜拜追尋，而且在實踐中探究實現的可能。這種重建未必符合經過“集體”而“個人”的時代潮流，更會挑戰和觸動一批從“青春無悔”的歷史激情中幡然醒悟到“青春有悔”的群體及其后來者的痛苦記憶或敏感神經。相較起來，向后回望比順從潮流更加艱難。這樣的選擇奠定了小說對許多讀者的冒犯，更可能引起一定程度的警惕，而且這種警惕并非毫無道理。當前，我們的疑懼是，當歷史已經證明過農業合作化道路的失敗以及資本無孔不入的情況下，馬垃的“同心合作社”在吸納幾個“老弱病殘”加入后真得能夠在破敗的鄉村、荒蕪的土地上重建鄉村的正義、農業生態的繁榮以及土地的自尊、人的自尊嗎？事實證明，他的理想在短暫的時段之內曾經取得過成功，科學化的培育，勤勤懇懇地耕作，沙聚成堆的集體之力，大自然的慷慨饋贈等因素的疊加讓合作化道路呈現出紅火之勢。伴隨而來的還有神皇洲鄉親們對馬垃這個異鄉人真正的接納和敬重。“同心合作社”不僅給予社員們物質上的豐足，更填補了他們在精神維度和文化維度上的某種匱乏。人們再一次意識到團結和集體的力量，并重新確認了鄉土中國的自足與人情之美。

然而，一切終究逃不過“烈火烹油”后的殘破。因為既然“結廬在人境”，又怎能毫無“車馬喧”？馬垃和他的“同心合作社”在誕生之初便被繡進了政權資本這架巨大的屏風上，而他的合作化道路之所以能夠順暢開展也離不開政策和資本的保駕護航。劉繼明筆下的馬垃和梁生寶們一樣要面對來自鄉村社會的敵對破壞者；不一樣的是，歷史與時代早已取消了理念中的整全，改變了既定的設定模式。他以及他的探索之路才真正是“摸著石頭過河”。梁生寶們的集體自信與必勝信念不會在馬垃身上復現，馬垃成不了也不會是社會主義新人。他穿越了幻覺，從一開始就是戰戰兢兢和孤獨猶疑的。因為他清楚地知道“一個時代結束了”，而他所堅守的，不過是“一個永遠長不大的孩子”的烏托邦執望。

無論如何，孩子還是要長大。馬垃的不愿長大，部分是他暫時逃遁孤寂生活的企望，部分如同李贄式的絕假純真的精神向度。事實上，馬垃的問題不是長不大，而是他在兩位精神導師的深切影響下的左右為難。馬垃的第一位精神導師是自己的哥哥馬坷，馬坷是建國初期農業合作社時代出類拔萃的青年。“哥哥不僅勞動出色，而且愛讀書……從哥哥那兒，馬垃第一次聽到了《紅巖》中的許云峰、江姐、成崗，聽到了《林海雪原》中的楊子榮、少劍波，聽到了卓婭和舒拉的故事，還有小兵張嘎和王二小……哥哥真是個講故事的能手，他能把那些發生在遙遠的戰爭年代的人和事，講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使馬垃很長一段時間里覺得自己就生活在那些人物們中間。”紅色經典里的民族英雄與共產主義信仰成為馬坷短暫一生的終極確信。他紅紅火火地立于時代潮頭之上，卻在一九七六年這個極具隱喻義的年代為搶救幾袋稻種而犧牲在沖天大火中。馬坷的死，盡管令人痛惜，卻不得不承認他的離去恰逢其時。彼時，在“社會主義接班人”的自豪和英雄情結的鼓蕩下他攜帶著求仁得仁的精神愉悅離開了塵世。

