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中國古人云，“光陰荏苒，日月如梭”。倘若經得住時光的滌蕩，便成了永恒。在中德文化交流史上，德國收藏家路德維希夫婦向中國美術館的捐贈就是一個永恒的印記！1996年11月20日，路德維希夫婦將自己所藏89件／組，共計117幅珍貴名作捐贈給中國政府，由中國美術館永久收藏。中國美術館為此舉辦了“彼得·路德維希、伊蕾娜·路德維希捐贈國際藝術品展覽”，在展覽開幕式上，中德兩國的國家領導人和文化藝術界的代表們見證了這一文化盛舉。如今，這批西方現代藝術珍寶在中國美術館正好走過了20個年頭。如同經歷了一次重新生長。從踏入中國大地的那天起，它們肩負更重要的文化使命，它們給中國觀眾帶來了西方現代藝術的直觀認識，它們也因此煥發出更為絢麗的藝術華彩。20年后的今天，中國美術館聯合德國駐華大使館組織策劃路德維希捐贈20周年紀念活動，包括在德國大使館舉辦的專題展覽和在中國美術館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就是為了進一步展示和研討路德維希夫婦為中德兩國藝術友誼作出的突出貢獻，也是為了共敘中德兩國文化交流的未來！

回溯路德維希夫婦的藝術品收藏之路，他們憑著對藝術的一腔熱忱，高瞻遠矚的視野和博大的胸襟，構筑起獨特的藝術收藏結構，成為世界級現代藝術收藏家。更加難能可貴的是，他們并沒有獨享這些屬于全人類的藝術瑰寶，而是以開放和共享的態度，通過捐贈或外借的方式，讓這些藝術品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館找到新的歸宿，讓它們的藝術生命得以延續。20世紀90年代初，路德維希夫婦開始計劃向亞洲國家捐贈藏品。當時日本、韓國都對這批作品表達了濃厚的興趣，并且承諾了世界一流的收藏和展出條件。然而，當路德維希夫婦多次來往中國以后，卻被中國充滿活力的藝術景觀所吸引，他們最終決定將這批珍品無償捐贈給中國。這是他們系列捐贈中的重要事件，體現的不僅是他們獨到的眼光，更是他們寬闊的文化視野。中國人相信，“美美與共，天下大同”，或許路德維希夫婦葆有的正是一種這樣的文化信念。

如果說，時間證明了路德維希夫婦選擇藝術品的正確眼光，那么同樣也證明了他們將作品捐贈給不同國家產生的不可估量的文化效應。路德維希夫婦的捐贈極大地豐富了館藏外國當代藝術作品的數量和質量，在中國美術館關于外國藝術品的收藏中，無疑是最為重要的。不僅因為其中囊括了眾多世界級大師和國際—流藝術家的作品，諸如西班牙的畢加索，德國的彭克、呂佩茲、伊門多夫、巴塞利茲、基弗、里希特、海希，美國的安迪·沃霍、韋塞爾曼、利希藤斯坦，英國的大衛·霍克尼，意大利的古圖索，俄羅斯的日林斯基等等，更重要的是，這些作品跨越西方藝術史上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兩個階段，從“波普藝術”到“照相寫實主義”以及“新現實主義”“涂鴉藝術”等等，特別展示了西方后現代主義以來藝術家關注現實、關注本民族的歷史與文化以及抒發自我情感的特定方式。20世紀90年代，中國美術界正面臨新的發展機遇，這些作品無疑成為當時美術發展與創新的重要啟示。

中國美術館不負路德維希夫婦當初的囑托，最大限度地發揮這批藏品的文化價值與作用，以展覽、研究、交流等方式，擴大作品的影響力與影響面。從1996年到2016年，中國美術館每年都以這批藏品為基礎組織與策劃相關的項目，這批藝術珍品的足跡已經踏遍了包括上海、廣州、成都、南京、武漢等地區。據不完全統計，20年來，共有上百萬觀眾親眼目睹了這批藝術珍品的風采。此外，中國美術館不斷地用召開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展公眾教育活動的方式發揮這批珍貴藝術品的價值，讓它們的獨特魅力為更多人所欣賞。

