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記者走訪多個會場采訪了莫言、賈平凹、遲子建等作家，大家注意到，當代中國正經歷著廣泛而深刻的變革，面對斑斕豐富的當今社會，現實主義書寫大有可為。但不少創作者也觀察到有些作品中暗涌著兩重困境，一是中國故事挖掘得不夠深，往往浮光掠影或面目單一模糊；一是生活素材堆砌，只是在機械反映生活，缺乏對人性大美與大道的提純。

如何讓中國書寫以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屹立于世？ 在評論界看來，深耕腳下的土地，與時代同頻共振，從人民的實踐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營養，不斷進行生活和藝術的積累，有助于涌現更多美的發現和美的創造。

大地上的故事講不完，別辜負了獨特的“文學故鄉”

不止一位作家談到，關在象牙塔里不會有持久的文藝靈感和創作激情。離開人民，文藝就會變成無根的浮萍、無病的呻吟、無魂的軀殼。離開火熱的社會實踐，在恢宏的時代主旋律之外煢煢孑立、喃喃自語，只能被時代淘汰。只有永遠同人民在一起，藝術之樹才能常青。

作家賈平凹向記者透露，他手頭正在創作最新長篇小說 《秦嶺志》，預計明年完成，達30余萬字。再次把筆墨傾注在精神據點秦嶺，會不會感覺故事窮盡了？ 賈平凹用一口濃重的西北腔連說“不會”“不會”，他還記得幾年前寫小說《老生》時，有幾次寫不下去了，這令他苦惱不已，一旦寫作遇到阻滯，他就會去一趟秦嶺，拜訪當地的鄉親，串個門，聊聊天，新的靈感和素材往往又會冒了出來。在賈平凹看來，作家要始終建立對這個社會的新鮮感，“生活為源泉，這是最明白不過的道理。只有接受生活的浸染，提筆時才能寫出想要的東西。我幾乎跑遍了陜南重要的鄉鎮和村莊，這樣作家對當下時代發展的面貌才擁有一定的把握，作品與現實社會就有一種緊張感。小說有了張力，就不會差到哪里去”。

如果說秦嶺是賈平凹孜孜探索的創作母題，那么高密就是作家莫言的文學故鄉。“我的故鄉不僅跟我的成長有關，也跟我的文字密切相關。這里的泥塑、剪紙、茂腔等民間藝術和文化一直在伴隨我成長。”身著一襲對襟唐裝的莫言如是道來。可以說，高密不僅僅是莫言地理意義上的家鄉，更是他幾十年來在文學創作道路上苦心構筑的文學故鄉。這種對腳下土地的開墾，在作家眼里就是一種最自然不過的文化自信。

這也就不難理解，近些年莫言的小說創作幾乎從未離開高密，那是獨屬于他的文學王國，無論說敘事色彩飽滿的 《紅高粱》，還是充滿“貓腔”本土元素的《檀香刑》，都能看到莫言在這片充滿想象力的土地上樂此不疲地講中國故事，并向歷史縱深挖掘，向廣袤的中國鄉村延伸。

有評論家談到，這種延伸意味著作家在用中國人獨特的思想、情感、審美去創作屬于這個時代、又有鮮明中國風格的優秀作品。只有扎根于腳下這塊生于斯、長于斯的土地，文藝才能接住地氣、增加底氣、灌注生氣，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

提高閱讀生活的能力，在陰影中看取光明

那么，在中國大地上耕耘故事，面對撲面而來的紛繁素材、萬千個體的起伏人生時，創作者應怎么處理？ 代表們紛紛表示，作家不能做徘徊邊緣的觀望者、譏讒社會的抱怨者、無病呻吟的悲觀者，而應堅持用光明驅散黑暗、用真善美戰勝假惡丑，讓人們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夢想就在前方。

作家遲子建多年創作中傾心小人物，在她看來，寫普通大眾的生活不能局限于“小”，那樣容易陷在雞毛蒜皮中，而是要善于從生活微處哪怕是一顆塵埃中發掘美麗與遼闊。在創作《群山之巔》時，遲子建在小說中構造了被雪覆蓋著的群山巔峰上的小鎮，作家的視角跟隨著鎮上普通人一起穿行世像百態，屠夫辛七雜、精靈“小仙”安雪兒、法警安平等小人物，卑微又努力地活著。“小人物身上也有巍峨，即便人物經歷了悲歡起伏的命運，我也不愿意放棄從中提煉詩意。苦難中的詩意，是我眼里文學的桂冠。”在遲子建看來，好的作品是能長出皺紋的，這意味著對現實的真誠關切，需不斷提高閱讀生活的能力，在陰影中看取光明。

馬克思說：“人民歷來就是作家‘夠資格’和‘不夠資格’的唯一判斷者。”以為人民不懂得文藝，以為大眾是“下里巴人”，以為面向群眾創作不上檔次，這些觀念都是不正確的。人民不是抽象的符號，而是一個一個具體的人的集合，每個人都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愛恨、有夢想，都有內心的沖突和憂傷。因此，小說家也要用心去揣摩洞察千姿百態的真實人物，用文藝的力量溫暖人、鼓舞人、啟迪人。

賈平凹也注意到，如今有些小說在敘述上多采取火的效果，一味“抓眼球”，“火顯得熱烈、炙烤，不管是人還是獸，看到火都會有種本能的刺激，在刺激中有一種快感。但是筆下光著眼于表面熱鬧喧囂的東西，就會缺了溫度與筋骨”。畢竟，文藝要反映生活，但不能機械反映生活。在評論界看來，大量的生活素材是需要創作者加以裁剪和提純的。面對生活之樹，既要像小鳥一樣在每個枝丫上跳躍鳴叫，也要像雄鷹一樣從高空翱翔俯視。

(本報北京12月1日專電)