馬坷和他所愛戀敬仰的時代從此終結。

馬垃的第一位“精神之父”在現世中從此消逝。

馬坷的犧牲，令馬垃心生愧疚。因為在他的內心中，一直急切地盼望著哥哥成為英雄。但當哥哥真的永遠離開他的時候，無以名狀的恓惶和空虛籠罩了他。直到逯永嘉的出現，才讓他懸浮的情感重新得到穩妥的安放。與馬坷不同，逯永嘉是上世紀八十年代資本勃發期的改革者和試煉者。他的文化偶像和人生信仰置換成了西方的尼采、凱恩斯和哈耶克等人。啟蒙主義以及酒神精神在逯永嘉身上得到全面的彰顯。在資本的原始積累階段，他雄心勃勃而又精于商業資本的運作和增值，可以毫不費力地完成身份和職業的轉化，并獲得巨大聲名與財富。更重要的是，逯永嘉并不只是個人主義的信奉者，他積累財富的最終目的是建立一個類似摩爾在《烏有鄉消息》中構形出的“理想國”——這些居民來自世界各地，平等、自由、不分主義，沒有家國限制。這樣的理想之地，我們并不陌生。早在千年前，桃花源中“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黃發垂髫并怡然自樂”的理想場面激蕩著一代又一代在紅塵中掙扎的倦客之心。但它終究在“世外”或只能成為“烏有”，在現世的堅硬邏輯下，這一切同屬心造的夢幻。只不過，令人無限慨嘆的是，原來古今中外的文人墨客不約而同地做著同一個夢，一個虛無縹緲的夢。而我們又不得不承認，有時候，為了避免太過板滯的人生，現代人的靈魂深處是需要夢幻和虛無的。

逯永嘉的“理想國”深深地吸引著馬垃，他將逯老師視為第二位精神之父。正是在逯永嘉的深切影響下，馬垃完成了“從一個懵懂少年到具有獨立意識的現代青年知識者的蛻變”，他終于從滿腦子革命英雄情結的“紅小兵”長成了崇尚個人奮斗的“八十年代新一輩”的知識青年。不幸的是，馬垃的第二位精神之父因身體欲望的過度放縱而染上了艾滋病，無論他的精神多么強悍，都阻止不了內部機體的潰爛。

有意味的是，艾滋病與西方社會的相伴相生曾經是我們批判資本主義腐朽的有力明證之一。攜帶而出的，還有道德倫理的淪陷與精神家園的荒蕪。逯永嘉之死的意義不僅止于此，他的不光彩的告別，宣告了又一個傳統在中國社會中硬生生的斷裂。此前，在馬垃三十多年的成長歷程里，他一直生活在“父親”們的教導與經驗中。他對父輩的規訓和建立的傳統完全認同。然而，在啟蒙主義的文化語境中，“父”與“子”的關系通常是緊張對峙的。“父”代表著壓迫與陳舊，“子”代表著反抗與希望。劉繼明在《人境》中改寫了現代文學傳統中的“父子”關系，也許，作家急切地想闡明的是失去“父”的傳統的“子”該往何處去的現實問題。

精神之父或傳統之根的失掉讓馬垃成了一只斷線風箏。在強烈的困頓和茫然之后，他被迫成熟了。回到神皇洲，開啟新型的生態農業合作化模式成為他成熟后作出的獨立抉擇。這一次，他無須聽憑“父”的指派，他為自己作出了決定。然而創業路上的諸種艱難紛至沓來，有的是馬垃能夠應對的，但更多的問題則讓他感受到了無能為力。彼時，無人能夠和他站在一起分享艱難。其實，馬垃的失敗早已注定。在一個傳統坍塌，價值失衡的時代里，任何想重建撥轉的努力，都像螳臂當車般天真和滑稽。對馬垃而言，他更嚴重的問題是，他本以為知道該往何處去，但其實他根本不知。兩個精神之父，兩種文化傳統，造成了他的焦躁無措和進退失據。這是馬坷的生之宿命，也是時代的嚴峻疑難。

本質上，馬垃依然是一只斷線的風箏。剝開來看，哪一個覺醒的人類不是斷線的風箏？

姑且不論劉繼明在《人境》中對未來中國的設計路徑和思想理念是否具有現實性，單是他勇敢而尖銳地揭示鄉土中國的凋敝和學院研究的潰敗就表明他是有所擔負的作家。他的寫作扎根在中國經驗中，他的中國故事與中國現實緊相關聯，他的痛苦無言，他的存在難局與我們每個人的內心是如此之近。也許，不管我們是認同還是反對，不管是習慣瞞與騙的巧滑者還是鐵屋中的頹敗者，掩卷《人境》的那一刻都會感到久已生疏的驚與懼吧？

——這種驚與懼，遠比作者試圖“通過這部作品向逝去的歲月告別”的時代祭別情緒更令人入迷與深思。

（作者單位：北方民族大學文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