作為捐贈的受益者，在紀念和感激路德維希夫婦慷慨捐贈的同時，中國美術館將永遠感恩他們的善舉，將其對中德友誼的貢獻以及對文化的傳承”接力“下去，讓這筆文明的饋贈在中國的土地上得以延續和發揚！

朽者不朽：陳師曾

近代以來，隨著歷史的滄桑巨變，中西文化的碰撞、對話、融合成為社會發展的關鍵詞，也改變著人們的世界觀、價值觀。在短短百余年間，整個中國實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在這個大變局中，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的何去何從始終處于激蕩的風口浪尖，是如“美術革命”般決絕，還是像“整理國故”般堅守，是“在傳統中變”還是“在傳統外變”，是“改良新國畫”還是“純粹采西法”……各種言說與實踐相繼展開，且依然持續。百年回首，當我們以同情與理解的眼光重新審視，可以發現，所有這些努力，都有著其各自合理的歷史語境和闡釋邏輯，而且也已成為時代前行中不可拆解的重要部分和新的基點，“走向現代”正是連接他們與我們當下的共同目標。

在中國繪畫“走向現代”的歷史進程中，有這樣一位自號“朽者”的先行者。他不同流俗，畫吾自畫，集詩書畫印和新知識素養為一身；他以深厚的筆墨功力，傳承金石寫意之風，并在直面現實中創作出具有人文關懷的杰作；他投身藝術教育與畫會活動中，積極推進中日藝術的交流合作；他提攜同道，與民初藝壇共同開創出北京畫界的新局面……然而，他僅僅活了四十八歲，他便是在逝后被吳昌碩題為“朽者不朽”、被梁啟超評為“現代美術界，可稱第一人”的陳師曾。

陳師曾，名衡恪，1876年出生于湖南鳳凰，祖籍江西義寧。其出身名門，家學淵源深厚，與其祖陳寶箴、父陳三立親歷了湖南維新變法之興衰，故矢志于學問之道；自此，接受新學，留學日本，與魯迅、李叔同等結為文藝摯友；回國后，先后任教于南通與長沙，并全心致力于詩書畫印的深研，求教于海上巨擘吳昌碩；1913年底，其赴北京任教育部編審，居京十年間，在多所高校任教，參與多個畫會活動，發現并推廣白石老人，勤于創作、著述與講演，留下數千件藝術作品和數十篇畫學精義。1923年病逝于南京。

短暫的一生，何以“不朽”？何以成為20世紀初中國畫走向現代的先行者？

在我看來，其所撰《文人畫之價值》正可視為對其個人文化價值的最佳注腳，略述一二。

“文”在陳師曾所有關于中國繪畫的價值敘述中，都始終落腳于根性的民族文化自身。正如《畫繼》所言，“畫者，文之極也”。文化及其所深涵的民族精神才是中國畫得以延存上千年的內核所在，無論是在其譯文中所談到的“東西畫界，遙遙對峙，未可軒輊。系統殊異，取法不同”，還是在主張融合中所言“研究之法，宜以本國之畫為主體，舍我之短，采人之長”等等，都彰顯出一種開放而自覺的文化視野。

“人”人是文化的存在，以文“化人”則是文化之功能。“陳門四杰”所體現出的文化托命意識，即是民族文化傳承的典范；陳寅恪所提出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是留給現代學人的寶貴財富；陳師曾所謂“文人畫四要素”（人品、學問、才情、思想），同樣是將藝術之用回到創作主體的完善與充實。而其去世后，眾人評價也正是首推其品性之高潔，“而其作品的表現，都有他的精神。有真摯之情感，有強固之意志，有雄渾之魄力……”（梁啟超語），“朽者”為人可見一斑。

“畫”畫乃文與人的跡化。陳師曾的藝術作品一方面秉持“以精神相應”的藝術理念，著眼于從文化比較的視野中堅守寫意性筆墨的書寫與抒發，又巧妙地融匯西法，不斷拓展藝術題材與語言方式，從自然與現實生活中探尋“發表個性與其感想”的新貌，確有先導之功；另一方面，諸類皆擅，總體風格“書卷”襲人、淳厚雅正，詩畫一體、每多寄寓，內斂為矯然拔俗的君子風骨，外拓為任意揮灑、體貌多變的不羈性情，在民初畫壇中獨顯自家面貌。

當然，在文化語境更迭和文人繪畫已趨式微的晚清民國，陳師曾的文化身份已是兼具舊式文人/新知識人兩種特征為一體，其藝術創作也同樣如此，呈現出“新風”與“舊貌”并存，“借古”與“融西”不悖。而這恰恰體現出陳師曾在變革時代中基于文化主體的充分自信和開放胸懷，如此鮮活且極具張力。

“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朽者陳師曾以其超絕的才情氣質開啟了20世紀中國畫“會通適變”之門，由此“走向現代”，直指當下，是為“不朽”!

中國美術館匱藏陳師曾作品一百余件套，僅有部分作品曾在聯展中展出。三年來，隨著“典藏活化”系列的開展，藏品的系統研究、深入挖掘以及精彩展示已經使此系列成為我館展覽的重點品牌，受到廣大觀眾的熱烈好評。值陳師曾誕辰140周年之際，我館匯同北京多家文博機構，聚集其各類藝術作品兩百余件，一方面展現其于中國畫各科推進的傳承與創新，另一方面呈現其于書法、印章、詩詞以及漫畫、畫銅、箋畫等多方面的綜合藝術成就，尤其是特設專廳，以“沙龍雅集”方式鉤沉其生平、交友、著述，力圖部分還原陳師曾與民初文藝界往來的交往圈。

可以說，這是朽者陳師曾去世后首次在國家最高美術殿堂的集中陳列。在全面研究展示其畫學思想和藝術實踐的同時，我們也希望藉此揭示其對于20世紀中國畫走向現代的開拓價值和文化啟示。作為國家公共文化服務的重要平臺，中國美術館一直以傳播優秀傳統文化、提供公眾美育服務、建構時代精神為宗旨，此次特展的舉辦正是對于民族精神和經典文化的挖掘和弘揚，并由此彰顯20世紀中國藝術的自覺、自信、自強。

運古求變存真探新

在20世紀的中國繪畫史中，有這樣一位老人，嗜愛書畫入骨，一生畫筆不輟，歷晚清、經民國，“運古”精深，又在新中國拓創探求，建畫院、勇擔當，高擎民族傳統繪畫大旗，為北京畫壇的持續發展殫精竭慮，并在94年的人生追求中以藝術為畢生事業，以真言篤行反映時代新風。他便是生前與白石先生并稱、生后卻相對落寞的“半丁老人”——陳半丁。

半丁先生原名陳年，1876年出生于文風濃郁、名家輩出的浙江紹興。早年赴上海謀生并拜師學藝，師從“海派”名家吳昌碩，又得任伯年、蒲華等人指導；1906年，受金城之邀，以吳昌碩大弟子和“海派”后繼者的身份來到北京，成為清末民初“南風北漸”的重要人物。在此期間，深入研習明清以來的寫意傳統，博采眾家之長；并參加各種畫會，任教于多所高校，與北京畫壇同仁開創出“京派”繪畫的鼎盛局面，成為其中的中堅人物。在戰爭年代，他始終站在正義的一方，刻印“強其骨”“不使孽錢”“只見江山不見人”等以明其志，足可見文人風骨與君子風范。

新中國成立后，陳半丁先生多次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禮遇。其積極投入到新的文化建設中，不僅為人民大會堂、國務院、釣魚臺國賓館等中央單位創作了一批具有昂揚時代精神的巨作，更帶領在京畫家為世界和平獎合作繪制《和平頌》等，以藝術的形象和手法展現出新中國的蓬勃發展；同時，他與葉恭綽共同提議成立北京中國畫院（即今天的北京畫院），在任職副院長期間，關心同仁，維護傳統文化價值，展開響應時代主題的新探索，成為白石老人去世后北京畫壇最有影響力的畫家。然而，“文革”伊始，由于其性格上的剛直不阿和敢言真話的書生意氣，遭遇到一系列的沖擊與迫害，于1970年含冤病逝。1979年得以平反昭雪。

縱觀陳半丁先生的一生，無論是早年的生活辛勞，還是晚年的處境艱困，在時代的風卷云涌中，他都始終站在中國自身文化的基點上，矢志于弘揚民族繪畫之正道，堅守于傳統文人之品性，在繼承與發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道路上孜孜以求。漫漫求索之中，鋪展出全面綜合的藝術面貌：最擅花卉、山水，又能作人物、翎毛，亦已書法為業、于印學更有造詣，而諸門類中尤以大寫意花卉最為知名。整體而言，其藝術追求道路和風格取向上又呈現出運古求變、存真探新的個人特質。

言其“古”與“變”，這恰恰是20世紀傳統型畫家在面臨西方文化沖擊下守護民族藝術的普遍自覺和轉化策略。在這方面，陳半丁先生知深行遠，于花鳥畫上追青藤白陽，近法海派名家（尤以任伯年、吳昌碩為主），又將其交流融入北方畫壇，形成大、小寫兼容，古樸與雅俗共賞的自家品格；于山水畫取法宋元以來的南宗正脈，尤其鐘情于石濤上人極具個性的自由書寫，將宋元的高古意趣與明清的筆墨韻致相結合，具有濃郁的文人氣質；于人物畫主要取材適合民眾趣味的道釋人物，也多是融會諸法而為，兼施指墨，還善翎毛走獸，均是淵源有自，古意渾成。如果說，“古”是優秀傳統之河流；那么，陳半丁先生在解放前更多是徜徉其間，以會悟妙解之心手不斷采擷。從勤奮苦功經由“對臨”“意臨”到“整合”，終至晚歲的“寫意”“寫心”，勇猛精進，展現出運古求變的多重境界，最終化古為我。

論其“真”與“新”，則更多體現在新中國成立后如何處理好個人藝術趣味與主流文藝思潮之間的關系上，這是一個時代的命題，陳半丁先生在保留自我藝術真趣的同時，敢于吐真言，勇于新探索，留下了值得深思的歷史答卷。他的“真”，是仍然保持著對民族藝術的摯愛，其中既有著個人意趣的書寫，更有著“用繪畫昭示光明、凝聚人心、陶冶情操、抒發理想”的理性選擇。為適應時代的需要，他自覺地用自己熟悉和擅長的畫筆努力創作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藝術作品。其山水畫嘗試著表現新的時代、新的生活，取材中出現了村莊田舍、農民麥田等新事物，以全新的主題傳達出全新的氣息；其花鳥畫出現了一系列大幅作品，更多地采用了諧音寓意的藝術手法，畫盡百花爭艷，欣欣向榮，一派生機勃勃，如《和平統一》《百花齊放》《歲寒同心》等，為新時期的花鳥畫轉型進行了大膽實踐。“探新”而不失其“真”，無論作品的大小，畫里始終洋溢著半丁老人“至大至剛，配義與道”的“浩然正氣”，作為抒情審美主體的“自我”與民族的正氣和精神同在。

隨著歷史的發展，當我們帶著傳統文化復興的使命重新審視半丁老人的生后落寞，自然會倍加關注。2016年，適逢其誕辰140周年，中國美術館以此契機聯合北京畫院、故宮博物院、中央文史研究館在本館1、8、9號廳舉辦“此中有真趣——紀念陳半丁誕辰140周年藝術展”，體現了當今藝術界和學術界對陳半丁先生的崇高敬意和對他藝術人生的深切懷念。此次展覽是陳半丁先生作品首次在國家美術館平臺上的整體展示，也是其一生藝術佳作在公眾面前的一次集中亮相。我們希望藉此讓廣大觀眾進一步了解陳半丁先生卓越的藝術成就，重新認識陳半丁先生對于北京畫壇乃至全國畫壇的重要影響力，并推動學術界對于陳半丁藝術的再研究、再認識，在中國畫繁榮發展的當下，重新審視中國傳統藝術的魅力。

更令人感佩的是，展覽舉辦之際，陳半丁先生的親屬向國家捐贈了一批陳半丁藝術作品，由中國美術館永久收藏。這些作品歷經種種磨難、穿越歲月的洗禮得以保存至今，如今得以入藏國家美術殿堂，體現了親屬對國家美術收藏事業的支持與奉獻，也是半丁老人畢生堅持推動中國美術發展之意愿的延續。相信，這些作品必將在陳半丁藝術和20世紀中國美術的研究與傳播上發揮更大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